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索多玛120天》这部片子在禁片史上处于什么地位，以及它的任何版本的剧情梗概我都没有必要，也无任何向往去重述和评论。
听说这部片子是在多年前和朋友的闲聊中。我们这一代的青春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复杂无非是面临着诸多选择，有些是那个年龄本不必背负的，有些纯粹来自社会阶层的落差；简单是指精神生活：没有校园民谣，没有魔岩和崔健，没有负责任的文化消费品，甚至没有多少文化认同——颓废的很肤浅，放纵青春的方式也是美国人玩剩下的。否则我们也不会聊起这部电影，而应当是作为其文化渊源的《犹大书》和《启示录》。
所幸倒没有谁以“感官刺激”为借口推荐我看这部电影，大家谈起对这部片子的观影感受，和聊大众电影不同——都不做任何改变别人看法的尝试。情节何其狰狞，画面何其污秽都不足以阻止我对帕索里尼的好奇；更何况众人谈起这部片子时的异样状态更让我觉得确有必要对那些闪烁不明的传闻做一些引证。
一口气看下来，震撼谈不上，但触动却很深，而触动连接着的疑惑又接踵而来。首先是，帕索里尼为什么要拍这么一部片子？这是先前广受争论的。在我看，即便确有很多疑惑，但这样一部片子的问世对于帕索里尼的艺术生涯而言是必然的。还是先说我的疑惑，我不太理解的是他为什么要在53岁时就拿出这部片子，他那强烈地死亡预感从何而来？
对于任何无意哗众取宠的导演，拿出这样的片子就是宣告艺术生命的终结。片中宣示性的东西很多，所有话题一经起头必然落实为终极命题，无论是屠戮还是虐恋，隐忍还是反抗都无一例外地被导演用电影语言加以宣判，并不打算留给旁人任何想象的空白，他代替所有人思考他自己抛出的命题，并不打算故意装傻去讨好受众。
我们看帕索里尼的创作年表，会发现他的全部理想是做一个代上帝立言的人。他的《俄狄浦斯王》、《美狄亚》、《十日谈》都是传世的名作，而这些作品显然不是拍给电影院里端着可乐和爆米花的观众的。我们在称呼帕索里尼的时候，一定会在“导演”之前加上“作家”和“诗人”，他的诗集《葛兰西之烬》和小说《暴力人生》完全可以让当世最挑剔的学者和评论家放弃调侃他电影人的身份。反观他的诸多崇拜者，其中包括了相当多数像萨德、贝尔托鲁奇、罗兰·巴特这样超出我们对一般“电影观众”界定的人物。
可以肯定的是：这群人凑到一起的目的绝不是为了讨好谁。给我的感觉是：帕索里尼这群人就是《创世纪》里耶和华派去毁灭索多玛城和蛾摩拉城的天使，你对罪恶的顾盼会最终打消他们拯救你的借口。
从未有哪个电影导演可以像帕索里尼一样对人性抱定彻底怀疑的态度，而他又声称自己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他在试图摧毁真理；一方面，他在试图扞卫信仰。在我看来，帕索里尼就是一个指挥着镜头和灯光的但丁，他完成的工作表面上是对主流的叛逃，骨子里确是对上帝的死忠——只有“不信”才能让他构建起“信赖”的踏实感。诚如他在《索多玛120天》里提到的波德莱尔和尼采，帕索里尼的世界里有两个上帝——一个是负责创世的，一个是负责毁灭的。
《索多玛》应运而生，唯一使我不解的是他为什么要如此急切地为自己的电影艺术生涯画上句号，他的紧迫感究竟从何而来？是什么让他藉此放心终止自己的电影生涯？这些疑问我毫无头绪，留待以后慢慢思考吧。
这部片子究竟是何主旨？这在我看是一个很明确的问题。有萨德的原着做基础，帕索里尼的目的应当是编织起一个人类疯狂的寓言。
他们都不试图解释这一种疯狂，片中的四个主要人物的扭曲残暴从何而来并无任何像样的铺垫，就像寓言故事里从不交代小鸟和大象为什么会说话一样。帕索里尼把人类曾产生过的所有疯狂的念头都原原本本地展现在片子中，死亡居然成为最奢侈的宽容。为什么他要极致还原，甚至不惜浓墨重彩地为我们展示疯狂的面目？
正如寓言都有启示性和预见性，帕索里尼的描绘在于告诉我们：人类终将毁于自己的疯狂。让我们换一种心境，罗兰·艾默里奇的灾难大片《2012》也是一部寓言，与《索多玛》遥相呼应。最本质的区别在于：《2012》揭示给我们的是自然的破坏力，但自然的破坏力显然是可救济的——影片里的几艘大船，以及诺亚方舟的典故都足以证明。联系到帕索里尼的《索多玛》——洪水和火山没有毁灭人类，大气层之下唯一可以彻底报废人类的是人类的疯狂！没有一场瘟疫可以像二战一样葬送如此之多的生命，没有哪种灾难可以像核武器一样把人类摧毁上百次。
外力摧毁的一般是生命，内力埋葬的则是生命承载的文明，人类的毁灭远没有文明的消失来的可怕。可以想象两种情景：一是人类注定无法生存，但人类文明的遗迹留下了，地外生物可以从残存的《圣经》和《论语》里推知从未谋面的人类的本来面貌。第二种情形：人类被迫移居别的星球，走的时候引爆了地球上所有的核武器，尽管人类寂寞地活在宇宙的某一角落，但造访地球的生物再无可能知晓这里的一切，再无可能通过血色的沙漠和酱色的残阳推知这里曾出现过柏拉图、莎士比亚和李白……无论宇宙多么浩瀚，人类因文明而留下永恒的签名，或者文明随着人类的走失而消亡，究竟哪种创痛永远都没有痊愈的可能呢？何等纤巧的生命体对于万能的造物主，都是粗粝不堪的；何等未经修饰的文明也必有其可敬可爱，而赚人可怜可惜之处。
我所理解的当然只是一种帕索里尼。处于对忍耐力极限的照顾，无论此等理解何其南辕北辙，我也不会通过反复观看《索多玛》来印证了。人类的伟大是相对的，渺小是绝对的，有太多的颠沛流离和自我毁灭的可能等在文明车辙未及显形的荒原里。不可开交时不妨仰望星空，每一瞬间的明灭都写满了我们放下干戈，相亲相爱的理由。
2011年2月16日
革命的两样
近几年之前，“革命”对于我一直是个褒义词，后来听习近平同志在答外国记者问时说：“中国一不输出难民（饥荒），二不输出革命……”心想“革命”在我党看来原来是同于难民或饥荒的，而我党解放旧中国之“革命”与破坏和平秩序之“革命”亦应统统算作“革命”的范畴，如此我凌乱了——是真的模糊并自根儿上怀疑起红旗和冲锋号来。
前几个月一直在研习甘地，突然发现：革命未见得由铁和血构成，信仰的力量也全然不必表现于身负重伤而依旧巍然如塔。甘地领导的革命本于最简单的道理，人原应生而平等，对自己国家领土之内的事情有百分百的自决权……甘地领导的革命所赖最简单的方式，不必处心积虑地设计暗杀和颠覆，不必招兵买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主义摆在香烛蜡扦之后；一切自焚烧用以种族隔离的路条开始，一切自解开衬衫领结，恢复民族衣冠开始，一切自动员妻子学着做过去贱民才做的活计开始，一切自热爱祖国而非觊觎钱权开始……
华夏族是尚武的，我们所歌颂的仁君无一例外必须自克定祸乱而起，才谈的上经天纬地。太史公写黄帝道：“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伐侵，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氏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如此，便有阪泉之野和涿鹿之野的遍地哀鸿。今天我们能把炎黄并列作为我们的先祖，只能说中国文化的格局太恢弘，而气宇之开阔吞星吐月，实在不能说中国人敬惜武力。自三千多年有文字的文明史看去，唯有战争是足以刺痛以农耕文明为根基而构筑的宗法社会的有效外力，一切无关暴力的改良都不能触及中国人的唯唯诺诺和记吃不记打的服从。甘地若出现在中国，只有绝食至死的下场，而穿越国土向大海求食盐的壮举最终会像玄奘和郑和，被善意和蓄意挡回来。彼能在文明的典藏里散落经传和传奇，此即只有生产捆成一束的僵尸般的木然了。
和大学生聊革命，得到的回答不是激奋就是惶恐。我也总能从激奋里看到李自成和洪秀全，而惶恐里看到房价、限购和通胀。有人说，中国快完了，九个支柱产业让人家控制了七个（一说二十七个被控制了二十一个），污染严重、人口爆炸，国运大势都危如累卵了。我在一旁放心地想：翻几页历史就会明白，中国无论怎样不济，还是有本事在劫后余生的当即露出胜利者的表情。十四亿人的坚忍缀在一起如杂然陈列绒线和草绳，放的愈久，缠的愈结实——除非放火烧掉，搬出亚历山大都是砍不断的。
我们今天谈革命，更多的努力是把流血的屠戮拉伸为蠕动前驱的妥协。对于中国，上文说过，妥协是不足以刺激它的，然而流血又只怕会教它颓然倒下。时值“两会”，举国跃动，有人端着笔锋，有人捂着钱袋子，有人惊恐地摸摸脖子，看那串钻石是否被替换成绞索。而我们中的多数之多数，不过是撩着方步，背着双手，狡黠一笑然后走开。
我们呼吁革命也好，改变它的形状也好，需要时间和智慧。而时间在流逝，智慧在哮喘，中国依然是中国，却坐在长条桌的一角无声地讪笑着。世上最难的莫过于揣着虚无等待，很难看清前面究竟是伤痕累累的希望还是别的疑似希望的东西。
祝福中国——我三千年彬彬文物的母亲。
2011年3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