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孙通组织30个鲁儒，按尊君抑臣、上宽下严的精神，拟定了详尽的礼仪规则。又在京城外找了一处僻静的地方，周围用席严严实实地隔挡起来，中间用木棍和竹竿做成各种标记，作为排练场。他领着自己的门生和高祖皇帝派来的官员共百余人，吃住在里面，按规则紧张地操演了一个多月，每个人基本熟悉了，再请高祖皇帝审阅。刘邦亲自实践了一番，高兴地说：“这我完全学得会！”随即传旨：所有文武大臣都去郊外跟叔孙通认真学习。历史上把这件事叫做“绵蕞习仪”。
由丞相萧何主持修葺的长乐宫竣工了。刘邦指示，于汉七年（200年）元旦在新落成的长乐宫举行首次朝贺大典。
这一天，东方刚刚泛白，礼官就让早早恭候在殿外的文武官员按职位高低排列成序。大殿上下，五色龙凤旗迎风招展，钟鼓声起落有致。卫士执前，郎中执前，精神抖擞地站在台阶两侧。司仪发一声“趋”的命令，百官一律踏着整齐的碎步，小跑着进入大殿。列侯武将在西边，面朝东；丞相以下的文官站在东边，面朝西，个个诚惶诚恐，双手垂立，恭候皇帝驾临。皇帝坐着辇车，在近侍的簇拥下，从寝宫里缓缓驶来，在龙椅上面向南岿然而坐。司仪官指挥群臣依次恭恭敬敬地为皇帝祝寿。酒过九巡，司仪宣布“酒宴到此结束！”群臣依序退出。整个仪式自始至终秩序井然。臣僚们目不敢乱视，头不敢仰观，甚至大气也不敢吭一声。几个大臣的动作稍微有点不够规范，立即就被负责监察的御史带出殿堂。所以，这一天没有发生一件犯规趋礼的事情。
刘邦的心情特别高兴，情不自禁地说道：“寡人今天知道做皇帝的尊贵了！”
【智慧金言】
古代帝王对服饰、仪式的重视自有其深意，这种意义不仅仅在于如汉高祖所言“知道做皇帝的尊贵”，更在于用形式人为地制造威严、威望，从而为其建立、使用威权铺路。
坚决摧毁威胁权力的团伙
公元前238年，完全接受法家思想的秦王嬴政刚刚走上前台，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将全部权力抓在自己手中，为此他必须要摧毁两个权力集团，一个是以丞相吕不韦为首的官僚集团，另一个是以嫪毐为首的宫廷集团。
多年的擅权，早已使吕不韦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政治集团，其门客就达3000人之多，朝中不少大臣都是他的亲信。那么嫪毐又是何许人也呢？
嬴政的亲生母亲赵姬早与吕不韦私通，在异人死后，与吕不韦没了阻碍，缔结床第之欢便成了经常的事情。但是，随着嬴政的一天天长大，颇有些政治头脑、又不能也不想篡位的吕不韦越来越不安了。他不知道这个终日不语、闷头读书、思绪万千、“忧国忧民”并时不时显露出“暴君”相的小国王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他不知道一旦嬴政知道了此事，将会作出怎样的反应，这些都在困扰着权柄紧握的吕不韦。嬴政这个性格怪异的家伙，要真的动起怒来，他吕不韦就得吃不了兜着走了。于是，吕不韦便想撤身了。
当然，吕不韦疏远太后的原因可能还有其他一些，比如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的身体能力有限，不能家里家外都忙乎，影响工作和折损寿命。再者太后已经人老色衰，从将其纳为小妾到现在已经20多年过去了，娇艳的容面、婆娑的身姿、妖冶的举止早已荡然无存，而家里有的是娇娘美妇，没必要在宫中浪费精力。所以，太后缺乏吸引力，也是吕不韦离开“老情人”的原因之一。
于是，吕不韦将嫪毐推荐给太后，是让他作自己的“替代品”，但是，出乎吕不韦意料之外，嫪毐在博取太后欢心，得到大量赏赐后，开始在政治上要作吕不韦的“替代品”了。在太后的支持下，嫪毐的实力迅速上升，先是被封为长信侯，赐山阳（今山西太行山东南），与吕不韦待遇一样，而后更是“事皆决于嫪毐”。
要除掉这两个根基已成的权力集团，对于弱冠之年的嬴政确实需要极大的胆量。
秦王政九年（公元前238年）四月，嬴政率领文武官员离开咸阳，前往雍城举行加冕大典。
嬴政在雍城蕲年宫如愿地举行了加冕大典和佩剑典礼。剑是古代奴隶主贵族显示身份和地位的重要标志，一般人是绝对禁止佩带的。秦国一直到简公六年（公元前409年）才允许官吏可以佩剑，但一般人仍不许佩带。国君也是在举行加冕礼之后方可佩剑。所以，嬴政不仅要举行加冕典礼，正式接手国家事务的管理，同时更要将一把佩剑佩带在自己的腰上，以显示自己至高的地位。
加冕典礼刚刚举行完毕，从首都咸阳传来消息，长信侯嫪毐因为嬴政派人调查其不法之事，心中恐惧，先发制人，用伪造的秦王御玺和太后玺调发县卒（地方部队）以及卫卒（宫廷卫队）、官骑（骑兵）等准备进攻蕲年宫作乱。
获知嫪毐叛乱的消息，嬴政在众大臣面前显得异常沉着、冷静，他面无表情地听完报告，然后胸有成竹地命令相国昌平君及昌文君调发军队，前往咸阳镇压。实际上，这是一场嬴政早已料到的叛乱，一切他都已经有所安排。
平叛的战斗并不激烈，叛军不堪一击，在强大的秦军面前一触即溃，被斩首数百人，从这个数字也可以看出叛军人数不多。另外，从派去镇压平叛的将领也可以看出，年轻的嬴政根本就没有把嫪毐放在眼里。这两个人，昌平君和昌文君，他们既非名将，又无突出的政绩，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派去两个不知名的人便轻而易举地将叛乱镇压下去，反映出了嬴政有别于众的用兵风格。
叛军被击败，秦王嬴政下令嫪毐和将卫尉竭、内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齐等20人，全部枭首（斩首后将人头悬挂在高杆上示众），然后将尸体车裂。同时还“灭其宗”，将其家人满门抄斩。他们的舍人，最轻的处以鬼薪（为官府砍柴的刑罚），更多的人则被处以迁刑，共有4000多家被夺爵远徙蜀地的房陵（今湖北房县）。
对于太后，则不能用杀戮的办法，毕竟她是嬴政的亲生母亲。尽管嬴政不接受儒家思想，但提倡孝道并非儒家的“专利”，不过太后确实让嬴政很难堪，心中难以饶恕，于是嬴政把太后迁出咸阳，令其往雍城居住。
收拾完嫪毐，该来收拾吕不韦了。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嬴政下令罢免了吕不韦的相国之职，接着又命令他离开咸阳到食邑地河南去居住。
由于吕不韦执政十几年，对秦国功劳很大，在各诸侯国中威望很高，所以到河南探望吕不韦的人士众多，“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得知吕不韦现在的情况后，秦王有些坐立不安了，他怕吕不韦会逃离秦国。那样的话，凭吕不韦现在的威信，联络各国反秦会给秦国带来危险的。思前想后，既不能派兵前往——出师无名，且易激变；又不便将吕不韦抓回咸阳——抓来也无法处刑，要处刑早就处了还用等到现在吗？最后，秦王想出一个好办法，他派人给吕不韦送去一封信，信中说：“您对秦国有什么功劳呢？秦国封给您河南之地，食十万户；您与秦国有什么亲缘，却号称仲父？带着你的家人到蜀地去住吧。”看到这封信，吕不韦的心都快碎了。它不仅将其对异人、对秦国的功劳一笔勾销，而且暗含杀机。吕不韦知道嬴政的脾气，他不死，事不宁，迁徙到蜀地也是个受罪的命，干脆满足他算了。于是吕不韦饮毒酒自杀，成全了嬴政，时间是秦王政十二年（公元前235年）。
至此，妨碍嬴政治国秉政的两大集团被彻底消灭。秦王嬴政在亲政后两年时间内，就为自己的统治扫清了道路，初步施展了他操纵胜局的才能，并且迅速确立起了他个人的威望。尽管手段极其残暴不仁，但是秦国人、秦国的大臣，尤其是秦国的武将们，看到了秦国统一的曙光，他们需要这样一个年轻有为、身体健康、处事果断、临阵不慌、能够对敌人无情打击、且对统一战争怀有强烈的必胜信心的君主来领导他们消灭六国，结束历经上百年的诸侯割据战争。
【智慧金言】
很多问题大家都能看明白，但鉴于事情的复杂和危险，能看明白的事情未必人人都能解决好，在这里，帝王管人的智慧也就体现在“胆量”二字上。
让千里马甘受驾驭
对领导者而言，越是难以驯服的人越有利用价值。难以驯服你不去驯服，你的事业便缺少了贤人的帮助，成功的几率会大大降低。正确的做法是，给千里马一方驰骋的天空，让他拥有千里马的尊严，从而甘受驾驭。
当秦王嬴政撤销一时错下的逐客令，排除嬴秦贵族的干扰，不再排斥异国人才之后，著名的军事家尉缭来到秦国，并拜见了秦王嬴政。嬴政从尉缭身上看到了秦统一六国的希望，而尉缭却从嬴政身上看到了一个少恩而虎狼心的帝王胜利后“轻食人”的注定性结果。当然，历史客观事实证明，嬴政正如后世的封建帝王一样，具有专制残酷的一面，这是由于封建专制的性质所决定的。
就在走进了嬴政的视野之后，作为一个杰出的军事家，尉缭并没有想到，正是这个寡恩的霸主，心里却为他留下了谁也不可替代的位置，坚定地看中他。最后，尉缭真是被嬴政留下来了，这时的嬴政不肯轻易地放走任何一个人才，特别是尉缭这种军事奇才，他需要人才，更需要奇才。
嬴政这个不轻易被折服的人被尉缭给折服了，这也是一个有作为的帝王所必经的心路之一。在还不成气候之时，他往往能够这样去佩服别人、佩服别人的才干，并希望这种才干能为自己的事业而发挥出来，发挥得越淋漓尽致越好。而当自己已经拥有了或者可以从其他人、其他地方得到了那种才干之时，或者因那种才干的发挥而有了胜利的结局之后，那么，自己也已经从英雄真正地成为帝王，就不需要再为任何人折服了。这也许是所有专制帝王的必由之路，是他们杀戮功臣的原因所在。不需要了，或者也不愿要，害怕要了，也只有到了这时候，这个帝王往往已坐稳了帝王之座。
23岁的秦王嬴政，以敏锐的眼力看中并留住了尉缭，他并不因尉缭对他形象、人品的判断恶劣而计较，宽厚地优待尉缭，依重尉缭，与他结下了君臣之谊。此后，在他任何一项决策之中都不同程度地有着尉缭思想的痕迹。
譬如，尉缭认为“外无天下之难，内无暴乱之事”，认为那种男耕女织、人民安乐的和平社会才是理想的太平盛世。然而，一旦有战争打乱了人民安居乐业的生活秩序，就要以战止战。这种战当然是以正义之战代不义之战，就是在尉缭这种思想的启示、影响和鼓舞、激励下，嬴政坚定了统一六国、以战止战的信心。
以正义之师去攻击非正义之兵，也不是可以轻易取胜的，尉缭对这一点很有见解。他认为要想取得胜利，必须有天时、地利和人和的巧妙而恰到好处的配合，尤其是“人”，在其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圣人所贵，人事而已”。嬴政对这种“人事”思想也颇为重视。
尉缭认为，要达到“人和”的目的，则需要采用藏富于民的方针，要不误农时，不损民财，要奖励耕战，使人民个个皆勇于战、勇于赴死以战。再则在战时，也要对军中将士明法申令，让将士个个勇于赴死杀敌，更要让将士知令必行，听命必尊。只有这样达到“人和”的目的，军民一条心，才会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尉缭的这种思想对嬴政影响很大，正因为此，他非常崇尚农战的治国原则。
正因为尉缭把人的因素放在了取得战争胜利所必须的第一位，所以，嬴政在统一战争中也把“人”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在具体实施之中，嬴政坚定地继承了先祖奖励耕战的政策，使秦人以富强支持战争、以好战参加战斗、以向上进取的精神力求战无不胜。
对于战争中将帅的作用，尉缭也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他认为将帅自受命之日起，以恩惠而赏士卒，且赏罚既不能过之也不能欠之，只有这样才可以称得上好将帅。
嬴政对尉缭关于将帅的看法和要求也是心领神会。在统一战争中嬴政选用了王翦、李信、杨瑞和等军事帅才，保证了秦战略战术、军事智谋的正确与发挥，从而使秦兼并天下成为现实。
又譬如，在《尉缭子》《战威》一章中，尉缭阐述了军事后勤在战争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他指出粮草一定要足够用，否则便“士不行”，武器装备要精良，否则便“力不壮”。对尉缭军事后勤理论的应用，嬴政更是心领神会，而且在统一战争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尤其是在北伐朗人和南讨越人的战争中，为了使粮草得以先行，嬴政不惜代价开山凿渠，修路通关，让前方军队在有了充足的后勤给养之后，一举灭掉敌人。在军队所用武器的配备上，嬴政更是修造战船，改造兵车，使它们在战争中创下奇功。
在实际战斗的过程中，尉缭还指出了讲求战略战术的机动性、灵活性的要点。他主张先料敌而后动，“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制敌者也”。在《战威》一章中，他列举了五个先料敌而后动的条件即战前要研究制定周密可行的进兵计划；选任合格的统兵将帅；用兵神速；注意利用地形布置攻防；军令如山，违者必究。认为具备了这五个条件，还要利用敌军的各种地势、人事等方面的弱点，以少胜多，以实击虚，以收到“敌不接刃，而致之”的效果。对于这样精辟的灵活运用战略战术的理论，嬴政更是积极地把它用到实际战争中去。譬如在攻打赵国时，嬴政就先利用了燕赵两国的矛盾关系，主动而迅速地捕捉战机，打了一次大胜仗。当秦又屡败于赵军之时，嬴政利用赵国内部君臣之间的矛盾，并巧施反间计，轻易地除掉了阻碍秦军攻赵的名将李牧，最后终于大败赵军。攻打魏国之时，嬴政巧妙地利用魏国地势低的弱点，以水灌魏都获得了奇效。由此可以说，统一一战争中种种定计妙策的使用，正是嬴政深入研读了尉缭的军事思想之后得到的克敌法宝，尉缭对他的影响怎能不大呢？
杰出军事家尉缭的军事谋略在统一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以至于在嬴政为自己修建的皇陵之中，也可以见到那些活灵活现的兵马俑列队布阵的形式，与尉缭在他《兵令》一章中所讲述的军阵形式十分吻合，足以见尉缭对于嬴政的影响之深。
尉缭可以说自始至终参与了秦统一六国的全过程，成为秦王嬴政重要的左膀右臂，成为秦统一战争中战略战术的总设计师。在战争中，他全身心投入，完全忘记了对嬴政个人臆测方面的东西，因为人不可能仅凭印象就不与人交往。况且，秦王嬴政既然重用优待他，也足以证明是一代英主，为六国之君所不如。尉缭为嬴政所尊重，君臣可谓相宜，他所著的《尉缭子》这一兵家著作，不仅为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还被后世列为兵家名作。在宋代钦定颁发的《武经七书》中，就把它与《孙子》、《吴子》、《司马法》、《李卫公问对》、《三略》、《六韬》并列为兵家必读之书，它的成书，自然也离不开秦王嬴政的成全。
【智慧金言】
作为一代英主，秦王嬴政起用尉缭这个杰出军事人才，使一匹千里马得以驯服，甘受驾驭，可以说这是历史命运的安排。对于嬴政来说，作为一国之君，虽然性情乖戾，却对一个曾经看轻自己的奇人加以善待，不耻下求，使之尽心竭力地效忠，为统一大业的成功加上了最重的砝码，这样做自然非常明智。以这样的态度用人，焉有不胜之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