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批判小市民阶层的社会庸俗气，在这一阶段仍然是高尔基热衷的创作主题。一九○九年至一九一一年，他写了两部内容有直接联系的中篇：《奥古洛夫镇》和《马特维·克日米亚金的一生》。这是作家计划描写俄国外省偏僻城镇小市民生活的三部曲的前两部。前者描写了一九○五年革命浪潮对这座昏昏欲睡的小城的波及。这里是被世人遗忘了的地方，金钱欲，利己主义、忌妒、暴行、愚昧与保守，永远落后于时代的小私有者的种种可怕特征，构成了封建俄国极为典型的一幅缩影。在小说发表后，“奥古洛夫式的俄罗斯”、“奥古洛夫精神”，便成了专指一种束缚俄国社会发展的顽固守旧势力的代名词。革命思想的到来，在这潭死水中激起的却是足以使其遭受灭顶之灾的腥风恶浪。市井无赖瓦维拉·布尔米斯特罗夫以无政府主义的行径尽情享受了“革命”带给他的自由；“土瘪”马雅金一家和小康家庭的库古罗夫、巴祖诺夫等人，唆使布尔米斯特罗夫弹压小城市中开始觉醒的人们。《马特维·克日米亚金的一生》分四部分。它以马特维在一生不同时期受到不同政治面貌人物的政治影响，折射了社会变革风云对“奥古洛夫式的俄罗斯”的递进冲击。在第一部里，马特维的父亲以最典型的小市民习气，极力影响着主人公的性格与世界观。但他的后母与家人、退伍兵普什卡尔，却从另一面，以对自由的追求和对整个俄罗斯的热爱，去影响主人公。第二部中，民粹党人曼苏罗娃来到镇上定居。她曾一度以民主主义的思想，开导过马特维及城镇小资产阶级，唤醒他们去寻求社会道德。但她在陷入与马特维的感情纠葛之后，终于意识到自己无力克服这种势力的影响。她以离开马特维及小镇为结局，表明民粹派理论在现实生活中碰了壁。玛克·瓦西里耶夫是书中惟一富有经验和力量的革命者。他在曼苏罗娃走后，来到奥古洛夫。他组织起进步的学习小组。但他也不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宣传中虽然有着不少社会主义的成分，但最终还是未超出民粹派的思想樊篱。因此，他在奥古浴夫人之间从事的这种活动，其结局也是可想而知的。在小说的第四部中，一九○五年革命使年轻的一代人自觉地起来同窒息人的沉闷气氛作斗争了。而小说的主人公马特维，却在“新的一天开始了”的春日黎明中，结束了他的庸碌无为的一生。他在小说的后半部中，基本是过着行尸走肉一般的“猪狗”生活。他不仅终生未能燃起追求新生活的热情，而且还始终散发出腐蚀青年、甚至能毒害革命者的迂腐气。作者通过这两部作品及玛特维等形象，表达了他的这样一种见解：在这种地方，这批人非但本身无力摆脱它的停滞状态，而且还能具有窒息革命精神的可怕力量。高尔基得出的这种结论，是他考察俄国社会几十年的正确认识。而他对俄国小资产阶级惰性的嫉恶如仇，又使得他过分夸大了这种力量的反革命作用。他在文学中的这种倾向，导致了十月革命到来时，他犯的又一次政治错误。
在俄国文学最消沉的年代里，高尔基的这两部作品，恰似以更沉闷的雷声，有力地震撼着文坛。小说不仅表现出高尔基对托尔斯泰主义的彻底清算，还像《底层》那样，以严峻的现实召唤了人们为使自己不至于成为“奥古洛夫人”而斗争。
高尔基在回到布尔什维克的行列中后，曾满腔热情地希望创办一份大型的布尔什维克杂志。他也很想有一个这样的出版社。但由于资金不足，缺乏印刷条件而未能实现。在一九一○年，布尔什维克办起了第一份合法的报纸《明星》周报。在其创办的不长时间里，高尔基是它的重要撰稿人。他在一九一○至一九一三年，为适应日趋活跃的革命运动的要求，写了一组洋溢着重新高涨起来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意大利童话》。作者以意大利劳动人民的生活为底色，用浪漫主义手法描绘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都为之向往的光明的未来，幸福的生活与美好的个性。列宁曾评价它们是“精彩的‘童话’”和“革命传单”。
一九一二年召开的布拉格会议上。布尔什维克正式宣布成为独立的政党。列宁曾及时地写信给高尔基，向他介绍了会议的情况。一九一二年四月，布尔什维克党报《真理报》创刊。高尔基在该报发表了不少作品，并为编辑部筹集过资金。与此同时，他还主持过布尔什维克杂志《启蒙》的小说栏，他的《俄罗斯漫游记》，就曾在这里发表过。
一九一三年，沙皇政府为纪念罗曼诺夫王朝建立三百周年宣布大赦。列宁看到高尔基属于所涉及的文化人物，便写信劝其回国。高尔基因当时肺病恶化拖延了几个月后，于年底回到了彼得堡。
国内人民是将高尔基作为革命文化战线上的一面旗帜来欢迎的。他的归国，可以将无产阶级的文学队伍紧密地集中到布尔什维克党这杆大旗下面来。因此，高尔基回国后的第一件事，便是组织自己的文学队伍，培养自己的文学新人。他抱病回复大量的初学写作者的求教信，发表指导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理论文章。一九一四年，他编辑出版了第一本《无产阶级作家选集》，并在序言中预言革命无产阶级的艺术繁荣时期即将到来。他尽全力支持《真理报》的工作，为它捐款撰稿。为反对仍在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高尔基通过他参与领导的《帆》出版社，计划出版一批揭露帝国主义战争本质的小册子。列宁担任撰写金融资本部分，这就是后来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为关怀青年的成长，他还邀请国内外一批著名作家写出一套名人传记。就是在请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撰写《贝多芬传》时，高尔基与罗曼·罗兰建立了友谊。
还在高尔基旅美期间，国外就有人想让高尔基写自传，并以十万美元的代价购买高尔基的自传版权。想到可以为党搞到这样一笔可观的经费，高尔基当时也曾想动笔撰写。但直到一九一三年回国前，他才写出了《童年》。一九一四年初起在《俄罗斯言论报》上连载后，顿时引起文坛的震动。一九一六年，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之二的《在人间》在《纪事》上发表。它们给人与众不同的印象是：作者不仅在作品中真实地表现了自己的童少年时代，同时还广泛地再现了上一世纪末期俄国的社会生活。高尔基虽然描写了“这些铅样沉重的现实生活中的丑事”，但却使人坚信：“俄罗斯人的灵魂……一定能够消除它们”。
东方的地平线上，十月革命的曙光已经透出了微熹，高尔基恰是在这一时期，又陷入了政治迷惘的昏暗中。由于同转入地下紧张准备起义的党失去了联系，高尔基又陷入了《纪事》编辑部中孟什维克分子的影响之中。这一回，他用小资产阶级的眼光去分析形势，得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不合时宜”的错误结论。二月革命后，他连续发表文章，既鼓吹目前“应看重资产阶级的作用”，又呼吁临时政府与执行委员会尽快缔结和约。用他本人后来的话说，他在这一时期主要是“低估了布尔什维克的意志力和勇气”。的确，他对俄国无产阶级的力量估计不足，但却对他一直严加戒备的俄国农民的“奥古洛夫精神”作了过分的估价。他担心无产阶级——“俄国这独一无二的积极力量……就像是一把盐摔进了农村这样一个淡水的泥塘里，无声无臭地溶解掉，消逝得无影无踪”。这样，在摈弃了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之后，他武断地将全部知识分子认作了革命的首要力量。而且他还主张要“刻不容缓地、有计划地、全面地和坚决地”开展文化教育工作，使人民在文化之火中“受到锻炼，挺起腰板，完全摆脱受奴役的状态”。甚至在一九一七年七月，他还撰文大谈他的“只有文化才能救国”论。
列宁对高尔基的“社会和平主义”即刻进行了坚决的批评。他在著名的《远方来信（之二）》中，明确指出“这不仅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其流行的偏见，而且还反映了一部分受小资产阶级影响的工人的偏见”。列宁针对高尔基的“倡议”回击道：“建议这个政府缔结民主和约，那无异于向妓院鸨母宣传行善积德”。但高尔基拒不接受列宁代表党所作的批评，并在四月份加入了孟什维克的《新生活》报编辑部，从此脱离了布尔什维克党。
列宁以其天才预言家及伟大战略家的革命胆识，率领布尔什维克党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高尔基在彼得堡迎接了十月革命，但却是带着上述那种疑惑，进入了新社会。他并未放弃自己的右倾立场，而是极力从社会变革所势必带来的暂时混乱中，为自己寻找继续否认这一革命的依据。布尔什维克这时从地下转为公开的活动；高尔基的身边，却麇集了革命前处于“地上”的偷安分子。他们专门向高尔基提供“世风日下”的流言蜚语。而高尔基使不加分析地写入他的文章，发表出来抨击革命。他在一九一七年十月至一九一八年八月的日子里，不仅未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倾心尽力，反而站在它的对面，评头品足地指责它。高尔基实际上成了小资产阶级在当时“诉苦与发牢骚的中心”。他本人未能认识到，当十月革命已经成为现实之后，他仍抱着这种否定的态度，就等于将自己置于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的位置之上。列宁在不得不下令封闭高尔基的讲坛《新生活》报时，他却十分自信地对自己身边的同志说：“高尔基是我们的人，……毫无疑问，他一定会回到我们这边来”！因为他看出：“高尔基始终是在政治上最没主见而且是感情用事的”的人。高尔基所沉湎的那种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只有用资产阶级反人道主义的事实才能予以彻底揭露。
一九一八年八月三十日，列宁被社会革命党人刺伤。血的事实抹去了高尔基脸上“怜悯的眼泪”。他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当即给列宁发去了慰问电，并在不久之后前往莫斯科看望了列宁。这一次，是他主动结束了从一九一三年底到这时为止的将近六年的未见面、未通信的同列宁的“冷淡”时期。高尔基当面向列宁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列宁以“一个严师和一个和善的、体贴入微的朋友的态度”，接受了他这个“迷过路的人”的悔悟。高尔基后来说：“从卑鄙地行刺弗·伊（列宁——引者注）的那一天起，我觉得自已又成为一名布尔什维克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领袖，就是这样，不仅以自己的思想，甚至以自己的鲜血，哺育了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
文学创作与理论活动的全盛时代
一位当时在农村同富农作斗争的工人，为高尔基的“归队”而写信给他时，这样说道：“当大家都在紧张战斗的时候，我们队伍里看不到您，心里可真有点儿不是滋味啊！……啊，我们在一起经历过多少战斗，经受过多少折磨。这下好啦，最重要的是您又和我们在一起了，您是我们的人了，这回您就再也不会离开我们了，永远在一起了！”这是全体俄国人民的心愿，高尔基把它化作了空前的工作热忱。他挑起了在一片废墟上建筑苏维埃文化大厦的领导重担。
在一九一八年底，高尔基回到苏维埃政权这一边的最初日子里，他作为党和政府的代表，多次出席了国际会议。当“难忘的一九一九年”来临后，高尔基的文化创建工作也进入到最艰难的时期。艰苦的国内战争使得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丧失了起码的条件。高尔基所要从事的恢复高等院校、团结知识分子、保护国家文物、出版普及读物、开展科研活动等全部工作，离开列宁的亲自过问便都寸步难行。高尔基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写道：“在那艰难的岁月里，我给列宁找的麻烦太多了。诸如水力采掘泥炭法啦、残疾儿童啦，高射炮校啦，等等。”列宁当然未把这些事情看作是高尔基个人的私事。列宁对自己的工作人员要求道：“同志们！我恳切地要求你们，不管何时何地，高尔基同志如果用此类问题要求你们支援，你们要千方百计予以协助，如果有这样或那样的阻碍、干扰或者反对意见，要及时将事情原委报告给我。”正是在这样的支持下，高尔基保护了萨波日尼科夫、费多罗夫等一大批科学家，组织了“改善学者生活条件中央委员会”，创立了“世界文学”出版社和苏联第一份大型杂志《红色处女地》，创建了苏维埃自己的第一所工农大学，建立了彼得堡大戏院，保护了爱尔米达日等博物馆，出版了青年作家的革命著作和大批通俗文化读本。他的这些具有奠基性质的开创性工作，永远载入了苏维埃文化艺术发展的光辉史册。
在一九一九至一九二○年期间，由于列宁当时住在莫斯科养伤，而高尔基又整天奔忙，他在思想上未能经常保持与革命导师的联系。面对国内外敌人造成的重重困难，高尔基对革命热情有余，信心不足的思想毛病又有所抬头。一些心怀叵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利用他忙于编务而不能深入生活的局限，重新以谣言和怨言包围了他。列宁多次去信，力劝他走出彼得堡，“彻底改换环境”，“到农村或外地的工厂（或前线），去观察人们怎样以新的方式建设生活”。列宁还将自已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赠给高尔基。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好转，高尔基很快便结束了他在政治生活中这最后一次动摇。
在这百废俱兴的草创时期，高尔基仍然坚持着自已的文学创作。他配合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写出了苏维埃戏剧史上的第一部讽刺作品《说大话能手》。他在《共产国际》杂志上发表了大批政论文章，向全世界集中抒发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情怀。这期间写出的《回忆列夫·托尔斯泰》，是高尔基回忆录文学中的精品。它连同高尔基在革命前后写出的关于卡罗宁、柯罗连柯、柯丘宾斯基、加林-米哈伊洛夫、叶赛宁、契诃夫、勃洛克等人的回忆录里，刻画了一批有代表性的俄罗斯民族的性格特征。借助于高尔基的传神之笔，他们至今还“活”在俄罗斯人民及世界人民的心中。
由于彼得堡在战时的生活条件过于艰苦，加之繁重而紧张的工作，高尔基的肺病再次恶化。在列宁的恳切要求下，高尔基于一九二一年十月离开彼得堡去国外。先是在德国与捷克斯洛伐克的疗养院治疗了两年半，在一九二四年春，移居到意大利的索伦多岛上。他在这里一直住到一九二八年五月，度过了他文学活动的最后一个时期——总结性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