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之由来，始自祭祀。至西周时，新兴起一种德的观念融入礼中，增加了礼的实际内容。后孔子又在礼的基础上提出了“仁”的观念，要求礼以仁为本，进一步对贵族君子之礼进行规范和要求。因此，自周公、孔子以来，礼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道德教育的核心精神。
孔子提倡克己复礼，并从多方面阐述礼的功用，其中，“不学礼，无以立”便是从个人品质以及道德修养方面阐述了礼的功用。具体来说，身为人所必须的各种品德修养，无论是恪守诚信、践行慎独，还是安贫乐道、功成不居，都离不开礼之约束。
当然，孔子的这种观点也不是无的放矢。社会是由人组成的，而人不能不讲道德，没有道德的社会必然纷乱不堪。而且《礼记·寇义》早就说过，“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即把人与低等动物区分开的一个重要的标准，是道德。
由此可见，与其说孔子的人生哲学注重动机，不如说他更注重养成道德的品行，即说他是一个道德学教育家更为准确。
1.学礼知礼，乃立身之根本
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篇》
译文：
不学诗，就不懂得怎么说话；不学礼，就无法在社会上立身。
国学链接：孔鲤其人
孔鲤，（前532—前482年），享年50岁，字伯鱼，孔子的儿子。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周景王十三年，即鲁昭公九年（公元前533年），孔子19岁，娶宋人亓官氏之女为妻。一年后，妻子为孔子生下一子。孔子时任管理仓库的委吏，鲁昭公十分赏识他，所以派人送来一条大鲤鱼，以表贺意。孔子以国君亲自赐物为莫大的荣幸，因此为子取名为鲤，字伯鱼。后世孔氏子孙以此讳鲤鱼而称之为“红鱼”，祭祖时不用鲤鱼而用鲫花鱼。
孔鲤之子名孔伋，字子思。北宋徽宗年间，子思被追封为“沂水侯”。元朝文宗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又追封子思为“述圣公”，以后就称子思为“述圣”。现有孔门正统后代均为孔伋之后。
诸子之言：
“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这两句孔子名言截取自《论语·季氏篇》：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远其子也。”
陈亢是孔子的学生，有一天，他问孔子的儿子孔鲤：“你得到过你父亲特别的指点吗？”孔鲤说：“特别的指点没有。只不过有一天他一个人站在院子里，我走过去，他问我学诗了没有，我说没有，他说不学诗，就不懂得怎么说话。所以我就退下去学诗了。又有一天，他又一个人站在院子里，我走过去，他又问我学礼了没有，我说没有，于是他说不学礼，就无法在社会上立身，所以我便下去学礼了。私下里我只听过父亲这两项教训。”陈亢听了孔鲤的话很高兴：“我只问了一个问题，却得到了三个答案，要学诗，要学礼，而且还知道了老师是个真君子，即使对自己的儿子也没有偏私厚待。”
从这段陈亢与孔鲤的对话中，我们可以得出有关“礼”的两个不同层面的解释。第一层，孔子教导自己的儿子“不学礼，无以立”，直接点明了“礼”对一个人立身处世的重要性。第二层，孔子座下弟子三千，据史记载却只有孔鲤一个儿子。按常理来说，孔子私下里应该对孔鲤给予许多特别的教导，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孔子深谙君子应以“礼”行事，对弟子和儿子是一视同仁，绝无厚此薄彼的做法，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孔子重视“礼”，遵从“礼”的高尚品德。
延伸思辨：学礼知礼是立身处世的根本
中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古往今来，有关“礼”的记录和要求可谓数不胜数。左丘明说：“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荀子》曰：“不学礼无以立，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礼记》上说：“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
众所周知，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将“礼”摆在一个极其重要地位的思想家。他认为：“不知礼，无以立也。”也就是说，人不知道礼，就无以立足。比如说，父子情深，兄弟和睦，夫妻和顺，这是知礼之后对于家庭的好处；大臣守法，小臣清廉，官职有次序，君臣相互尊重，这是知礼之后对于国家的好处。也就是说，孔子此处所说的“立足”，不仅是立自己，也要立家庭，更要立于整个国家。由此可见，“学礼知礼”是一个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立身处世的根本。
精彩典故：
曾子避席
《孝经》中有一个经典的故事——“曾子避席”。曾子是孔子的弟子，有一次他在孔子身边侍坐，孔子问他：“以前的圣贤之王有至高无上的德行，精要奥妙的理论，用来教导天下之人，人们就能和睦相处，君王和臣下之间也没有不满，你知道这些德行和理论是什么吗？”曾子听了，知道老师孔子是要指点他最深刻的道理，于是立刻从坐着的席子上站起来，走到席子外面，恭恭敬敬地回道：“弟子还不够聪明，哪里能知道这些，还请老师把这些道理教给我。”
此处所说的“避席”，即为一种非常礼貌的行为。当曾子听到老师要向他传道授业时，他站起身来，走到席子外向老师请教，表示了他对老师的尊重。曾子懂礼貌的故事被后人传诵，成为大家学习的楷模，其中有一个人深得其道。
《西游记》中的唐僧，史上确有其人，法名为玄奘，俗名叫陈祎，生于隋末唐初。在玄奘的传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年八岁，父坐于几侧口授孝经。至‘曾子避席’忽整襟而起，问其故。对曰：‘曾子闻师命避席，吾今奉慈训，岂敢安坐。’父甚说，知其必成。”
陈祎8岁那一年，有一次和几位兄长一起听父亲向他们讲授《孝经》，父亲讲到了“曾子避席”这个典故。讲完这后，父亲问道：“这就是‘曾子避席’的故事，你们听明白了吗？”
几位兄长都连连称是。这时候，小陈祎却站了起来，整理好了衣襟，恭敬地对父亲说：“听明白了。”父亲见状，十分高兴，赞他日后必有所成。后来，陈祎出家，终成一代高僧。从这两个故事中可以看出，学礼知礼的风俗在我国由来已久。
梅程互让
1927年，《顺天时报》举办中国旦角名伶竞选活动，最终，梅兰芳、尚小楼、程硕秋、荀慧生被评为“四大名旦”。
在此之前，梅兰芳和程硕秋都已是名噪一时的京剧名伶，程硕秋比梅兰芳晚出道，曾受教于梅兰芳，所以一直尊梅兰芳为老师。
名列“四大名旦”之后，梅程二人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此后的十多年中，二人不时唱起对台戏，而且捧梅派与捧程派也在各大报章唇枪舌剑，相互攻击。但二人私下里却从未有过交恶，一直礼尚往来，互相尊敬。
抗战期间，梅程二人都罢演，以示爱国。
抗战即将胜利的1944年，有一次梅兰芳和程砚秋同时在上海演出。梅兰芳的演出地点在中国戏院，程砚秋的演出地点在天蟾舞台。从阵容来说，程砚秋的要强于梅兰芳；从年龄这个角度来说，程砚秋43岁，正值盛年，而梅兰芳已53岁。
程砚秋预感到此次对台对老师梅兰芳有诸多不利，便在演出前特别到梅府向老师致歉。梅兰芳却很大度地安慰程砚秋，让他放心去演，排除外界干扰而尽可能发挥出最好的状态。同时，为了提高程砚秋的声誉，梅兰芳还采取了如下办法：一是每天主动询问清楚程砚秋当晚演什么节目，若发现对方安排的节目与自己的相同，就主动改戏，绝不重复，避免影响程砚秋的观众数量；二是在演出票价上也尽量定得不超过程砚秋，以此显示程砚秋的价值和地位。
梅程二人互敬互重的故事被后人广为流传，成为佳话。
当代镜鉴：谦逊有礼，以德报怨
谦逊有礼，同样是现代人立身处世、构建良好人际关系所不可或缺的一种美德。一个谦逊有礼的人，总会赢得别人的尊重，让别人心悦诚服。同时，这样的人在办事的时候也往往能够事半功倍，马到成功。
而学礼知礼，要从小开始。
从牙牙学语时开始，大人就应该教导孩子见到长辈时要叫“爷爷”、“奶奶”、“叔叔”、“阿姨”，这便是学礼的开始。上学之后，老师更应该教会学生们要尊师爱长，友爱、礼让同学，这便是知礼懂礼的开始。从小养成了谦虚好礼的好品德，长大立足社会之后，我们就自然会懂得待人处世的一些章法，不会违规而行。同时，对身边的人也会有一个基本的判断：那些彬彬有礼、谦恭的人，我们会觉得他们品德高尚，有素质，修养高，自然乐于与他们相来往；而对于那些简单粗暴、蛮横无理的人，我们则会觉得他们品德不好，修养有限，自然不愿与之交往。
一个人的品德如何，一般都表现在他为人处世的方法上，而且也会对他的人生产生重大的影响。那些谦虚有礼、德行高尚的人，除了受人尊敬之外，在遇到困难时也常常能够逢凶化吉。这是因为他的以礼待人，已经为自己种下了善因，结下了善缘，遇到困难自然会有人出手相帮。而那些“无礼无德”之人，除了会遭到别人排斥以外，即使会有一时的人生辉煌，也终将作茧自缚，难成大器。从古至今，这是一条不变的真理。
与有礼之人相处很容易，而且我们还会自然受其教化，也变得谦虚有礼。那么，与那些无礼无德的人，我们又该如何相处呢？有人主张“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试想一下，如果以无礼对无礼，那我们岂不是也变成了无“礼”之人？对此，寒山与拾得两位大师为后世人指出了正确的方法。
唐代天台山国清寺隐僧寒山与拾得两位大师，是佛教史上著名的诗僧。《古尊宿语录》有这样一段记录：
寒山问曰：“世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恶我、骗我，该如何处之乎？”
拾得答曰：“只需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
意思是说，寒山问拾得：“如果世间有人无端的诽谤我、欺负我、侮辱我、耻笑我、轻视我、鄙贱我、厌恶我、欺骗我，我要怎么做才好呢？”
拾得回答说：“你不妨忍着他、谦让他、任由他、避开他、耐烦他、尊敬他、不要理会他，再过几年，你且看他。”两位大师的这段对话很好地体现了儒家“礼”学的精神，告诫我们：在待人时，绝对不能他不仁，我就不义，而应以礼敬之，以德报怨，消除各种怨恨，这样，既显出我们的品德高尚，又可以使人际关系更加和谐。
总之，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以“学礼知礼”为指向来完成个人品德的塑造，那么最终受益的不仅仅是我们自己，将是整个社会。
2.礼之根本：诚于中，信于外
唯天下之至诚，未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礼记·中庸》
译文：
只有天下极端真诚的人能充分发挥他的本性；能充分发挥他的本性，就能充分发挥众人的本性；能充分发挥众人的本性，就能充分发挥万物的本性；能充分发挥万物的本性，就可以帮助天地培育生命；能帮助天地培育生命，就可以与天地并列为三了。
国学链接：《中庸》简介
中国古代圣贤是中华文明辽阔天幕中最闪亮最灿烂的星星，他们崇高的道德修养和深邃的思想智慧堪为万世师表，他们创作的一大批经典著作经久不衰，成为文化发展史上的不朽丰碑，供后人瞻仰和学习。丛书摘取了以儒家学说为主的圣贤经典论著中最富影响和声名的章句，按照指导原则——人生态度——人际关系——工作方法——人身修养——自我追求这六个板块对其思想内涵进行了解释、挖掘和延伸，并辅以正反两方面的典故论证了其科学性和正确性。柳季不背信、梁国志教子、师旷论学、黄裳还珠、许衡不食无主梨、董狐直笔……
《中庸》原是《小戴礼记》中的一篇，作者为孔子后裔子思，后经秦代学者修改整理。至宋代，《中庸》被学人提到突出地位上，北宋大儒程颢、程颐极力尊崇《中庸》。南宋大儒朱熹又作《中庸章句》，并把《中庸》和《大学》、《论语》、《孟子》并列称为“四书”。宋、元以后，《中庸》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庸就是既不善也不恶的人的本性。从人性来讲，就是人性的本原，人的根本智慧本性。实质上用现代文字表述就是“临界点”，这就是难以把握的“中庸之道”。
而在中庸修身的学问中，“诚”乃其中最基本的原则和思想。物之始终，不诚不物，要达到儒家经典《中庸》上讲的“博厚”和“高明”的魅力境界，必先从内心的“诚”做起。也就是说，当一个人修养到“至诚”的境地后，就会成为一个品行高尚、讲信用而且大有作为的人。
诸子之言：
“诚”具体表现在人身上就是中“性”，符合“中庸之道”，是一个人道德品行的最理想境界。为了达到这个理想境界而修身养性，就能上通天道，下通万物，找到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最佳途径。所以，一个人只有先对自己真诚，才有可能在与人的交往中对别人真诚。
《论语·卫灵公》中有云：“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意思是说，假如一个人能够做到以合理的道义作为人生的根本原则，并且能够自觉地遵循礼仪规范，身体力行，言行表达谦逊适度，态度忠诚讲究信用，就可以被称为君子了。
这其中，儒家强调君子应该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追求道德的完善和心灵的净化，即君子当以“义”为质，“礼以行之”。但只做到这些还不够，要使君子的人格更完整、道德修养更高尚，还必须做到“信”。所谓“信”，就是为人要讲信用，即言行一致，恪守诺言。
“诚于中，信于外”，即做人先要真诚，然后还要讲信用，守道义，这正是儒家认为的君子立身处世的一个根本准则。
北宋著名哲学家、理学派开山鼻祖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曾这样说：“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意思是说，世间万物，每时每刻都在生生不息的变化当中，而在这其中只有人因获得了其中的精髓而变得有了灵气。这里所说的“秀”，即指纯粹至善的品质——“诚”。
清朝军事家、政治家、理学家曾国藩说自己身上有许多毛病，而这些毛病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自己不够诚信。他认为，天地万物之所以运行，国家之所以建立，圣贤的德业之所以可以光大、持久，皆因诚信在起作用。在写给贺长龄先生的书信中，曾国藩曾猛烈地抨击了当时社会中种种不诚信的现象。在他看来，“诚信”即“专心纯一”的意思。他认为，孔子是做到“至诚至信”的典范，因此称孔子为“诚神”。由此可见，《中庸》中的“诚信”思想在曾国藩的修身养性的过程中有重要的地位，而他的这种思想也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延伸思辨：礼不在于形式，而在于诚心
《论语·八佾》中记载：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林放请教孔子什么是礼的根本。孔子说：“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任何礼的施行，与其奢华，不如俭省。对丧礼而言，与其仪式完备，不如由衷哀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