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最早的记忆中，我最害怕的是我国传统的，前头吊着三朵棉花球的孝帽。我戴这样的孝帽的时候是三岁半，因为我父亲死了。家里人把我抱起来，给我穿上孝衣，戴上孝帽，那白色颤动的棉花球，就像是成团成团的白色的眼泪在往下抛。因而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他们给我戴好那帽子后，就把我放到堂屋里。堂屋的墙壁上都挂着写满了字的白布，那就是孝联，也就是挽联。可我不懂，只看到白布上乱七八糟地画了很多东西。我的母亲也穿着一身粗麻布衣服，跪在一个长的黑盒子的后面；家里人把我放在母亲的身边。于是，我就放声大哭。我不是哭我的命运，我那时根本不会理解到这是我一生命运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我的命运就要和过去完全不同了。我觉得，我只是因那气氛而哭。后来，人们就把我抱开了。但那个印象，对我是深刻的，几十年后都不能忘记。
我常想，那时候，我为什么那末痛哭，那样不安静呢？是不是我已经预感到我的不幸的生活就要从此开始了？是不是我已经预感到那个时代一一那个苦痛的时代，那个毫无希望的，满屋都是白色的，当中放一口黑棺材的时代？那就不知道了，反正那是我的第一个印象。家里人后来告诉我，那是死，是我父亲的死。
父亲死了，我母亲就完了，我们也完了，我们家的一切都完了。因此，在我有一点朦胧知识的时候，我对死，就有很深的印象。死是这样可怕的啊！
整个幼年，我就是跟着在死的边缘上挣扎的母亲生活的。在我很小的时候，对死就这样的敏感。我常常要想着别人，替别人着想，我不能忘记一些悲伤的往事。比如：我想到我的一个表哥。这个表哥我没有见过；我的表嫂自然也没见过，因为表哥没结婚就死了。但是，我的表嫂还非得从娘家嫁到我舅舅家来做儿媳妇不可。母亲常常把这件事讲给我听。那时候，表哥表嫂准备结婚，家里置办的嫁妆都是大红的、锦绣的。但是，表哥病了，死了，表嫂还得嫁过来。我外祖父是一个封建文人，但他并不希望她过门来，他也感到这个日子是很难过的。但是，处在那个时代，那个封建的吃人的黑暗时代，我的表嫂还是迎亲过门来了。两家还临时赶办嫁妆，全是蓝色的，再也没有红的了。但是，表嫂过门来的那一天还是穿着红衣服，戴着凤冠霞帔。我家四姨抱着我表哥的木头灵牌，和表嫂拜堂成亲，结为夫妻。结婚仪式以后，表嫂回到洞房，脱下凤冠霞帔，摘下头饰，然后披麻戴孝，来到堂屋，跪着磕头祭灵。她哭得昏过去了。人们把她架着送回新房。就这样，她一直留在我舅舅家里，守活寡。后来，我外祖父调到云南，把她留在常德，住在她娘家。但是，在自己娘家，像她这样的妇女怎么过下去，她有什么希望呢？她有什么前途呢？她有什么愉快的事情呢？什么都没有了！这个世界已经不属于她了。留给她的只是愁苦、眼泪和黑暗。这样，没有过一年，她死了；我母亲是很同情她的。母亲对我讲她的时候，我也非常难过，我常常想着这个结了婚，实际是未婚的不幸的年轻女性，怎样熬过她的一生。在我脑子里，这是从幼年一直陪伴我长大的第二件事情。
我母亲是一个寡妇，她也有自身痛苦的经历。她是一个学生，一个知识分子，她读了很多书。我以为她的感受，她的想像是很复杂的，又是很丰富的。但是，我母亲从来都把这一切埋在她的心底。我从没听到她讲过，也从未看到过她叹气流泪；即使有过，也很少。我母亲经常给我讲的是一些历史上功臣烈女的故事。她又把这样的书给我看。所以，我从小的时候，对一些慷慨悲歌、济世忧民之士便很佩服。我看《东周列国》的时候(我现在想不起那些具体的故事了)，那里记载的许多忠君爱国的仁人义士，视死如归的故事，给我的影响很大。我佩服这样的人，喜欢这样的人，这些是我心目中最崇拜的人，最了不起的人。尽管故事很短，也很多，可是，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母亲最喜欢讲秋瑾，我常常倚在母亲的膝前听她对我讲秋瑾。秋瑾是我母亲最崇拜的一个。她讲她怎样参加革命、怎样为革命牺牲，我从小对这些故事知道很多。但同时，我也受到一些别的、另外的影响，一些儿女之情也会常常占据我整个的心灵，为这些事件里面的人物所牵引。
我看《红楼梦》时很早，大约是十一二岁吧。这以前我看不懂，不喜欢；十一二岁时我再读，便不一样了。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每次读，我都比林黛玉哭得多。林黛玉哭一次，我也跟着哭；林黛玉不哭了，我也哭；黛玉的丫环紫娟哭，我也哭。我总觉得，她那样一个柔弱女子，在强大的压迫势力下，她是毫无反抗的力量的。但她对那个社会是抱着鄙视态度的，她想反抗，却没有力量。她只好在大观园里挣扎，终是没能活下去。
我小的时候，是一个好哭的人，常常要想到别人的生、死，好像这些都和自己的生命纠结在一起似的。我的弟弟死了。姨妈边哭边说，如果是冰之死了，也要好一点，怎么会是弟弟死呢？姨妈双目失明，她没看见我就在她身边，她以为我弟弟一死，我母亲就什么希望都没有了。但如果死的是我，那对我母亲的打击就不是太大，她的思想是，与其让我弟弟死，不如让我死了的好。她这全是为着我母亲着想的。可是，我听到了，就不能不想到很多很多。我甚至也认为，我是可以死的，我死了，弟弟活着要比我有用得多，有价值得多。我一个弱女子能有什么前途又有什么希望呢？特别是想到我的婚姻问题，更使我感到前途渺茫。那时我被许配给我舅妈家里；而我认为世间最坏的，我最讨厌、最恨的人，就是我的舅妈。一想到这里，我就觉得不如死了好，可以摆脱我以后的命运，母亲也会好一点。所以，那时我常常沉浸在生不如死的这种感情里面。那时候，很多人的死都给我很深的印象，这些人的死，都使我萦回在人生不可解的问题里面。
记得，辛亥革命时，我大姨妈家里，姨父的弟弟在考棚被清兵杀死了，因为他革命。对他的死，我们家很多亲戚都感到沉痛。辛亥革命时间很短，但在我们那个小城镇里，气氛还是很紧张的。
那时，人们都要躲开那个地方，母亲准备带着我逃难。但母亲没有逃，她正在上学，她比较镇定。她不但自己不走，还把向警予和别的同学接到我舅舅家来住。那时风声、气氛都是紧张恐怖的。我的一个叔叔，又在这时突然死了。他的被害，更在我荒冷的记忆里加上血的战栗。
十月十日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成立，我小小的心灵也卷入这大风浪中，愁苦和欢快交糅着，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里。
这时给我深刻印象的另一件事，就是宋教仁被袁世凯暗杀了。以我那时的年龄和知识，对这事是无法理解的。宋教仁是桃源人，我那时在桃源学校念书，母亲在那里当教员。学校要举行追悼会，指名让，我代表同学在台上讲话。我自然是念母亲写的稿子。这稿子写得很有感情，反对袁世凯，反对袁世凯对革命者的屠杀。我念的时候，引起了全场的激动。他们的激动，使我也受到了感染。我觉得，这是我最初的，在心底埋下的一种从群众那里感染到的革命的激动。
这以后，“五四”的浪潮涌来了。我的思想跟着时代一天一天地往前走，我也参加到这些运动中来，但我的感情还是那末单纯。虽然我有愤慨的时候，也有悲哀的时候，也有参加群众游行的感受。但是，这些都还未使我从根本上发生思想上的变化。
“三一八”事件对我是很大的触动。我那时几乎没有在学校。我已经离开了我的母校，来到旧北平，大学不能进，只住在公寓里。但那时，我也跑上了街头。听说那天要到铁狮子胡同，要打卖国贼曹汝霖的家。我跟着冲进去了。我跑到屋子里，被警察赶了出来。虽说自己没有挨打，但很多同学挨打了，还有一些学生被阻留在屋里边没跑出来，后来也不晓得怎么样了。我记得很清楚，那时，我们队伍还往里冲，要营救那些被关在里面的人。当时，一个叫吴蔚燕的女同学，在我前面领头，喊着口号，我也跟着大喊。
再以后，刘和珍的惨死，李大钊的牺牲都震撼了我。我后来的许多年都不愿意到天安门去。解放后，我到天安门去凭吊李大钊同志就义的地方，我感到，我的心仍然颤抖不已。然而，真正刺到我心深处的，是向警予同志的牺牲。
我不到七岁的时候，就认识了向警予。辛亥革命前，我母亲在常德学校时，她经常到我母亲这里来。向警予与我母亲等七个人结拜为姊妹，她们是以救国、以教育为己任的好朋友。我同这几位阿姨都很熟。我知道，在我母亲的心目中，是最推崇向警予的。我小的时候，母亲是我的榜样，是我最崇敬的人，除母亲之外，再一个就是向警予。她那时很年轻，大概只有十九岁。但是她少年老成，像是一个完全成熟的人，一个革命家。我很少看到她有一般年轻女孩子们常有的活泼、娇媚、柔弱等女性的特征；我也没有看到她的泼辣。我觉得她总是温文尔雅，严肃大方。我很小就把她当做最可尊敬的人。那时，我母亲在常德女子师范的师范班，我在幼儿园。母亲放假回家了，没人来接我，我一个人留在幼儿园的时候，向警予就会来把我找着。有时，我母亲回来晚了，常常到向警予的宿舍里找到我，我总是已经睡得甜甜的了。我后来到桃源的时候，与向警予教过的一些学生相遇，我至今还能记得她们的名字，因为她们就是从向警予的身边来的。后来，她的两个侄女到长沙念书，我还特意跑到第一女子学校去看她们。可以说，我从小就是在向警予的影响下生活、长大的。
一九二三年的夏天，我在上海，又见着向警予。她又给我讲了许多她的故事，这些故事使我非常感动。
一次，她讲到她从法国回到广东上码头时的情景。当时女子剪头发的人很少，特别是像广州这样的大城市里，剪头发的便被认为是革命党。她那时一进码头，就被一群入围着看，说她是女革命党，还在背后指指点点。她是怎么对待的呢？我常想，如果是我，我一定会生气的，会赶快离开那地方。可是，她却停步站下来，宣传妇女是跟男子一样的，男女应平等，妇女要解放。我那时常想，为什么她想的或做的和我不一样呢？为什么她所拥有的天下是那末宽广呢？为什么她当时没感到害羞或生气呢？为什么她想到要向人群宣传呢？
那时，我住在上海慕尔鸣路。我觉得很奇怪，她和蔡和森两个人住一间房子，但简直不像屋子里面有人。我从来没听到他们在屋子里面的谈话声和笑声，进门一看，他们常常都在读书。她的一些很平常、很简单的事，在我都觉得是很了不起的，她是我们女性里面最了不起的一个。当然，她有很多事迹，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在当时，我没有读过她的文章，而且，也不容易读得懂。后来，我听说万恶的国民党把她捆到湖北一码头杀害了。这就像砍掉我的头一样。为什么他们把这样的人杀了呢？为什么这样一个妇女，这样一个了不起的人却被杀了呢？
后来，我听说她是在汉口法国租界被捕的。她在法庭上，也像当年在广东码头上一样，侃侃而谈，宣传一定要打倒军阀，一定要革命，中国方有前途。她讲到世界问题时说，法国也有革命的传统，法国应该支援中国的革命……那些法国大使馆的人都承认她是个人才，想不把她引渡给国民党，想把这个人留下来。但后来还是引渡给国民党，国民党刽子手们不经审讯，很快就把她押到一码头，不是枪毙，而是砍头，这在我心里留下惨痛的印象。
后来，我又听说在我的家乡，一个比我年轻的小姑娘，才十四五岁，跟着队伍参加过几次游行，就因为她的头发剪得太短了，像个男孩子，也被官府抓去杀掉了。这种接二连三的血淋淋的事件使我经常感到愁闷、痛苦和愤恨。我想，我是向警予的学生，我应该跟着向警予闹革命去，但我却没去。我想，我听说的那个比我年轻的小姑娘，我应该是走在她前面的，我应该是带着她的，但是，她却先我而牺牲了。我实在痛苦。这些曾使我消沉，使我痛苦，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我从一九二二年离开湖南，跑出来已经五年了，从上海到北京，我始终没有找到一条真正的道路。五年来，总有一些复杂的幻想，在我的脑海里翻来倒去，但却一无所成。`
这时，愁闷、痛苦，终于迫使我拿起笔，我要写文章，我的文章不是直接反对国民党的，也不是直截了当地骂了谁，但我写的是那个时代我熟悉的、我理解的青年知识分子的苦闷。我写了几篇，并且在社会上产生了影响。但后来，我觉得老是这样写是不行的，因此，我参加了左联。讲到这里，我不能不讲到也频的牺牲。当也频参加共产党的时候，当我们参加左联的时候，我们不是没有意识到革命者会有牺牲的一天。但我们想，既然参加革命就不能顾自己个人的生死安危，就应该有向警予、李大钊那样视死如归的精神。那时，我没有读到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也没有读到一些烈士临刑时发出的“砍头如同风吹帽”这样的千古名句。但是，我们也有那种感情，那种气概。
这时候，中华民族处在最黑暗最紧急的关头，唯一的生存希望就是依靠共产党。但共产党在那时候是最受压迫的，全国城乡处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我们在上海，过一两个月就得搬家；出门走路，处处都得留心身后有没有人跟踪。我们当然预料不到哪一天会死，我们当然希望在革命奋斗中，有更愉快的、有意义的、幸福的生活。所以，那时生活很困苦，受压迫，但我们精神上是很愉快的。正如也频写的《光明在我们前面》，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是有希望的。这个希望是指国家的希望，民族的希望，人民的希望。一切个人的希望，个人的理想，个人感情的享受，都只能在这个大前提下才能成为现实。
但是，也频的被害一下就把我们年轻有为的、充满希望的生活前途掐断了。也频是一个最纯洁的人，最勇敢的人。他很可怜，只活了二十多岁。他在黑暗中寻找自己生活的道路，寻找生活的意义。刚刚寻找到了，可一只罪恶的手，把他掐死了。这给予我的悲痛是不能想像的，没有经验过来的人是不容易想像的，那真像是千万把铁爪在抓你的心，揉搓你的灵魂，撕裂你的血肉。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办呢？我在外面已经跑了七八年了，但独立生活的能力是很差的。这时，我真正感觉到：生，实在是难啊！
生是难的，可是死又是不能死的。我怎么能死呢？我上有老母，下有幼子，怎么能够死呢？我死了，他们将怎么办呢？但是，活着，我拿什么来养他们呢？以前，母亲可以津贴我们，那是我母亲有职业的时候。大革命失败后母亲没有工作了，不能再津贴我们了。我们两个在外面写文章糊口，维持生活。可现在呢？我母亲需要供养，她已经不容易生活了。而我的孩子又怎么办呢？我拿什么去养活他们呢？我能卖身吗？我能随便处置自己来为着生活吗？生，实在是难；死，也不应该。生就是要活下去，在困难中想办法活下去，只能这样。我一个人下决心，怎么样也得活下去，我不能不把我的孩子送到母亲那里，别无他处。那时，胡也频家很想要这个孩子，但他们家也是负担不起。但他是胡也频的儿子，他应该继承革命。他不是封建家族里的一个传宗接代的人，但谁能够把我的儿子抚养长大呢？在目前，只有我母亲能负起这个责任。所以，我把儿子送回湖南，独自一人回到上海，踏着也频的血迹继续冲上前去。好在那时在乡下，我母亲有个好朋友，她能够稍微帮助我母亲一些。我只偶然给孩子寄点吃的、穿的，就算可以了。我就这样坚持下来了。这次重大的打击，对我以后的生活是个关口，这一关，我终于闯过来了。
我留在上海编辑左联的机关刊物，做我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我明白上海是白色恐怖严重的地方，许多同志牺牲在这里。我随时得准备着，说不上哪一天我也会走上也频走过的路。果然，这一天来到了。我被绑架的时候，我对于死是早有准备的。因为我投身革命不是一天一时，不是盲目投机赶时髦，不想从这里捞到什么，我明明知道这里面充满了危险，胡也频和许多同志惨死的例子，就摆在我的面前。我如果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我完全可以避凶趋吉，不参加，不入党。我可以找个教员当，我可以自己只写点不痛不痒的文章。有朋友劝我不要再陷下去了，有人同情我，愿意帮助我卖稿子。但是，不能那样，我从小几十年来一直都在那样一种感情下熏陶着，我在精神上已经受过许多的磨炼，特别是在也频惨遭杀戮的面前，我不能那样做。于是，我就留在上海。我可能随时会出事的，这是难以预料的。所以，我在刚被捕时就想过，随你们怎么办，顶多不就是那一下，我们走在前面的、牺牲的烈士已经很多了；现在仍关在监牢里的我们的人，还有不少，不止是我一个人，所以我很坦然，没有什么太多的恐怖。
但我自己感觉到死神每天都在我的周围，因为我是落在杀人如麻的国民党刽子手们的手里，他们在我以前已经杀过无数的人，用各种手段杀了不少人。这些刽子手们在杀人的时候，脸色一点儿都不变，却津津有味，认为是很有趣味，很了不起的事情。那时我常想，可能不知道哪一天，哪一时，猝然会有一群人向我扑来，用刀，用枪，或者用毒药把我毒死；用绳子把我勒死；他们还可以肢解我的尸体，这在他们是平常的事。对这些，我是有精神准备的。但这不是说我就是愿意死、我想死。相反，我是想怎样才能不死。因为，我要找着我的朋友，找着我的同志，找着人民，告诉他们我当时是怎么想的。我是和他们在一起的，我是无论如何不会背叛他们的。我被关在笼子里的时候，总是焦急地想着这个问题，每当深更半夜的时候，我一个人在院子里看着那长着青苔的石板，我会想到，我将像胡也频一样，他被埋在龙华一个没有人去的、没有人知道的院落里，我也许就会葬身在这夜晚映着月光的长着青苔的一块石板底下。
是啊，人每天在这里经受熬煎。我落在魔掌里，我没有办法脱离。而且我知道，敌人在造谣，散布卑贱下流的谎言，把我声名搞臭，让我在社会上无脸见人，无法苟活，而且永世休想翻身。这时，我的确想过，死可能比生好一点，死总可以说明自己。这个世界上一下没有我了，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社会上一下也不知道我是怎样死的。但是，历史终能知道我是死了的，死在南京，死在国民党的囚禁中。我这样想的时候，我便认为我只有一死，才是为党做了最后的一点贡献。
我是死过的，我是死过了的人。这死的经验在我后来的一生中，都不曾忘记。那种精神上的压抑，肉体上的痛苦，都不能使我忘怀，我将在《魍魎世界》那本回忆录中，向读者描述这事情。但是后来，时间隔久了，我慢慢地体会出来了，我还是不应该死。死，可以说明我的不屈，但不能把事实真相公之于世，不能把我心里的历程告诉人们。因此，我想我不能死，我要活下去！但是，我要活下去，不是向敌人乞怜，更不是向敌人屈膝。我不能有一点点损害党的形象的罪过，也不能有一点点丧失共产党员忠贞气节的行为。我苦心积虑，如履薄冰，又像在走钢丝，钻火圈。我追求，我顽强地坚持住，我总算活出来了……是活过来了，使我继续为党工作了五十年。五十年来，我们的国家变好了，人民也更可爱了。未来的世界多么美好，人类将多么幸福，一切都使人留恋。倘有可能，我还要活着，还要工作下去……
一九八五年七月至九月口述于北京协和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