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杯酒释兵权与过河拆桥
宋分为北宋和南宋。
自公元960年赵匡胤兵变代后周而建北宋至公元1127年被女真所灭，共九位帝王168年，为北宋。
北宋是一个比较独特的历史时期，它自从立国开始，就强邻压境，自始至终国力萎靡不振，为少数民族政权所欺凌压迫。它没有重演汉唐对亚洲的征服，正相反，宋代后期，甚至放弃了整个中国北方。但其文化却多姿多彩，影响深远。军事上落后，社会经济却取得了空前的进步，农业、手工业、冶金都比前代较为发达。
科技方面就更不用说了，中国古代的印刷、火药、指南针三大发明，都是在这个时代完成的。
然而貌似发达的北宋由于加强中央集权的种种措施矫枉过正，却是国弱民贫。
宋太祖赵匡胤虽然是一员武将，却酷爱读书，所以他不是陈霸先、刘裕那样的粗犷人物，同样是篡位夺权，但处理问题的方式就完全的不一样，这也为他在历史上留下了良好的口碑。
根据一般历史规矩，前代王朝一旦被人取代，剩下来的一定是满门遭到屠杀，可是，赵匡胤的政变是个例外，他打破了几千年来的惯例，善待柴家的子孙，给他们荣华富贵，让他们安居乐业。
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情，可以说明赵匡胤处理问题的‘儒家化’——杯酒释兵权。
赵匡胤是从苦难深重的五代十国时期过来的，亲眼目睹了，藩镇割据，节度使拥兵的沉重教训，那个时代，谁拥有兵权，随时都可能拉虎皮扯大旗，跟中央对着干，一不小心，还就能登上皇位，如此你争我夺，到头来苦的还是老百姓。有鉴于此，他决定在战后收回武将的军权。
无论在任何时期，对任何一位有作为的皇帝，这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赵匡胤不急不躁，只摆了个酒局，就搞定了。
平定全国后的一天中午，赵匡胤请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等几名高级将领喝酒，刚喝了几杯，赵匡胤便唉声叹气，闷闷不乐。
大家忙问为什么，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敢惹皇上不高兴，吃了雄心豹子胆了？还有人拍着胸脯保证要为皇帝排忧解难，说了很多肝脑涂地万死不辞让人热血沸腾的话！
赵匡胤屏退左右，缓缓的说：“要不是你们帮忙，怎么能有我的今天呀！你们的恩德我铭记于心，只是做了天子，却常常难以入眠，还不如做个节度使快乐！”
石守信等人又是惊讶又是纳闷，明知他话里藏着猫腻，就顺坡下驴：“皇上您有什么烦心的事儿？”
赵匡胤沉吟了一下说：“太简单了，做皇帝这么风光，天底下谁不想做？让我怎么能不担心呢？”
石守信等人顿时觉得气氛不对，后脊梁冷嗖嗖的，好似钢刀架颈，连忙表示：“天命所归，没有人敢怀二心。”
赵匡胤把早就准备好的话，拿出来摊牌：“就算你们没有想法，要是你们的部下贪图富贵，把龙袍披在你们身上，那也由不得你们了。”
此言一出，石守信等人都冒出一身冷汗，皇帝的话分明是怀疑他们有夺位野心。臣子一旦被猜忌，只有死路一条。
众人赶忙跪倒在地上，请求皇上给指一条明路。
赵匡胤见时机成熟了，便把他早已酝酿好的话说了出来：“人生苦短，咱们应该及时行乐，你们不如都交出兵权，朕赏赐给你们无数金银财宝，回去买房子买地再买点媳妇，饮酒作乐，颐养天年。这样，我们君臣没有猜疑，岂不是好。”
第二天，石守信等禁军将领纷纷上书，称自己有病在身，请求解除兵权。赵匡胤十分高兴，立即同意请求，赐予大量的金银财宝，授予他们有名无实的高级职称，让他们回家养老去了。
其实，这是保护功臣最好的办法。
历史上，少有功臣最后不被诛杀的，像刘邦、朱元璋等人，做的有些太绝了，还是赵匡胤比较厚道。
赵匡胤死后，宋太宗赵光义即位。
而也有野史记载，赵光义的皇位来得也有些不光彩，比如斧声烛影。因为赵匡胤暴死，死得有些莫名其妙，所以赵光义即位之间所发生的就成了一个谜案。且赵匡胤并没有按照传统习惯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而是传给了弟弟赵光义，后世因此怀疑赵光义谋杀兄长而篡位。
当然，不管野史怎么说，赵光义还是当上了皇帝，而他刚一即位，就雄心勃勃的要收复被石敬瑭出卖给辽国的燕云十六州，于是御驾亲征，挥师北上。但不幸的是，此次出征以失败告终，太宗本人都差一点被人生擒活捉了去，吓得屁滚尿流，肝肠寸断。
但是赵光义不承认失败！
公元986年他再动员全国兵力，做一次攻击，这次比上次还惨，宋军连燕云十六州的墙角都没摸到，就被击溃，契丹人顺势南下，进入了河北南部。著名的杨家将老将军杨继业，就是在这一战壮烈殉国的。
2 宋辽之争
宋太宗赵光义的两次失败，让重文轻武的宋朝人明白了邻国的强大，他们再也不敢轻举妄动，而试图像王八一样把脑袋缩到笨重的壳子里，采取守势。
此消彼长，宋朝采取守势之后，辽国对宋朝却展开了攻势。
公元1004年皇帝耶律隆绪和大名鼎鼎的‘萧太后’亲自统军，进入宋朝本土，之后只使用少数军队攻击城市，主力却穿过原野，直驱黄河。深入四百里，进抵澶州，距离宋朝首都开封，直线只一百二十公里。
宋帝国宰相寇准，坚决主张御驾亲征。真宗皇帝采纳了寇准的意见，结果宋军士气大振，挡住了契丹的攻势。
经过一番周旋，两国就在澶州城下议和。就是著名的‘澶渊之盟’。
对于中国来说，这次议和是屈辱的，议定的结果，宋朝每年向辽国进贡银币十万两，绸缎二十万匹。
辽国人不用抢劫，就能盆满钵赢，当然撤兵而去。燕云十六州，却永远不可能再收回来了。
宋朝的困境被一个西北民族所利用——党项。
这些党项人大约在公元1000年的时候占领了鄂尔多斯和甘肃一代，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独立王国——西夏。
党项族本来是羌民族的一支，四百年前，唐太宗李世民特准他们定居在河套以南，当时那个小部落又穷又弱，根本没谁把它放在眼里，但四百年后，人们俨然发现，它已经成长为庞然大物，党项人的图腾是狼，中国人岂非又一次引狼入室了。
相比于契丹，党项对中国的破坏力更加强大，它攻占了整个河西走廊，青海、宁夏，不停地向陕西用兵，宋朝几乎每战必败，损兵折将将近百万，两国边境不断发生冲突，一直到金帝国大举入侵前夕，冲突才停止。
宋朝被这么一个蕞尔小国缠住，国力竟然渐渐枯竭。
除了对西夏国的战争之外，宋帝国社会本身也存在着巨大的危机，那些曾经导致唐朝崩溃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已经造成了对农村人口的普遍奴役，小地主被迫卖地成为大地主的雇工，广大的农村在沉重赋税和士大夫地主的强烈兼并下，产生大批农奴和家奴。
文人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同时也获得土地，他们脱离生产，不劳而获，人数越来越多，越来越膨胀。他们以全民百分之三的人数，占有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土地财富，仍然横征暴敛，顺带偷税漏税。
国家的土地这么多，人口这么多，却征不到税，总是国库空虚，国库空虚，还要连年不断的给辽国和西夏人进贡，上层阶级不得不设法来解决这个巨大的矛盾。
于是公元106年，中国历史上有一位伟大的政治家王安石横空出世。
3 第二位政治家
在王安石变法之前，也就是公元1043年，范仲淹等人曾经尝试过一次小规模的变法，史称‘庆历新政’，酷似一道饭前甜点。
由于这些新政侵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在实施过程中，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反对派称范仲淹等人为‘朋党’。
范仲淹是一个伶俐的人，在还没有遭到沉重打击之前，立即辞职，新法立即被废除干净。跟范仲淹一起被贬黜的还有欧阳修、韩琦等人。
请注意以上这些人，因为在后面他们还有上佳的表演。
公元1059年，王安石向宋仁宗上《言事书》，要求培智人才，改革现行法度。他指出，国家财力困穷，风俗衰败，在于没有合乎天意民心的法度，强烈要求改革。
稍后，司马光、苏辙、苏轼等也多次上书，提出“斟酌时宜，损益变通”的主张。
请注意，这个时候，司马光和苏东坡都是主张改革的！
可是不久，他们就变了，还有刚才说的欧阳修和韩琦。
可惜当时宋仁宗没有接受这些提议，可能是被庆历新政的副作用给吓怕了。他不是一个改革家。
公元1067年宋神宗即位。
神宗一心想要依靠王安石来变法立制，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当时，王安石已经成为众望所归的救世主人物，士大夫大都以为只要王安石登台执政，天下立即就能太平无事，强虏很快灰飞烟灭。
这些士大夫当然也包括韩琦、司马光、苏轼、欧阳修在内。应该说他们是主流，没有这些人的支持，王安石不可能这么快就取得神宗的信任。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当王安石真的开始推行新政的时候，这些人却都站到了他的对立面上。
大概是王安石的改革巨斧杀伤力太大了，远远超过这些人预期的。
王安石新法一出，朝廷立即分裂为两派：新党和旧党。
新党以王安石为首。
旧党以司马光为首。
司马光这个人比较有意思，他说的话前后矛盾，立场不稳，很有些自己打自己的嘴巴的味道。
比如前面说的，他也曾经主张改革。可是当王安石的改革不合他的心意的时候，他立即把自己先前的主张全盘推翻，一概不认账了。
司马光和神宗皇帝有过这样的一段对话，很是耐人寻味。
神宗问：“汉朝如果一直守着它第一任宰相萧何指定的法律规章不加更改，你以为可以吗？”
司马光回答：“当然可以。岂止汉朝，就算是夏商周王朝所制定的那些法律规章，一直用到今天的话，也都是最完善的。汉王朝的汉武帝改变祖宗的法，盗匪才横行中国，西汉王朝因此而衰弱，所以，祖宗所制定的法律规章，绝不可有任何改变。
韩琦的反应比司马光还要激烈一百倍，他在他的奏章中把辽帝国和宋帝国最近在边界上的一些争执，归咎于王安石的变法运动：
他说：
“我们有下列七件事，触怒了辽国人：
第一高丽王国早已脱离中国，成为辽帝国的藩属。我们却利用商人，跟它恢复旧有的关系，辽帝国当然认为对他不利；
第二，我们用武力夺取吐蕃王国的河湟地区，辽帝国当然认为下个目标一定是它。
第三，我们在代州沿边大量种植榆树柳树，目的显然在阻挡辽帝国骑兵奔驰。
第四，我们又在国内实行保甲制度，寓兵于农，教人民战斗技能。
第五，黄河以北各州县，积极修筑城郭，挖掘护城河。
第六，我们又设立兵工厂，制造新式武器，更新武装部队的装备。
第七，我们又在黄河以北重要的各州，安置三十七个将领，加强驻屯的国防军训练。
以上七项，都是刺激辽帝国的措施，使他们反感，我们只有一个办法可以使辽帝国相信我们的和平诚意，立即把上述七项措施全部废除，辽帝国自然心悦诚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