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监们没有家庭和后代，似乎完全依附于皇权生存，没有自己的独立利益，这一点很让皇帝们欣赏。五代十国时的南汉后主刘鋹甚至把有才能的臣子和新科进士都阉割了，他认为只有这样这些人才会无牵无挂地全心为他效忠。看来刘鋹不知道秦二世被赵高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命运，更不清楚盛唐自肃宗之后一百二十余年间太监们没事就搞一把逼宫弑帝的历史，尽管这段历史的终结离他的时代不过四十多年。当北宋名将潘美（就是《杨家将》里的那个大反派潘仁美）兵临国门时，满朝阉人的南汉政权一触即溃土崩瓦解。刘鋹选了十几艘船，满载金银财宝及嫔妃，准备逃亡入海。还没等他出发，宦官与卫兵们就盗取船舶逃走，刘鋹只好投降，当了北宋的恩赦侯。
中国民营企业有两种很有代表性的类型。一种是几个兄弟朋友凑成个小圈子起家，一边干一边学。业务扩大些需要进人了，就主要靠小圈子里的人介绍，亲戚带亲戚，朋友叫朋友，轻易不放心从外面公开招人，觉得管理没有人情关系的外人有说不清道不明的风险。另一种就是一个人说了算，不管业务成长到什么程度，企业高层就老板一个人，其他人最多就是中层负责人。发展到极致时，老板自己直接管理联系的下级和客户恨不能有上百人。
这些公司往往都不太喜欢用成文的形式来实施管理和沉淀经验，有点心得体会都是口传心授没什么定数，很喜欢讲假传一本书真传一句话的噱头。公司的账务公私不分，老板不给自己发工资，花钱就从公司账上支，买个房买个车也说不清是个人资产还是公司资产，反正都是一本账上进出。这些情况有其合理之处，毕竟发展初期的民企无论外部业务关系还是内部工作关系都比较简单，没有太大必要把精力用在整章建制上，使用界线清晰、严密制衡的管理体系对它们而言成本太高，多了很多不增值的束缚。
此时的民企和西周王庭很有几分相似：掌握的资源和开展的管理活动都不多；管理人员多出身于一个小集团；组织首脑人物的私人事务与组织本身的各类活动没有明确的界限。不过业务做大了，这些公司的问题也就来了，在需要设置分支机构或进行精细化管理的时候往往容易感到力不从心，遇到人才瓶颈、缺乏训练有素的管理干部是个很重要的原因。这就是组织需要完成的任务和所依靠的管理人员不匹配的问题。于是如何从外部引入、整合管理干部就成了企业自我超越的一道躲不开的门槛，就像皇权国家机器的发展必然要解决如何从民间精英吸纳文官体系成员一样。
有些民企期望用画饼和洗脑来解决这个问题，不停地为新员工描绘公司的伟大蓝图和员工个人的美好前景，并不停地向员工灌输各种口号、箴言、准则、信条之类的东西，颇有把企业当宗教办、把企业家当心灵导师和精神领袖扮的气势。不过员工很难成为企业家的教徒，不会认为无论幸福苦难都是企业的恩赐，更不会满怀感激地无条件接受，如果为他们描绘的个人美好前景总是不能兑现，那么员工们就会选择退出、消极怠工、专心经营小山头等对抗手段。
无论是通过精神还是肉体上的阉割，都不可能将组织成员变成驯服工具。成员们总是会有自己的需求与思考，组织如果不能妥善处理这些需求与思考，要么会随时面临难以预料的逆转巨变，像大魔神一样被自己的创建反制的风险。要么因为力量不足，只能无奈地看着目标像远方的地平线一样永远无法到达。
组织必须在内部给予成员明确的交易安排，适当保障成员们的需求，让他们为组织的付出得到合理的收益，才能让组织成员真正融入组织，形成合力。同时组织还须规范成员在组织内的行为，明确界定出组织内哪些领域不能使用交易思维，消除不必要的不确定性，以维护组织的秩序，坚定组织的方向。只有做好了这两点，组织才能发挥出协同效应，让组织的总体创造大于组织内个人创造之和。这样组织才能最终实现自己的目标。下面我们就具体说说这两点。
组织的对策：树立组织规范、完善信息运转、建立奖惩管控
适用交易的领域与不适用交易的领域是组织内相互依托、支撑的两个部分，如果只强化其中一个部分就会阴阳失调，让组织偏离方向，离目标越去越远。将两类领域界定清晰，并确立、坚持两类领域各自最佳运行准则，这是建立组织规范与秩序的核心。在适用交易的领域里，要提高与组织成员的交易成效，组织须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是建立高效的信息运转体系，让交易过程简化、固化、清晰化，提高交易效率。二是树立公平有力的奖惩标准，提高组织成员对交易结果的可预期性，鼓励交易意愿，借此增加组织最终获取的交易成果。因此，建立组织规范与秩序、建设信息运转体系、建设奖惩管控能力，是有效整合组织成员、增加组织合力、推动组织目标实现的三项关键工作。
建立组织规范与秩序
明朝嘉靖年间出过一桩很有名的历史事件：大礼仪案。嘉靖皇帝本是藩王长子，跟皇位没什么关系。但是正德皇帝猝死，没有儿子，于是大臣们把嘉靖帝过继给明孝宗弘治帝当儿子，也就是说嘉靖帝以正德皇帝的弟弟的身份继承了皇位。登上皇位后，嘉靖帝要为自己的藩王生父上尊号。大臣们主张按过继关系算，尊为皇叔即可，应把弘治帝尊为皇考，即皇父。但嘉靖帝要尊生父为皇考，尊弘治帝为皇伯父。大臣们死活不干，曾有二百多朝臣跪在紫禁城左顺门前力争，勃然大怒的嘉靖帝将134人下狱，当场廷杖打死16人，这就是大礼仪案。不过大臣们反对嘉靖帝尊生父的主流意见并未改变。
这件事被当时的西洋传教士视为奇谈，感觉中国人简直不可理喻。今天很多中国人读到这段历史也有同感，不就是皇帝想认生父而非关系疏远的伯父做父亲嘛，这不是人之常情嘛，怎么那些朝臣就这么多事呢？
其实大臣们是要维护明朝的皇权继承规则。中国人根据长期历史经验总结出一套皇权继承制度：传子不传弟、传嫡不传庶、传长不传贤，总的来说就是明确父终嫡长子及的唯血统论原则。这套原则首先避免了兄终弟及制度的常见难题，那就是最小的弟弟死后是大哥的儿子继位还是小弟弟的儿子继位？按道理应是大哥的儿子，那是下一辈兄终弟及的开始，但实际情况往往是小弟弟谋私让自己的儿子继位，春秋时期很多诸侯国的内乱就由此开始。传嫡不传庶、传长不传贤的原则排除了帝王的个人好恶、嫔妃的枕边风、皇子的政局经营等因素对皇权传递顺序的干扰。这套继承制度用血统出身将皇位继承权锁定在极少的几个人选上，并明确决定了皇位的继承顺序，最大限度减少了皇位传承的不确定性。齐桓公葵丘会盟诸侯时约定了六条盟约，其中三条说的是各国不要废黜太子、不要以妾为妻、不要让妇人参与政事，等于用一半篇幅来确立王位继承的原则，尽可能减少各种不确定性。由此可见，我们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最高政治权力的传承必须规则明确不变，这是对多场内乱的血泪总结。
皇位传递的明确性对皇权国家的稳定至关重要，在这件事上含混暧昧必将埋下内乱的祸根。如果在这件事上能够做交易，传位结果会因交易而随时改变，那上上下下就都会无心施政治理而忙于投机站队，这样的政局不可能造就长治久安，皇朝垂之久远便只能是个梦想了。嘉靖帝追尊生父当然可以理解，但这就意味着他的生父在孝宗弘治皇帝有子的情况下，以弘治帝弟弟的身份也能得到皇位。尽管这只是为死人争名头，但却在明朝皇权继承规则上打开一个兄终弟及的口子。此时明朝已经有过靖难之役、宁王之乱两次挑战皇权继承规则的血腥内乱。此外，为了避免女主干政，大臣们希望立一位成人君主，所以选择了嘉靖帝，这也部分损害了传子不传弟的原则，否则他们应该为正德皇帝找一位继子来当皇帝。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动摇明朝的皇权继承规则，会埋下什么祸根？恐怕谁也不能打包票说：不会有什么问题。对明朝长治久安的忧患意识，这才是大臣们拼命与皇帝相争的根本原因。
大臣们为什么能为老朱家的江山传承豁上自己的性命？这要归功于朱明皇朝在适用交易的领域里做得很出色。“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用三纲五常、程朱理学考出来的官员们大多还是在意食君之禄忠君之事的，国史立传与后人尊崇的激励更让他们在乎老朱家能不能坐稳江山。于是随便翻翻《明史》，我们就能看到铁铉、杨涟、左光斗、史可法等无数忠臣不惜为国家舍生取义，三百余年后仍令人景仰不已。以功名换忠诚，这就是朱明皇朝的成功交易。
耶律阿保机、成吉思汗在自己军功辉煌、自立为君主的时候分别推行了斡鲁朵制度、怯薛制度。此前他们的民族习惯是各部族头领带领部属自行其是，而这些新制度则帮助他们把各部族上层分子编入自己的亲卫军，而将普通部民编入行政、生产、军事三统一的新体制中实施直接统治。新制度使他们能够跳过那些头领直接和普通将士进行交易，也就是用战利酬劳换取将士的尽忠王事，这令他们建立起对整个民族的政治控制。出身下层的英勇善战者因此有了更多出人头地的机会，他们的军队也就更具战斗力。
在适用交易领域里的成功帮助这二人获取了更大的军事胜利，并最终打造出强大的草原帝国。正是有了在划定交易领域、明确交易规则上的成功，他们才与历史上诸多豪横的草原酋领有了本质区别。那些酋领不管多么英雄善战，终归不过是多杀点人、多抢点东西，极有可能很难看地死去，然后迅速地被彻底遗忘。而他们一时拼凑起来的部族同盟也会迅速分裂，整个民族只能继续在无尽的内讧中挣扎。
然而在最高权力继承制度上两人的选择不同。阿保机称帝后彻底废除了汗位的部落世选制，学习中原王朝的制度，确立了父终子及、皇帝自立储君的皇位世袭原则，从而保障了辽此后的稳定与统一。而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征服者成吉思汗则未对忽里勒台制度（大汗身故后，贵族与将领集会推选产生新大汗的制度，部落世选制的一种）做出调整。蒙古帝国第四任大汗蒙哥在重庆钓鱼城下中炮去世后，阿里不哥和忽必烈分别在哈拉和林、中原开平拉拢亲近势力召集忽里勒台大会，均自立为大汗，造成蒙古分裂。虽然忽必烈在内战中取得了对阿里不哥的最后胜利，建立了元朝，但由于违背大汗选举传统等原因，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不承认忽必烈的汗位。这几大汗国脱离了蒙古本部的统治，不但断绝了与元朝的来往，还时不时兵戎相见。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大帝国从此不复存在，除了忽必烈对南宋的征服外，蒙古人的对外扩张浪潮因分裂就此基本停歇，世界历史幸而得以改写。
成吉思汗梦想让全世界能长青草的地方都成为蒙古人的牧场，却未能建立不被政治交易左右的最高权力传承规则。因此，蒙古终究未能转型为大一统的皇权国家，散布在欧亚各地的蒙古人终归没有稳固统一的组织，最后都湮没在曾经的被征服者中。从部族联盟向帝国体制组织转化中，蒙古人没有成功界定出组织内不适用交易的领域，更未能在该领域内建立相应的合适规范与秩序。究竟谁坐大汗宝座受到政治交易的太多左右，最后把这宝座搞没了。虽然靠与普通将士的成功交易，蒙古大帝国拥有了史上最骇人的武力，但由于非交易领域内的失败，这个大帝国只能昙花一现。
有家国有大型证券经纪公司，早期用诸侯分封的方式在各地设立了不少分公司，放手让分公司的老总去拉客户抢市场。亲手开创公司的董事长是学者型的副部级领导，也是中国资本市场的缔造者之一，在业界和公司内威望都很高。他总觉得放权太多不妥，想以风险管理为切入口推行更集权的管理体系。然而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一位分公司老总越权授信，被客户欺诈了3000万元。董事长觉得钱还有追回来的可能，但要是撤换这位分公司老总，那么后继者肯定不会尽心去补前任的窟窿，所以他留任了这位老总。这位老总留任后辛苦了几年，终于想尽各种办法把大部分损失追了回来，然后觉得公司应该对自己有所奖励。此时董事长进退两难，不奖励似乎有卸磨杀驴之嫌，奖励又觉得实在是很别扭。
其实真正别扭的不在这点奖励该不该发，而是当初3000万元和风险控制之间的选择。如果董事长当年毅然选择舍3000万元取风险控制，他们很有可能因首先抓内控治理而在诸多作风粗放的经纪公司里领跑。然而时不我待，在追款的几年中，风险控制不敌3000万元的信号让各地分公司老总成了真正的诸侯，董事长在他们的讨价还价中指挥不动了。而其他经纪公司并未原地踏步，各自择机推进了风险控制体制，与这家经纪公司比肩的同业对手不但没少，反而还多了好几家。很可惜，行业的开创者最终没有成为市场的领导者。
在企业里风险控制、授权边界就是最不能谈交易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没有铁的纪律和秩序，再大的机构都有可能轰然倒地。中航油的陈久霖事件，以及被越权交易员搞垮的巴林银行，这些都是血的教训。只有为不可交易的领域划定雷区红线，员工才能省下不必要的心思，努力在正确的事情上做对，真正做好与企业的交易，企业也才能朝正确的方向前进。
建设信息运转系统
“唯殷先人，有典有册。”胜利的周人对手下败将的推崇从一个侧面说明组织越发达，信息的流转与记录就越重要，就像动物越进化，神经刺激与反应越重要一样。发达的信息系统是组织判断自己所有活动成效的基础，也是监控与组织成员间交易行为的基础。有了及时充分的信息，组织才能知道是否通过与成员的交易达成了预期的效果，才能做有效的监控与干预，才能剔除不必要的工作，最终使交易安排简单、清晰、高效，更有力地支持组织目标的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