选举副总统大会进行的下午，交通系议员有50余人到万牲园参加周自齐出面邀请的游园会，没有工夫参加选举，这是摆明了的不合作。安福系在选举会中集中向交通系的头目梁士诒施加压力，梁士诒不得已只好写一个便条，交给刘恩格、杜持、王印川，让他们乘坐汽车到万牲园，想把这些游园的议员请回去投票，可是这些议员们却故作闲情逸致，拒绝离开万牲园。这时王揖唐也赶了来，他坐了一部大汽车，死拉活扯，才拉了八位议员。到天黑才聚集了两院议员88人，凑不齐法定人数。
议员们对投票冷淡的另一原因是因为看见报载，曹锟以10万元纳艺人刘喜奎为“篷室”，甚为寒心，认为一个刘喜奎要值50个议员的身价，因此都骂曹锟悭吝。可是曹锟也有他的道理，他想：你们选我来保你们的江山，还要我掏腰包，太不公平了。选徐世昌时，一切活动费是在借款项下开支；选我的运动费却要我在我的军费中开支，更不公道，何况我已汇过80万，不能再拿钱了。
10月9日选举副总统会流产后，又定10月16日继续选举。王揖唐知道旧交通系的拒绝合作与徐世昌的态度有关，于是他邀梁士诒一同去见徐，请徐表示一个明朗态度，可是被袁克定称之为“活曹操”的徐世昌说：“以我今天所处的地位，对于副总统应当速选、迟选以及选何人，都不便表示意见。”回手推了一个太极。假曹操大总统怎能让真曹操的后代当副总统坏了他的好事！
10月14日，周自齐又邀了一批议员到天津去玩，把自己在英租界马场道29号的私宅让出来作议员总招待所，另在四家天津着名的旅馆——利顺德、交通、惠中、海城分设四个招待所。议员们陆续到天津的，约有140余人，他们饮酒看花，征逐花草，及时行乐，意兴盎然。当他们兴尽后，才开了一次谈话会，准备联名推出促进南北和平，推迟副总统的选举两项建议。而交通系领袖梁士诒也在北平正式表示，如果选举北方人为副总统，则南北和平，遥遥无期。
10月15日在北京等得急不可耐的王揖唐派安福系“大将”议员克希克图偕同八名孔武有力的议员，乘坐专车到天津来绑议员的“票”。王揖唐从他在天津的私邸派出一批家丁，分乘八辆汽车开到天津的新火车站，等待肉票一到，就立刻押上开往北京的专车。
克希克图一行分乘四部汽车，先到四家招待议员住的旅馆中去找“逃兵”，可是四批都扑了个空，在四家旅馆中，竟然一个议员也没有找到。问旅馆中人可知他们去了哪里？旅馆中人都回答说不知道。于是四批人都集中在一块，克希克图再下命令，直奔英租界马场道29号周自齐私邸，结果也同样扑了个空。他们带着失望的心情漫无目的地在街上寻找，果然碰到一位议员在劝业场买东西，于是一把扭住他，软骗硬逼，终于打听出周自齐正带着全体议员在南市三不管地界的妓院里吃花酒，而这位不幸的议员因为怕太太，不敢进妓院，溜了出来在马路上漫游，不料被克希克图等抓到。
于是克希克图集中人马，直奔南市妓院，这些议员们正“倚红偎翠”，在温柔乡中享受，不料祸从天降。克希克图率领孔武有力的议员以及雄赳赳气昂昂的打手冲进妓院，这时已是15日深夜三点半钟，他们不问三七二十一，只说奉了王议长命，请各位上车，就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死拉活扯，被绑票的议员则乱嚷乱叫，天津警察误以为真的发生了绑票，喝令停车检查，直到押车的议员缴验议员证章，才让车子开行。
被绑票的议员们要求先回旅馆拿行李，也不被绑架的议员允许，一个个送上火车，火车已升火待发，议员们一上火车车就开了，可是因为黑夜漫漫，很多议员在火车站混乱中溜脱，有些议员到了北京车站，躲到厕所间不出来，仍乘原班火车回到天津。
10月16日，王揖唐又在北京派出汽车多辆，分途去抓议员到会投票，警察总监吴炳湘也派出武装警察在西城放哨，禁止议员离开会场。可是如此绑票和拉人，到会的议员仍然还是少得很，两院议员到者仅88人。这一次副总统选举仍然流产。
安福系还想对梁士诒施加压力，梁士诒有徐世昌做后台，根本不吃这一套，态度非常强硬，他表示如果安福系仍然强压和不择手段进行副总统的选举，他就辞了参议院议长以为杯葛。安福系不愿事情闹得太大，就去请示段祺瑞，段认为对曹竞选副总统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既然人力不能挽回，但求于心无愧，乃决定不再进行这种徒劳无功的选举。
安福系领袖王揖唐觉得自己很丢脸，就托病到汤山休养。曹锟煮熟的鸭子又飞了，也觉太扫兴。俗话说，许死人，想死人，段祺瑞把一个能当副总统的热火罐儿塞给曹锟，曹锟认认真真地把这个热火罐儿孵小鸡似的在自个儿的怀里足足揣了两年。如今，火罐儿凉了，美梦醒了，他也病了一场。
整个北洋政府都觉得太对不起“老实人”曹三哥了。徐世昌就任大总统时，曾下令授给曹锟一等大绶嘉禾章，曹锟予以拒绝。原来是总统府铨叙局出了差错，没有查明曹锟早已得过这种勋章。而要再颁一次。为了补救这次错误，徐就改授曹以九狮纽宝光金刀一柄，刀上嵌有钻石三颗，珍珠九颗，软钢制造，可以伸展自如。
曹锟颇为冷淡地接受了这一稀世珍宝，同时还表示，自己对名利已经淡漠，暗示皖系自己不再想做副总统，皖系也不要再用这一诱饵来诱惑和要挟他。
直系头子冯国璋代总统任期一年已满，理应卸职另选。段祺瑞皖系军阀的“合法倒冯”闹剧便又紧锣密鼓起来。大总统改选之前，段祺瑞为排斥冯国璋，操纵新国会的选举，派政客王揖唐组织安福俱乐部。不久，皖系一手经办的安福系议员为主体的新国会在北京开幕。安福国会以安福系的王揖唐、刘恩格为众议院正副议长，接近安福系的梁士诒、朱启钤为参议院正副议长。
冯国璋感到欲连任总统不可能，但他也不愿让段祺瑞登上总统宝座，便暗中唆使同党设法阻段。长江三督李纯、王占元、陈光远及吴佩孚，隐承冯意，一再通电主和斥战，南方政府通电支持。段祺瑞感到南方未平，而北洋派内部又如此分裂，若把冯国璋逼下台，岂肯甘休？于是他决定不谋下届总统职位。最后采取折中办法，让比较超脱的徐世昌出来任总统，冯、段两人愿一起下野。
冯、段同时下野了。段祺瑞名义上不做总理，当个参战督办，但照旧在幕后操纵政局。而冯国璋在与段祺瑞的斗法中彻底失败了，冯国璋为了殉“和平统一”的“道义”，在政治上一败涂地，最后只剩下了长江三督权充羽翼，安徽倪嗣冲、山东张怀芝、福建李厚基、陕西陈树藩、甘肃张广建、浙江卢永祥、湖南张敬尧等均完全倒向段祺瑞，直隶曹锟等也一度反冯而从段。但是，冯国璋对曹锟并未深责，他以直隶同乡的名义与之结纳，不久，冯回到老家河间，不再出山，随之病亡。
徐世昌上台之后，全国人民反对本国军阀混战，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浪潮日益高涨。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西方帝国主义把贪婪的目光又投射到中国。不久，美、英、法、意、日五国联合向中国提出南北和平统一的劝告，表面上希望中国迅速召开南北和议，结束国内战争，达到和平统一，实际上却是反对日本所竭力支持的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反对日本独霸中国。在这种形势下，由于西方帝国主义的支持，徐世昌的“和平统一”占了上风，暂时达到了表面的统一。这时段祺瑞迫于形势表面赞成和平，但私下里仍积极筹划“武力统一”。徐世昌虽然暂时得胜，但他只是一个赤手空拳的文人总统，北京政府仍然控制在段祺瑞的手中。新内阁总理钱能训虽然上台，但只是一个徒有虚名的挂牌总理，内阁原班人马未动，仍是段祺瑞的势力掌权。段祺瑞虽既不是总统，也不是总理，但他在政治上有安福国会为工具，军事上有参战督办官衔，掌握军事调动、指挥权，又有各省皖系军阀作他的强大后盾，同时还有自己亲自指挥的私人武装“参战军”3个师4个混成旅的兵力，这些足以使段祺瑞有恃无恐，并不把徐世昌这位新总统放在眼里。
段祺瑞对日大举外债，使全国人民愤怒不已。当时一战结束，巴黎和会上，外交的屈辱消息接踵而至，又无不与日本相关，因此“五四”运动将亲日的政府视为众矢之的。段祺瑞十分厌恶此类学生运动，主张严办。徐世昌则对学生的表现表示理解，对段祺瑞主张严办的请示采取了“拖”字诀，且支持外交代表团不在和约上签字。在政治上，段祺瑞又输了一笔。
段祺瑞主张严办学生，话说得很轻松，但是吴佩孚在湖南发出的通电，在他听来，却比学生的呐喊可怕多了。吴佩孚不仅是北洋系军事上的后起之秀，就政治上的清醒而言，也在北洋一枝独秀。他不仅大力搭救被捕学生，还给徐树铮等人拍电报，痛斥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卖国行径。他的电报抛出自己的政治理想，即取消《中日密约》、召开国民大会、反对签字和约、敦促南北和谈等。一时之间，国人视吴佩孚为民族救星，而在段祺瑞看来，吴却是不折不扣的叛徒。
段祺瑞的政治资本被吴佩孚骂掉许多，但他却不敢将吴佩孚如何。首先，吴佩孚身处前线，若激怒了他，只怕他会开关延敌；其次，吴佩孚和曹锟不分彼此，而曹锟近在肘腋，在天津的冯国璋与曹锟也暗通消息；最后，段祺瑞自己的左膀右臂靳云鹏和徐树铮之间有矛盾，徐树铮要惩罚吴佩孚，而曹锟的换帖兄弟靳云鹏却抛出“软化曹吴”的主张。因此，段祺瑞这样一个声色俱厉之人，却不得不对吴佩孚这个无名小辈忍气吞声，先是让靳云鹏取代龚心湛任国务总理，又一度想用湖南督军的职位来贿赂吴佩孚。不过话说回来，吴佩孚还是给他了三分薄面，毕竟没有骂到他本人！可是，倪嗣冲、张树元等仍强烈要求惩罚吴佩孚，他正在犹疑之间，不料吴佩孚竟然主动示好，拍电报恭贺靳云鹏荣任总理，于是大家在面子上扯平了。他知道嘴上功夫不算什么，要紧的还是实力，因此更加抓紧编练他的边防军。
冯国璋下台之后，曹锟便成为直系的显赫人物，他的举手投足将会对北京政府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不但段祺瑞拉拢他，就是新任总统徐世昌也不得不想方设法利用他。
冯国璋死后，曹锟被奉为直系首领，原来风云一时的长江三督也唯曹马首是瞻。曹锟之高踞直系首席，得力于他的爱将——北洋后起之秀吴佩孚。吴虽是一名师长，可是一举手一投足，一言一行都引起全国的注意。他在湖南，始而驱兵疾进，所向无敌，继而陈兵不战，通电主和。他能把握时局中心，善为运用，争取广大人民的同情与支持。由于他能做能唱，使南北军人对他都刮目相看。曹锟是他的嫡亲长官，这样一来，水涨船高，曹锟依靠部下吴佩孚的力量使自己成为直系名至实归的领袖。
曹锟自从副总统的美梦完全化为泡影之后，对段祺瑞的一切幻想也随之消失。他对段祺瑞的态度也变坏了。曹锟之所以与段祺瑞为敌有三个原因：一是曹锟驻扎保定，离北京太近，卧榻之畔岂容他人酣睡；二是曹锟的力量已足够对抗段祺瑞；三是曹锟身边那个诸葛亮式的人物吴佩孚，要贯彻自己的政治理想。
曹锟深切感到，段祺瑞仍然操纵北京政权，势力不断扩大，加之徐树铮总在对他的直隶地盘垂涎窥伺，几欲剥夺，势必造成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逐渐由暗中支持吴佩孚反对皖系变为直接出面交涉。1918年6月，段祺瑞的“参战军”更名为“边防军”之后，发展到3个师4个混成旅。徐树铮的西北筹边使做得有声有色，公然以“西北王”自居，想与“东北王”张作霖分庭抗礼，这就引起了张作霖的极大反感，而且是逼迫着张作霖去联合直系。曹锟和张作霖在北方的军阀中兵力最多，地位最高，实力最雄厚，不少军阀都要看他们的眼色行事。本来两人相互争雄，并不融洽，但段祺瑞在北洋派以外另建自己的武装，扩张野心，路人皆知，给曹、张带来一定压力。段祺瑞的亲信徐树铮，一向以专横跋扈着称，自有了边防军这支武装，更加有恃无恐，为所欲为。这个徐树铮，他曾杀害过直系的幕后军师陆建章，曾拉拢过张的部下孙烈臣，也曾着意勾引曹的爱将吴佩孚，在张作霖和曹锟心目中认为：“此人万万不可得志，此人若得志，吾辈将无噍类矣。”由于共同的利害关系，曹、张二人开始联合起来对付皖系。
1919年秋冬之际，在曹锟的暗中活动和串联之下，形成了直隶、江苏、湖北、江西四省和奉天、吉林、黑龙江东三省共计七省的反皖联盟。七省联盟得到徐世昌精神上的支持和鼓励。徐世昌在袁世凯在世时，就认定徐树铮是个可怕人物，这两位本家一直就没有相好过。有一件事可以证明，1919年9月间，曹、张两人竭力推戴靳云鹏组阁，靳也是段的亲信，但靳反对小徐，因此，靳不但得到曹、张的支持，也得到徐世昌的支持。
七省同盟开始时并不反对段，他们的口号是“清君侧”，就是反对段身边的徐树铮。他们希望段祺瑞能够接受忠言，“亲君子而远小人”。所谓“小人”就是指徐树铮。
而段祺瑞呢？他不能因外来的压力就摆脱徐树铮，政治结合有时很脆弱，有时也很坚硬，老段和小徐就是无法分开的，因为段的新“边防军”就是小徐一手建立，同时抓在小徐手中的，而皖系的安福国会也是小徐一手包办并加以控制的，如果去掉徐树铮，就是解除了自己的武装，置身于无权的地位，任直、奉两系的宰割。曹锟、张作霖的这套阴谋手法也是段祺瑞一贯采用的，如何能上当受骗？何况段祺瑞仍深信徐树铮对自己忠心耿耿，岂能“自毁长城”。段祺瑞毅然地拒绝了七省联盟的清君侧要求。于是局势就恶化到不可收拾，因为七省联盟的目的达不到，只好走极端，进一步准备实行“兵谏”计划。
直皖战争爆发前，曹锟这个老好人还一度想避免战争，可吴佩孚非打不可，他也无可奈何！
曹锟与吴佩孚一北一南互相呼应配合，准备与皖系决一雌雄。同时，积极拉拢奉系张作霖，共同对付段祺瑞。
七省联盟中充当倒段兵谏先锋的角色又落到吴佩孚头上。吴佩孚也不复作口舌之争，要做一个实际行动者，吴佩孚的第一步行动就是直接要求撤防班师，北上御日。吴在1919年秋天一再电请撤防北归，北京政府置之不理。段祺瑞知道吴佩孚是名将之具，在前线足以御敌，回北方则必然给自己造成威胁，于是任凭吴佩孚一而再、再而三地电请，他只管来个充耳不闻。但无论中央政府怎样，吴佩孚就是积极准备从湖南撤军北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