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是孔子重要的管理思想之一。孔子不但主张“德治化管理”，强调通过道德的教化来提高人们的道德自律性，达到管理的有序化；同时，还主张必须要用“礼”的规范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使用一定程度的强制手段来实现社会管理的目标。
“礼”在古代有着重要的管理功能，如《周礼》中的大宰、小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等官职本身就是按“礼”的规定来设置并管理国家政务的。荀子更是重视“礼”的管理作用，他提出“隆礼重法”的管理原则，他指出：“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还说：“故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荀子认为，必须通过礼义的教化和法律强制的约束，才能达到对国家的治理。
在现代管理思想中，“礼”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管理者务必要“学礼知礼”，“立于礼”，继承和弘扬我国优秀的“礼”文化传统，发挥“礼”在现代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1.约之以礼：对下属要进行严格的约束和规范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
译文：
有子说：“礼的应用，以和顺为贵。以前圣明君主治国，都在这个方面做得很好，无论大事小事都按这一条原则去执行。但也有不能实行的，那就是只知道和顺可贵而一味地和顺，而不用礼法去制约，也是行不通的。”
国学链接：“礼”的作用
儒家认为，人人遵守符合其身份和地位的行为规范，便“礼达而分定”，达到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境地，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有别的理想社会秩序便可维持了，国家便可以长治久安了。反之，弃礼而不用，或不遵守符合身份、地位的行为规范，便将如周内史过所说的“礼不行则上下昏”，而儒家所倡导的理想社会和伦常便无法维持了，国家也就不可得而治了。因此儒家极端重视礼在治理国家上的作用，提出了礼治的口号。
诸子之言：
我国自古就重“礼”，古往今来，有关“礼”的记录和要求可谓数不胜数。左丘明说：“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荀子说：“不学礼无以立，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礼记》上说：“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颜元说：“国尚礼则国昌，家尚礼则家大，身有礼则身修，心有礼则心泰。”这些都是在强调“礼”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作用。
许慎《说文解字》称：“礼者，履也。”所谓履者，即言人之举动不出乎规矩。儒家的管理思想强调道德的内驱力、道德的自律与自觉，但同时也不忽视外在的约束机制，即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齐”就是约束，即用“礼”来约束人的行为，从而调和矛盾，达到管理的目的。
《荀子·王霸》对礼的重要作用做出了形象的比喻：“国无礼则不正。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既错之而人莫之能诬也。”意思是说，国家没有礼就不能够稳定。礼能够稳定国家，就好比秤能够衡量轻重，墨绳能划分曲直，圆规和曲尺能够画出方圆一样，按照礼的要求做出安排，就没有谁能弄虚作假了。
《孙子兵法》也说：“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意思是：只知道厚待士兵却指使不动他们，只知道溺爱却指挥不动他们，士兵违法乱纪却不能惩罚他们，这样的士兵就像宠坏的孩子一样，是不能用来作战的。作为管理者，不是不能有仁爱之心，而是不宜仁慈过度。如果当严不严、心慈手软、姑息迁就、失之于宽，乃至“不能使”、“不能令”、“不能治”，就不能称得上是称职的管理者了。所以，有人说“小大由之”，即无论大事小事，都要遵守礼的规定，没有了礼就一定会出问题。
延伸思辨：学会以情“制”人
规章制度必须要具有约束性，但是如果仅仅只重视规章制度的建设，而忽视人的因素和情感的因素就陷入了管理的片面性。
“情感管理”就是用感情来凝聚人、感召人、从而使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心心相印、荣辱与共，形成一个团结、富于向心力的战斗集体。“情感管理”实际上也是管理中“以人为本”的一种具体体现。因为人都是有感情的，人的感情和情绪对一项工作的成败甚至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管理者来说，就要想方设法在员工中培植起更多的“积极情感”，尽量避免在员工中产生过多的“消极情感”，从而利于工作的开展。
当许多管理者一味地强调制度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忽略情感的重要性。有时候，情感的威力远远大于冷冰冰的制度。只有在讲制度的同时，又给员工以关心和爱护，才能真正激发员工的工作激情。以制度约束为基础，以情感管理为辅助，这样的管理才是最符合人性的管理。
精彩典故：
周公制礼作乐
周公是儒家推崇的圣人，姬姓，名旦，为周文王第四子，因其采邑在周（在今陕西省岐山北），故称周公。
周公辅佐周武王伐纣灭殷，武王死后，又辅佐其子成王治理国家。史书载“周公制礼作乐”，就是指周公为了巩固周王朝的统治，加强对分封诸侯的控制，从政治及文化方面制定一套完整的典章制度。
周公依据周制，参酌殷礼，首先确立周王是上天的元子（长子），称“天子”，是天下的共主，是“大宗”，而和周王有叔伯、兄弟关系的同姓诸侯是“小宗”；接下来是异姓诸侯（和周王室大多有亲戚关系）等。天子、诸侯、大夫、士等，都有严格的等级区别。由这种有血缘关系的宗法制和级别严格的等级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君臣、父子、上下、尊卑、亲疏等礼仪制度。
此外，周公还制定了“吉、凶、军、宾、嘉”，即当时所谓的“五礼”，包括了有关祭祀、丧葬、军旅、盟会、朝觐、婚冠等典礼仪式，还有在社会中各种行为的准则等。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当时，不管举行祭祀活动，还是出兵征伐，都有隆重的仪式，其他典礼也有不同仪式，这些都要配以各种不同的乐舞，这就是“作乐”的内容。如周代“六舞”（又称“六乐”）中的《云门》、《大夏》等都可能经过周公的加工整理。
周公制礼作乐，对巩固周王朝发挥了重大作用。成王、康王（成王子）之时，天下安宁，四十年不用刑罚，史称“成康之治”；对后来王朝的统治者，也有深远的影响。
季氏藐视周礼
鲁国的卿大夫季平子在举行祭祖仪式的时候，排出了“八佾”，也就是八列舞队。季平子是鲁国先国君鲁桓公的后代，与当时的国君是本家。鲁桓公让自己的一个儿子继承国君的位子，封另外三个儿子为正卿，卿是仅次于国君的大贵族，人们习惯上称这三家为“三桓”。后来，三家的势力急剧膨胀，竟然超过了国君，其中尤以季氏的权势最盛。
按照周礼规定，祭祖时要表演舞乐，舞队排成列，每列8人。大夫一级祭祖，使用4列舞队，由32人组成；国君一级祭祖，使用6列舞队，由48人组成；天子祭祖，使用8列舞队，由64人组成。季氏属于大夫一级，只能用4列舞队，可季平子野心膨胀，居然动用天子礼仪。但他只有4列舞队，还缺少4列，于是就从国君的舞乐队中抽调来了4列。
这一天也是鲁国国君祭祖的日子，舞乐队被季平子抽走了，只好对付着举行了仪式。
对季氏藐视周礼的行为，孔子非常气愤，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意思是说，要是连这样的事都可以容忍，还有什么不能容忍！
孔子为什么如此愤慨？因为季平子藐视礼制，破坏名分。大夫、诸侯、天子是不同的等级，各有自己的名分，季平子是大夫，却不安于大夫的名分，擅自使用天子礼仪，这看上去不过是个祭祀形式问题，但反映出来的却是对社会秩序的颠覆。大夫不尊敬国君，国家就乱了；诸侯不尊敬天子，天下就乱了。鲁国日渐衰落的一个重大原因就是三家大贵族不守规矩，各自发展自己的势力，侵犯国君的权力，从而破坏国家的统一。
礼是社会各方面制度和社会成员道德规范的总称，要想使社会保持稳定，就必须遵守礼制。所以孔子主张“治理国家要依靠礼”。所有社会成员，无论贵族还是平民，无论父子还是兄弟，只要人人都能够按照礼制规定来生活，那么就不会出乱子。
当代镜鉴：管理需要严格规范的制度
有效的约束在现代管理中是十分必要的，因此，建立合理的、科学的、系统的、适用的规章制度是现代管理中不可缺少的。许多家族式的民营企业最后走向失败就是因为忽视了制度的重要作用，存在太多的人情管理。如果一个公司内部没有严格的制度，就等于忽视公平和效率，没有公平和效率，企业自然不能长久生存。
何谓管理？管为约束，无约束则无管理；理为疏理，与约束相辅相成。管理就是在约束、控制、制约的基础上，对被管理对象进行梳理并使之有序的行为。
常言说“无规矩不成方圆”，在古代管理中用“礼”来约束人的行为，今天现代管理的约束性是通过规章制度来实现的，任何管理都离不开制度的约束。所以，作为管理者应该对下属进行严格的约束和规范，做到“以礼节之”，也就是说，要将“制度约束”作为管理的基础和保障。
一个企业必须建立起一套科学完备的制度体系，使管理有章可循，运转有序，减少管理中的随意性和人情因素，避免出现指挥失灵的现象，增加管理的可预见性。
要保证制度的科学完备，管理者需要注意，制度的制定要具有广泛的认同性。尽可能地广泛征求员工的意见，在取得较为广泛的认同后再确定实施。因为这样形成的制度才会更加符合实际，更具效力。另外制度的制定还要讲究周密性。如果一项制度漏洞百出、不够具体细致，那么就形同虚设，难以在实际管理中进行操作，也就难以发挥效力。
最重要的是，执行制度要严格和一贯。制度一经形成就要具有严格的约束力，在制度面前要人人平等，只有这样一项制度才能长期有效。制度只要有一次被破坏，便会同蚁穴破大堤一样地垮掉。此外执行制度还要前后一致，力度均匀，持之以恒。如果有时严，有时松；有时执行，有时不执行，那么这项制度也不会为员工所重视。
总之，一个企业如果没有规章制度，员工的行为就会随心所欲，谈管理将是句空话。虽然企业管理相对于设备等硬件而言是软件。但是，软件却绝对不能软。管理要严格，是任何企业成功必不可少的条件。
2.恩威并行方能有效管理
赏善罚恶，恩威并行。——晋·陈寿《三国志·吴书·周鲂传》
译文：
奖赏善行和惩罚恶行要结合，恩惠和威严要并行。
国学链接：陈寿其人
陈寿（233—297年），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西晋史学家。在蜀汉时曾任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等职。当时，宦官黄皓专权，大臣都曲意附从。陈寿因为不肯屈从黄皓，所以屡遭遣黜。入晋以后，历任著作郎、长平太守、治书侍御史等职。280年，晋灭东吴，结束了分裂局面。陈寿当时四十八岁，开始撰写《三国志》。《三国志》是一部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纪传体断代史。其中，《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共六十五卷。记载了从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六十年的历史。
诸子之言：
施恩，有助于聚集人心。一个领导者施恩与否，通常会关系到下级的“人心向背”问题。《增广贤文·朱子家训》曰：“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受恩者通常会心存感激，这样，施恩能够获得更多的信赖，工作起来也就事半功倍。诸葛亮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是因为感念刘备的知遇之恩。
施恩的前提是管理者要宽容大度，“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面对下属的过错，管理者要能够包容。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孔子说，在上位却不能宽宏大量，行礼时不恭敬，这种人，我还有什么可看的呢？
《说文解字》：“威，畏也。”《孟子·公孙丑下》：“威天下不以兵革。”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无威令不行，犯规则必惩，不必顾忌太多。
恩和威这两者是相互联系的，两者缺一不可。只有恩而没有威就会导致下属的放纵。反之，只有威而没有恩会导致下属对管理者仅有敬畏之意而无信赖之情。所以，恩威并济方能有效管理。
延伸思辨：刚有余，柔更要足
在实际管理工作中，一些管理者常常是“刚有余，柔不足”。所谓的“刚”是指一些刚性的规矩、原则，如有违反，无论是普通员工还是干部都应一视同仁处理。这一点大多数管理者都能够做到，但是一些管理者不善于柔性管理，使管理流于片面化。所以，管理者除了强调刚性管理之外，还应花大力气于柔性管理上，这样才能激发员工潜能，促进员工的发展、成长。
柔性管理要求管理者首先要热爱员工。真诚的笑容，亲切的语言，关心员工的工作和生活等等，这些都是“爱员工”的表现。相信员工在管理者的爱心感召下，会更加努力地工作，更快地成长。
第二要赞扬员工，肯定员工的每一点改变、进步。优秀员工表扬他的善于思考、追求完美，中等的员工表扬他的踏实努力，后进员工表扬他的迎难而上不屈不挠，等等。相信每一个员工都有闪光点，不妨对他们多给与赞扬，再继而提出希望，鼓励他们进步。
第三要帮助员工，帮助每个员工发挥长处，取得进步。管理者通过细致观察全面了解每个员工的优缺点后，应努力为员工在工作中搭设平台，发挥长处。可以说管理者对员工的帮助是能改变员工的性格、甚至一生的，我们要为员工的成功创造条件，满足他们实现自我价值的精神需求。
最后要引导员工，引导员工胸怀理想，努力奋斗。管理者要与员工进行一对一交流，努力激发、引导员工树立理想目标，并转化成努力的内在动力，必要时管理者应给员工一些建议和指导。
精彩典故：
韩褒剿贼
西魏文帝时，韩褒被任命为北雍州刺史。北雍州境内多山，盗贼横行，当地百姓深受其苦。韩褒学识广博，为人沉稳，他一上任便微服私访，调查匪患的实情。结果令他大吃一惊的是，所谓匪患，其实都是当地的豪强。他们的势力十分庞大，互相勾结，而表面上却道貌岸然，掩人耳目。
韩褒初来乍到，顿感为难了。他召集部属说：
“没想到情况是这么复杂，弄不好剿匪不成，反生变乱。这些豪强不可小看，你们有何建议吗？”
有人说：“此地贼患已久，不如不要深究了。否则，只怕对大人的前途造成不利的影响啊。”
也有人主张严厉镇压，说：“自古朝廷和贼寇势不两立，岂容贼寇坐大？只要大人决心不减，出兵征讨，朝廷就不会输给贼寇。”
韩褒听了众人的意见，最后说：“我是朝廷命官，是决不能为了私利而放纵贼人的。但贼寇不可轻视，也要讲究谋略，轻易出兵未必胜。此事容我三思之后，再行定夺。”
韩褒闭门不出，苦思良策。这日，他的一位远方朋友前来探望他，韩褒对他说出了自己的忧虑。韩褒说：“我想一举将贼寇剿灭，又不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可以做到吗？”
他的朋友说：“你一向以君子自称，做任何事都不失去礼数。贼寇也是人，如能对他们先礼后兵，恩威并施，就不用大动干戈了。否则，如果大开杀戒，难保有冤死之鬼，这对你的名望有损啊！”
朋友的话启迪了他，于是韩褒对部属们说：“贼寇势大，用强乃为下策。我想对贼人先以礼相待，给他们改过的机会，如果实在不行再动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