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与中国的缘分，也有许多巧合的成分。
这位出生于一个基督教知识分子家庭的英国人，原本想成为一名外科医生，但入学后旋即发现外科医生就是“锯骨头”，太机械，不需要太多的智力，于是改学化学。他的专着《化学胚胎学》获得学术界肯定，41岁时即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本可以走上生化界学术泰斗的道路，却在正当壮年时来到了中国，转而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与医学。经过长时间的实地考察和思考着述，一个从未接受过史学科班训练的生物化学家，成为了中国科学技术史领域的权威，并和中国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命运的转折点发生在沈诗章、王应睐和鲁桂珍三位中国留学生来到李约瑟供职的剑桥大学留学之时。他既对鲁桂珍一见倾心（后来鲁成为李约瑟的助手、情人和晚年伴侣），也对中国文化一见倾心。于是，他开始在学生的帮助下学习汉语，研究中国科学文化。
李约瑟的学习能力惊人，他对中国文化的熟稔可以从他为自己取的中文名管窥一二——“Needham”之所以未音译为“倪”而取“李”，是出于对中国道教始祖李聃的一种敬意；“约瑟”来自其英文名字Joseph的音译；取字“丹耀”，“丹”是道家炼丹之结晶，他要把道家思想发扬光大，同时“丹”又与李聃同音；后来他又为自己取别号“十宿道人”“胜冗子”。
出于对社会主义的同情和与鲁桂珍的关系，李约瑟产生了反战的情绪，他在做研究的同时，也给英国的报刊写文章，到伦敦参加游行，并出版小册子，支持中国人的抗战。
1943年，李约瑟受英国政府的委派来到抗战中的中国。此后三年多的时间里，他出行十一次，行程五万公里，几乎踏遍了这个西方人眼中神秘国度的每一寸土地，积累了日后从事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丰富资料。
后来的研究表明，李约瑟的任务除了研究之外，还要协助从沦陷区逃往内地的学者们重建大学，给他们送去最急需的实验仪器、参考书和科学期刊，并肩负着改善英中关系的重任，以便日本投降后，英国能立即在中国乃至整个区域施加影响。
正因为如此，李约瑟与国共两党的关系不偏不倚。不过，他与共产党领导尤其是周恩来的接触甚密，还结识了包括郭沫若、竺可桢等在内的朋友，这都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他与共产党政权维持良好关系的保障。1964年，周恩来总理曾亲自指示要将《中国科学技术史》译成中文出版，并委托张友渔和宦乡负责落实，这成为中国科学院的重点项目。
1994年，李约瑟当选中科院首批外籍院士。一同当选的还有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陈省身等人。
不过，比起他的院士身份，更加广为人知的是他留下的“李约瑟难题”：“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剑桥大学的李约瑟博士，鲁桂珍博士，仍在从事巨着“中国科学史”的写作。巨着以浩瀚的史料、确凿的证据向世界表明：“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上曾起过从来没有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
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
李约瑟自己给出的答案包括：中国不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中国人太讲究实用，很多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人的第一追求。他还特别提出：中国人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
后来，许许多多的各学科学者又给出了他们不同的回答。对于中国来说，这个以外国友人身份提出的令人们深思的问题，或许是比李约瑟的皇皇巨着更加珍贵的礼物。时至今日，当人们慨叹中国的科研环境不利于创新时，依然有不少人会提起这道着名的李氏难题。
罗斯福之友
“此刻我的躯体和精神好像是分裂状态，我的躯体在飞机上，但我的精神却留在中国。”
从1939年开始，这个世界越来越不太平，不仅中国正遭受着日本全面侵略和内战风险的双重折磨，整个国际局势也发生着剧烈的变化——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二战全面爆发；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促使美国参战。
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下，单个的人——尤其是像这批最初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样以记者、医生、科学家等民间身份活动的人——越来越难在其中发挥具体的作用，起到可见的影响。
斯诺或许可以算作一个例外。这位在中国积累了丰富资源和阅历，并依靠一本《西行漫记》闻名世界的美国记者，在舞台上依然拥有一个不算太起眼的位置。
实际上，斯诺在1941年就离开了中国。在回到美国之前，他向世界报道的最后一件在中国发生的大事是皖南事变。在那一桩促使周恩来愤然写下“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事变中，国民党命令新四军撤到长江以北，并在1月6日附近围剿新四军，令共产党的武装力量损失惨重，军长叶挺被俘并遭囚禁，副军长被杀。
斯诺是第一个从共产党线人处了解到皖南事变的外国记者，也是第一批对外报道此事的记者。他称事变为“一月大屠杀”，这与国民党的说辞显然不同。
于是，皖南事变不仅给了国共合作以毁灭性的打击，也令国民党和斯诺之间本已非常不稳固的关系彻底破裂。在重庆政府眼中，斯诺这位曾经乘坐VIP火车包厢的座上宾已经坚定地站到了“敌对阵营”那边，甚至认为他是“共产国际的代理人”，将他彻底视为不受欢迎的人。
不过，斯诺的报道引发了国际舆论对国民党这一行动的批评和非难，客观上有助于遏制国共之间的进一步冲突。从这个角度来说，斯诺出色地履行了记者的职责。
但职业上的荣耀已经无法阻止他个人生活的危机。经年累月的工作令他心力交瘁，统一战线解体、“工合”运动迅速衰败的事实又给他的情绪造成很大打击。就在这个时期，他和海伦的婚姻也开始出现问题，而他的经济状况也颇为堪忧，银行存款只有不到两千美元。
回国成为理所当然的选择，此时距离他首次到达中国已经过去十三个年头。离开中国之前，一个必须告别的人是宋庆龄。宋力劝斯诺留下，在得知这已经不可能的时候，她对斯诺说：“你以后回来吧。我们算你是弟弟。你在美国不会开心。你属于中国。”
说斯诺属于中国而不是美国，固然是一种浪漫化的修辞，但也不乏道理。斯诺在飞机起飞不久也开始感到后悔：“此刻我的躯体和精神好像是分裂状态，我的躯体在飞机上，但我的精神却留在中国。”
实际上，离开中国后，斯诺并未就此失魂落魄，他主动表示要关注更为广泛的欧洲事务，抱怨“人们认为我属于远东”——为此，他曾奔赴欧洲二战前线采访，观察和思考世界局势。
同时，斯诺在中国的经历又令他成为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人士，这帮助他和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建立了良好关系。罗斯福曾经先后三次会见斯诺——联想到斯诺与毛泽东的数次会面便可以确定，斯诺无疑是那个年代全世界最重要的记者之一，也是能够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拥有一席之地的少数记者之一。
有学者认为，罗斯福是一个“斯诺迷”，曾深受《西行漫记》的影响。
有意思的是，斯诺最初对罗斯福的评价并不高，他认为这位战时总统在修补失败的美国资本主义时不是很成功，甚至还把总统看成战争的鼓吹者。不过后来，当他真正见到罗斯福并与之有深入交流之后，他改变了看法，认为总统能“领导我们取得胜利，获得理智的和平”。
斯诺与罗斯福的几次会面，谈话的主题大多围绕着中国局势和国共两党展开，斯诺既为总统的决策提供了许多情报信息，也对某些国家政策产生了切实的影响。
与斯诺第一次会面时，罗斯福问：“除了对中国（国民党）政府以外，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来帮助中国人民呢？”斯诺建议：直接向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提供援助和武器。
后来，罗斯福答应了斯诺所提出的支持中国“工合”运动的政策，并敦促蒋介石提供资助。到两人第三次会面时，罗斯福真的做出允诺，准备在对日战争的最后阶段，直接给中国共产党以援助。然而天公不凑巧，就在同斯诺谈话后不久，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总统突然去世，这项计划也随之被搁置起来。
尽管后来有人认为，罗斯福总统的对华政策存在失误——比如，他对蒋介石的认识肤浅，且过于天真地相信“共产党人和国民党的党员终究都是中国人，他们基本上是朋友，‘朋友之间总有商量的余地’”。但是，在当时的国内外政治环境下，做出百分之百英明的决断显然是不可能的。斯诺对罗斯福的尊重和信任，并非全是偶像式的崇拜——如上文曾提到的，斯诺不是这样的人。
罗斯福在佐治亚州的温泉突发脑溢血去世的那一天，斯诺和出版社贝内特·塞尔夫人在一起，得知消息之后，他们悲痛万分。那天还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斯诺和塞尔夫人一起打了一辆的士，司机对罗斯福发表了轻蔑的评论，斯诺便坚持叫司机停车，换车前行。
群众演员
“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
斯诺之所以能成为所有来华采访的记者中最重要、成就最大的一位，能成为罗斯福与毛泽东的朋友，不仅与他个人的努力有关，也不乏一些运气因素——当初共产党选择第一位进入根据地的外国记者时，放弃了史沫特莱，相中了斯诺，使他拥有了一战成名的机会；从1939年开始，国民党又对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长达五年的封锁，禁止任何外国记者进入，令大批记者失去了与共产党核心直接接触的机会，而在此之前斯诺已经去过那里两次，结交了许多共产党联系人。
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在1944年才终于被打破。在那五年里，变化的国际局势促使聚集在中国的外国记者越来越多，他们对延安的兴趣越来越大——中国战场已经成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但作战局面看上去并不乐观，许多人对国民党的正面战场越来越失望，他们急于了解共产党的抗日力量和敌后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真相。
“在过去五年当中，政府不许有一个新闻记者到那里去，我们都好几次递了申请书，请求允许参观共产党的区域，结果总是并不干脆拒绝的。我们中间的一个所得到的回答是‘慢些吧’，另一个是‘现在未便’，还有一个是‘情况未定’。”《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说。
越来越汹涌的信息渴求最终冲破了高高筑起的信息“防火墙”。在国际舆论的压力和美国政府的要求之下，国民政府的政策被迫松动。1944年2月16日，国民党发言人在例行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时，正式否认对解放区封锁的存在。外国记者立即抓住这个机会，联名直接向蒋介石提出申请书，蒋不得不答应组织中外记者访问延安。
最终，重庆政府组织的中外记者团包括6名外国记者、9名中国记者，以及国民党官方指派的2名领队和中宣部的4名“随员”。
可以想见，当局保守、封闭的新闻政策不会突然改变。即便允许中外记者奔赴西北，完全自由的采访也是不可能的，必须由政府主导组团，挑选人选并安排行程。在采访过程中，亦有贴身的监视。
“我们的正式关系尽管什么都是笑嘻嘻和客客气气，西安官吏却严密监视着并且记录着我们的一言一动。后来我们知道，人力车夫也是特派到迎宾馆的，他们总坚持着要求我们雇用。当我们拒绝坐车时，你走到那里他们就跟踪你到那里。我们婉辞抗议了，人力车夫立即不见，继之以便衣的人们，在迎宾馆的门外闲荡。如果我们在街上雇了一辆车，他们就骑了脚踏车跟随着。”福尔曼回忆在西安采访的情景说。
官方安排的采访内容亦有许多是“群众演员”的“表演”，比如安排人向外国记者诉说共产党的“罪行”。但显然，这种表演的安排还不够到位，很快就引起了外国记者们的怀疑，并最终揭穿了谎言。同样的闹剧后来又发生在对军阀阎锡山的采访中。
事实证明，在面对舆论对了解真相的诉求时，不保持开放包容的心态，不保证信息的自由流通，反而希望依靠谎言来蒙蔽外国记者们的眼睛，是新闻政策中的下下策。
对比之下，当记者团终于抵达延安时，共产党表现出的开放心态和对民主的重视迅速抓住了外国记者们的心。波兰记者爱泼斯坦代表外国记者发言说：“来到延安是很不容易的事，我们很快乐。因为延安之行可以帮助神圣的反法西斯工作。在同盟国国家的阵营里，不应该有任何一个地区被关闭起来，对于职业的新闻记者，也不应该有任何一个地区不让他们去看一看，因为他们是全世界人民的眼睛。”
爱泼斯坦后来成为这批记者中与新中国走得最近的一个，他不仅被称为，还在1957年加入了中国籍，成为了一名犹太裔中国人。当年，在爱泼斯坦帮助改写下，新华社在延安窑洞向世界播发了第一条英文电讯。在官方的宣传中，这条电讯的意义非同凡响：“从此，世界开始听到中国共产党的声音。”
显然，共产党抓住了这次难得的机会，将之视为一次极佳的外交机会。在1944年8月18日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伊斯雷尔·爱泼斯坦（1915-2005），生于波兰，犹太裔中国人，记者、作家，中共党员。
和各区党委发出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就有这样的句子：“这次外国记者、美军人员来我边区及敌后根据地，便是对我新民主中国有初步认识后有实际接触的开始。因此，我们不应该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成普通行为，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
在延安，毛泽东接见了这批中外记者，他在回答提问时留下了一段被传颂至今的发言：“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中国缺乏民主，是在座诸位所深知的。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
作为共产党领导人，毛的这段表态激动人心。后来有人评价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从重庆到延安的旅行，就像从地狱来到天堂。因为延安的一切看上去都秩序井然，人们正在实行民主，或者他们认为正在实行。而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确正在实行民主。共产党看来已经找到一种方法，能够开辟通往中国新时代的道路。”
美军来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