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一年春开始，爱伦堡作为苏联报纸记者，长期住在国外。二十年代初，他住在柏林，为《俄罗斯图书》和《新俄罗斯图书》撰写一些评论俄罗斯当代艺术和诗歌的论文，并于一九二二年出版了《俄国诗人画像》和《毕竟还是在转圈子》两本论文集。在这些论著中，爱伦堡宣传结构主义的艺术思想，主张艺术家应该脱离生活而独立。他认为，诗歌是诗人的“自我表现”，是纯粹属于个人的东西：“我吟咏诗，这些诗是我的。”他提出，要用建筑美、机器美、桥梁美来代替艺术作品的美。他甚至把人和技术对立起来，提出了所谓“钟表和人何者更为宝贵？”这样荒诞的问题。一九二二年，爱伦堡发表了哲理性讽刺长篇小说《胡里奥·胡列尼多及其门徒奇遇记》（以下简称《奇遇记》）。当时，他客居在离法国边境不远的比利时的一个海滨小镇里亚潘。他住在一间窗户开向大海的小屋子里，从清晨直到深夜不停地工作着。在一个月的时间内，爱伦堡便写完了《奇遇记》，速度之快就好像有人在口授而他只是笔录一样。爱伦堡后来回忆说：“有时手写累了，我就到海滨散步。狂暴的海风吹翻了咖啡馆空旷的露台上的椅子。海似乎是毫不妥协的。这种景色很适合我的心境，我觉得我不是拿着笔在纸上写字，而是端着刺刀去冲锋。
《奇遇记》描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革命时期欧洲和俄国的复杂的生活；谴责了形形色色的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揭露了战争，揭露了那些战争犯子的残酷、贪婪和伪善；讽刺了那些为军队祝福的牧师的假仁假义，那些讨论“人道的杀人方法”的和平主义者以及企图为骇人听闻的流血辩护的“社会主义者”。这种谴责战争的基调，在他后来的著名长篇小说《巴黎的陷落》里得到了更充分、更深刻的发挥。据克鲁普斯卡娅回忆，列宁在读完《奇遇记》后，高兴地对她说：“这个，你知道，就是蓬头鬼伊里亚（爱伦堡的绰号）。他写得不错。”这部作品曾长时间受到苏联评论界的批评。爱伦堡对此一直不服。《奇遇记》是爱伦堡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艺术上说，它都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陷。这部作品体现了爱伦堡在二十年代初的复杂矛盾的思想，如：否定个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人受到社会的压迫和摧残；世界是一片混乱，帝国主义战争是乱糟糟的事变，是一个张开了大口的深渊；革命社会的铁的纪律、作为它的基础的意志和思想逻辑，都是对人、对人们的爱、欢乐、感情生活的毫无道理的生硬的束缚。在小说中，教师胡里奥·胡列尼多本来是正面主人公，作者却把他写成一个怀疑主义者。小说对欧洲人民的描写也极为软弱无力。从艺术上说，书中有许多多余的情节，没有经过加工和提炼，语言虽然朴素，但有时显得生硬而笨拙。反映在《奇遇记》里的思想矛盾，在他这一时期所写的另一些作品中，则变为革命义务与个人情感的冲突、人与社会的对立了。如《尼古拉·库尔波夫的一生和毁灭》（1923）、《让娜·涅依的爱情》（1924）等。
这一时期，爱伦堡在创作上进行了一些探索，并有所突破。在《十三枝烟斗》（1923）《德·叶·托辣斯或欧洲灭亡史》（1923）等作品中，爱伦堡加强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道德的批判，加强了对资产阶级文化的内在矛盾的分析，并开始注意表现正面劳动者的形象。
新的起点
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是爱伦堡思想上发生新的变化，创作上出现新的起点的阶段。从二十年代中期起，爱伦堡曾多次回国考察，感受到苏维埃政权在广大人民心中的崇高的威信，体验了苏联人民建设新生活的革命热情，因而创作出像《损公利己者》（1925）、《在普罗多奇内胡同》等反映苏维埃现实生活的小说，肯定了革命的伟大力量，成功地塑造了一些反面人物的讽刺形象。但是，在这些作品中，还看不到强有力的正面英雄形象。
一九三一年，爱伦堡在西欧各国旅游，目睹了法西斯主义的猖狂活动。他在思想上受到很大震动，认识到只要法西斯势力存在一天，革命阵营和反革命阵营的斗争终不可免。这就是活生生的现实。从而使他从固执的和平主义的幻想中解脱出来。一九三二年回国后，他访问了莫斯科——顿巴斯铁路和库兹涅茨克等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工地，亲眼看到了祖国工业建设欣欣向荣的景象，看到了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火热生活，受到极大鼓舞，增强了对苏维埃国家前途的信心。这对他的思想发展具有很大影响。他的创作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他在这个时期写的长篇小说《第二天》（1933）和中篇小说《一气干到底》（1935）里，第一次以苏联社会现实为题材，以建设工地和北部伐木场为背景，描写了苏联人民在艰苦的条件下改造大自然的斗争场面，展现了他们忘我劳动、一心为集体的精神面貌。从三十年代起，爱伦堡的创作思想开始转向现实主义方面来。在一九三四年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爱伦堡谈到艺术同生活的密切联系，艺术在政治生活和教育人方面的积极作用，并表示赞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
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九年，爱伦堡作为《消息报》记者多次到西班牙访问，并于一九三五年和一九三七年作为苏联的反法西斯作家的代表两度出席国际保卫文化大会。在这期间，他发表了许多关于法西斯的特写、散文、小说和诗歌。如长篇小说《人需要什么》（1937）、短篇小说集《停战以外》（1937）、诗集《忠诚》（1941），表现了他的反法西斯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思想。在《我们的口粮》、《我的巴黎》、《西班牙》等特写中，爱伦堡比较真实地描绘了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困苦生活。
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爱伦堡当时正在法国巴黎，他亲眼目击了巴黎在法西斯铁蹄下的沦陷，并以此为题材写了长篇小说《巴黎的陷落》（1941）。在这部小说中，他试图探究法国被德国法西斯侵略者战败的所谓“法兰西悲剧”的政治、历史、道德的原因。他在《在第一天》（1941年）这篇文章中指出：“我看到了巴黎的沦陷。它的沦陷不是由于德国人不可战胜。它之所以沦陷，是因为变节和胆怯毁掉了法兰西……”后来，他又以战争为题材创作了《暴风雨》（1947）和《九级浪》（1952）。这三部作品具有一致的思想倾向和艺术倾向，构成了“战争三部曲”，真实地再现了一九三五年——一九五一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欧洲和苏联的广阔历史画面。其中，《巴黎的陷落》和《暴风雨》分别获得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四八年的斯大林奖金。
一九四一年希特勒军队入侵苏联，开始了苏联人民的卫国战争。在反法西斯战争期间，爱伦堡以记者身份到过前线许多地方。一九四一年八月，他到了勃良斯克附近的前线阵地，随后又来到了莫斯科城下保卫战的苏联红军中。在那些战斗十分艰苦的日子里，他到过基辅、戈梅尔、勒热夫；他曾随先头部队首先进入明斯克、波罗金诺；他亲眼目击了在维尔纽斯进行的巷战。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他的身影活动在德国的许多地区，直到最终攻克了柏林。在战争期间，爱伦堡以锋利的笔触，写了大量内容丰富、立意深刻、富有文采的战地评论和通讯。爱伦堡几乎每天都在报纸（《真理报》、《消息报》、《红星报》及《前线军报》）上发表政论文章和特写，揭露法西斯侵略者的罪行，歌颂人民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呼吁世界各国人民奋起斗争，鼓舞他们必胜的信念。这些热情而又论述精辟的政论在苏联和世界各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也使爱伦堡赢得了世界声誉。它们后来收在以《战争》（1941—1944）为总标题的三部政论集子里。加里宁同志曾讲过，“爱伦堡的文章在我们的鼓动文学中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爱伦堡是在跟德国人进行肉搏战，他对敌人左右开弓。”一九八二年我国新华出版社出版了戈宝权等同志翻译的《爱伦堡政论通讯集》，其中很多文章就是这个期间写的政论、通讯和报告文学。
一九四九年四月，爱伦堡出席了在巴黎举行的保卫和平大会。他在大会上慷慨陈词，表达了苏联人民热爱和平的强烈愿望：“我们是不可战胜的，因为我们拥有比一切原子弹更强大的武器——人的觉悟。和平对于我们是宝贵的，因此我们珍爱它。我们珍爱和平并非因为我们软弱可欺，而是因为我们是热爱和平的，而我们热爱和平，正是因为我们强大有力”。可以说，坚信人民的觉悟和先进思想的巨大力量，坚信人民为争取自身幸福而斗争必将获胜——这些就构成了爱伦堡这一时期在文学创作和社会活动中的主旋律。战争使爱伦堡在思想和创作上成熟了。
“解冻文学”
一九四○年六月巴黎陷落以后，爱伦堡结束了长期的驻外记者的生涯，重新回到祖国。卫国战争胜利后，爱伦堡在从事创作的同时，积极参加社会政治活动。他被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委员、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金委员会委员，并以著名作家和社会活动家身份，到欧美各国参观访问。但就在这一时期，爱伦堡的政治观点和文艺思想发生了剧烈变化。
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斯大林逝世前后起，苏联国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开始发生剧烈变化。一九四八年苏共中央发布了一系列关于文艺问题的决议和讲话；一九五二年在苏共第十九次党代会上，马林科夫和法捷耶夫都就文学的典型问题作了发言；随后，《真理报》和《文学报》都发表了专论，批评了过去创作中的“无冲突论”。而至一九五六年二月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国内的形势则急转直下，这在苏联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都有强烈的反映，在文学艺术领域内反映得尤为突出。这个时期，苏联文学界各种不同的文艺思潮蜂拥而起，有关文学作品和文艺问题的争论连绵不断，有的争论和批判规模很大，思想斗争十分激烈和复杂。
在苏联文学界的这场争论和思想斗争中，爱伦堡非常活跃，而且参与“发难”最早。早在一九四八年，他就写了一篇《谈作家的工作》的长篇论文，全面而系统地提出了与当时苏联传统的文艺观点截然相反的文艺主张，但当时他感到不合时宜，一直犹豫不决，未敢公开发表。直到一九五三年十月，这篇论文才在《旗》杂志上发表出来。据当时苏联报纸报道，苏联文艺界许多人不同意爱伦堡的这些观点，《旗》杂志也声称要发表一些文章同他进行辩论，但是后来这些文章未见发表。
一九五四年五月，爱伦堡在《旗》上发表了他的中篇小说《解冻》第一部，轰动了苏联社会。不久，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在各国出版的机关刊物《国际展望·和平月刊》上先后翻译连载了这部小说。于是，在国外又引起了普遍注意。西方评论界十分欣赏这部小说，称它为苏联“解冻文学”的先声。在他们看来，这部小说的发表是苏联文学发展的划时代的标志，因此，他们常常用“解冻”来说明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苏联文学中的自由化思潮。
当时，苏联国内文艺界和广大读者对这部小说发表了各种评论和意见，毁誉兼有，褒贬不一。有的指责它诽谤现实，有的赞扬它“给一个重大题材打开了大门”。一九五四年七月十七日、二十日的《文学报》连续发表了西蒙诺夫的长篇文章《爱伦堡的新的中篇小说》，对小说提出尖锐的批评，认为小说对苏联生活，特别是文艺界的生活作了歪曲的描写。爱伦堡不服，紧接着在同年八月三日的《文学报》上发表了《关于康·四蒙诺夫的一篇文章》，反驳了对他的批评，并借用西蒙诺夫批评他的活，说西蒙诺夫的文章对“我们的文学来说，是一个令人痛心的失败”。
以《解冻》发表为标志，被西方称为“解冻文学”时期的作品从此源源不断地出现，如：柯涅楚克的剧本《翅膀》、佐林的剧本《客人》、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杜金采夫的《不是单靠面包》，特瓦尔托夫斯基的长诗《华西里·焦尔金游地府》，尼古拉耶娃的《前进中的战斗》，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叶甫图申科的诗歌《斯大林的继承者们》等等。不过，苏联文学界一直不承认“解冻文学”这个说法。西方评论界的说法也不尽相同。就我们的理解，“解冻”思潮主要指斯大林逝世后十年中，特别是五十年代中期那些揭露苏联社会阴暗面，反斯大林化，要求创作自由，向西方靠拢的趋向。这里所说的反斯大林化，不单是指反对斯大林的错误，而是把斯大林的名字与苏联的社会主义相提并论。
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以后，爱伦堡又发表了《解冻》第二部，一九五九年出版了一本《诗歌集》。在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八年间，爱伦堡几乎连年不断地写作和发表了一系列文艺论文，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必要的解释》、《司汤达的教训》、《玛林娜·茨维塔耶娃诗集》、《拉维亚·罗马故事》等。他在这些论文中对文艺和社会某些现象提出了不同看法，这在苏联文学界又一次引起了争论并受到批评。爱伦堡或者进行反批评，或者置之不理，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一九五九年，《文学与生活》报以《艺术的规律》为题，发表了爱伦堡与该报记者的谈话。这篇文章的思想与他过去的《谈作家的工作》一文中的论点大体一致，因而又引起了一场争论。爱伦堡还是不服，再次写文章反驳并再次为《解冻》辩解。
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五年，爱伦堡写作并陆续发表了内容庞杂的长篇回忆录《人，岁月，生活》（共六部）。在回忆录一开始，爱伦堡就谈到了他写作本书的宗旨：“我将叙述各自独立的人物，各个不相同的年代，间杂以某些未能淡忘的旧日的思虑。看来，这将是一本写自己多于写时代的书。当然，我将谈到许多我认识的人，——政治活动家、作家、艺术家、幻想家、冒险家；他们之中的某些人的名字是人们所共知的，但我不是不偏不倚的编年史的编者，所以这只是做肖像画的尝试。而且那些事件，不论是大事还是小事，我也试着不去按照历史的顺序叙述，而是结合着我的渺小的一生，结合着我今天的思想来叙述”。在这部回忆录中，作者对一九○五年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六十余年的时代生活，对俄国、法国、西班牙、美国、印度、中国等许多国家的事件和生活，以及他所说的“政治家、作家、幻想家、冒险家”作了描写和主观上的评价。书中对一些文学家和艺术家的描写十分生动，而且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是，爱伦堡在书中对斯大林、马雅可夫斯基等历史人物，甚至对中国，都进行了随心所欲的攻击。这部回忆录在当时苏联国内又一次引起了争论。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一日，爱伦堡在莫斯科病逝，终年七十六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