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４）消费结构调整的空间大。从居民消费结构看，虽然上海居民的吃、穿、用平均已达到较高水平，但住和行的消费偏低，消费者在这两方面的选择自由也受到限制，最终影响了与住和行相关的工业和服务业的市场化发展。总体而言，消费结构尚需伴随经济的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进行相应的、充分的调整。
２．上海居民知识消费趋势分析
（１）消费结构正在转型，消费热点彻底走出工业经济时代“新三件、老三件”的模式，服务消费保持强劲的增长态势。一项对北京、上海、广州三大城市５００多位城市居民的随机抽样调查显示，汽车、教育、旅游和住房继续被居民认定为消费热点。与此同时，被调查者表示依次可能会在住房、教育、汽车和旅游上进行大额消费。除了传统的住、行外，精神消费如教育、旅游正在成为上海居民新的消费亮点。
（２）知识消费不是白领阶层的特权。白领阶层确实是知识消费的重要消费群，他们追求精神生活，消费能力强。但目前知识消费已经融入寻常都市人家的生活，知识产品、知识服务并不是奢侈品，它们正在改变上海普通消费人群的生活方式。
（３）医疗、教育、娱乐是未来居民消费市场最具发展潜力的产业；随着收入的提高，消费个性化、个人理财顾问和法律顾问的兴盛已经成为城市居民消费发展的方向。
（第四节）知识服务业的发展依据
前面一节从实证角度探讨了知识消费趋势。本节希望从产业升级角度给出知识服务业存在的依据。
一、知识服务业是经济发展和劳动分工细化的结果
对产业升级的动因，西方正统经济学主要是从供给面和需求面来解释的。
着名经济学家Ｃ·克拉克认为，劳动力在产业间的配置主要受人均收入增长的影响，具体有两点：一是需求因素，二是效率因素。对前者，他说：“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很明显，对农产品的相对需求一直在下降，而对制造品的相对需求首先上升然后下降，而让位于服务业。”①他进一步指出：服务业所提供的产业，其受益对象不仅包括一般消费者，而且包括企业。若把为企业提供的服务考虑进来，服务业就会有很高的边际需求，其相对需求上升就是必然的。
效率差别也被克拉克认为是导致结构变动的一个重要因素。他认为：农业虽然没有像制造业那样呈现出劳动生产率的迅速上升，但除原始社会外，也显示了持续上升的势头。这种上升的生产率与持续下降的相对需求结合在一起，必将导致农业劳动力比例持续下降。关于制造业，它的每人每小时实际产品差不多总是比其他部门以更大比例增长，因此，制造业的一个静止的相对需求甚至需求增长，也会导致该部门就业劳动力比例的下降。至于服务业中劳动力份额持续上升的原因，那是因为对服务部门的社会需求比其生产效率增长得更快的缘故。
①柯林·克拉克．经济进步的条件［Ｍ］．１９５７年英文第三版，４９３～４９４着名产业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Ｈ·Ｂ·钱纳里都在克拉克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伴随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变化作了深入的研究。
从供给面来看，正统经济理论认为，把产业升级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联系起来的最重要的媒介变量，是技术创新的速度及其扩散速度。产业升级的发展效应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为技术创新的效应。
目前，经济学家们对产业升级动因问题的上述正统理论提出了许多疑问，其中比较有影响的理论分析当数制度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的学者认为，需求收入弹性是市场规模扩大的结果，而生产率在产业之间的差异，则应该归结为劳动分工程度的变化。仅仅用需求的收入弹性和生产率差异去解释产业升级的动因，不仅浮于表面，而且忽视了为获取贸易利益而在劳动分工方面所付出的代价，即忽视了交易费用随劳动分工的扩大所呈现出的指数化增长趋势。
第一，制度经济学认为，产业结构变迁的根本原因之一，是由于劳动分工和安排的变化，具体包括了职业专业化、机器生产与标准化等因素。
（１）各产业部门劳动力就业份额的变化，是职业专业化分工程度深化的结果。
职业的专业化，是一个受社会分工程度和市场因素影响的过程。经济越是欠发达，职业专业化的程度就越低；市场因素越弱，职业专业化越难。市场因素增强、市场规模扩大，社会分工程度就可能提高，不仅原先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的许多工作逐渐分离而专业化，而且可能因交易活动的频繁性和辐射范围的扩大，逐渐地扩大社会上专业性从事商业、运输等人员的规模和比例。
（２）机器化生产和标准化，是产业结构演变的基本力量之一。机械化生产是人类科学技术知识的物化，是促进社会生产力迅猛扩张和社会分工水平深化的主要动力之一。而标准化则是与机器化生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素，标准化在实现大批量和大规模生产、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率和品质等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３）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进入生产过程，使生产过程变得越来越迂回化和专业化，由此导致产业升级速度加快。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通过技术和现代化的设备，使得现代生产和服务部门的产业链拉长，相对于分工简单的时期，生产变得迂回化；另一方面，现代技术不仅使工作具有更高的效率，而且体现在较高水平的专业化分工中。因此，随着更高的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生产过程，产业升级的速度就会加快。
（４）生产和交易活动中降低监督费用的制度创新的难易程度，直接决定了产业结构演变的次序先后以及转换结构的程度。
第二，生产率的进步在工业部门比服务部门高这一支撑三次产业结构变化的理论假设，在实证研究中并未充分地被证明。如根据１９７５～１９８４年的统计资料，加拿大制造业的生产率每年平均增长１．５％，但服务业中的贸易、交通与公用事业的年平均增长率增长２．８％。相反，服务业在推动工业生产率的进步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关系从长期来看更为显着，因为工业生产率得以进步的推动体系都寓于服务业中，更得益于服务业中有效的医疗保险、文化科技教育等因素；各种有助于工业内部联系的服务因素，如运输、电讯、商业、银行、保险等，构成了工业企业组织正常运行的逻辑基础。因此，工业部门生产率上升较快，只不过是说明了产业部门间劳动分工程度的重要性，它是决定工业生产率上升的重要因素，而不能断言工业生产率进步更快，由此可知，解释服务业的发展对理解产业结构变化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第三，社会劳动分工的深化和泛化，必然导致生产者之间所交换的商品数目和规模的扩大，为此也会带来各种交易费用的直线上升。这种交易费用具体体现在生产者服务的服务业和政府服务业的巨大增长。无论是这些部门的就业人数还是增加值规模，都是如此。只要劳动分工的边际收益大于交易费用增长的边际损失，劳动分工的进一步细化就能促进生产率的增加。从历史分析来看，在工业发展早期，贸易和运输的就业人数和产值份额十分有限，其中相当大部分还是兼职的工人或农民承担的。在工业生产处于标准化阶段，大生产不仅引起了交通运输、通信、公用事业等服务业规模急剧扩大，形成了大量的辅助性服务的就业岗位，而且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诱导了服务业的增长：①大规模制造业的兴起，诱导了企业组织形式和金融市场的创新；②在大批量标准化生产和廉价商品消费增长中，贸易、金融、保险、房地产等就业领域急剧增加；③企业规模的扩大引起了企业中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大批专业管理人员进入企业的管理层，促进了相关企业服务业的兴起，如会计、法律、广告、研究开发等；④劳动分工越复杂，企业规模越大，交易活动就越频繁，供求平衡机制也就越脆弱。金融活动稳定性越重要，对交易活动的管理和仲裁就越有必要。
二、现代服务业的增长趋势反映了劳动分工演进的必然结果
即专业化劳动分工的发展，引进了交易费用的指数化扩张和知识生产部门的扩大，因此，服务业的增长基本表现为交易部门的增长和有关人力资本部门的增长。与人力资本、知识资本价值生产有关的服务部门的增长，则与现代经济中物质生产的水平基本取决于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投入有关。经济增长过程，从最初依赖于自然资源、劳动力，到依赖于物质资本，最后归结为依赖于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描绘出现代经济增长方式转移和工业化的基本阶段。现代经济发展的源头是如何更有效率地利用人类的知识之源——大脑。
由此可以推断，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劳动分工程度的进一步演进，将使有关的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产业成为一个经济系统中核心的产业，社会就业的分布和产值的分布，将进一步从其他交易领域转向该产业。综观整个服务业的研究历史，对知识服务业及与知识服务业有众多相似之处的深度知识含量经营（企业）服务业的研究存在很多争论，但多数观点认为两者的产生和发展动因是统一的，都可以归结为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或者是由于组织方式和垂直一体化（交易成本理论）。
着名产业组织理论学者ＧｅｏｒｇｅＳｔｉｇｌｅｒ认为劳动分工的动态性和范围经济的作用是新产业部门产生的主要原因。Ｃｏｆｆｅｙ和Ｂａｉｌｌｙ对深度知识含量经营（企业）服务业的外部化进行了分析，将其原因概括为：①内部的技术限制；②公司特征；③外部经济优势；④非标准化与不可预见之需求，尤其是在高技术变化很快或需求尚未标准化和不可预见之时；⑤组织战略；⑥避免风险和固定成本。这几个方面同样是知识服务业从服务业、更主要的是从原来的制造业中独立出来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