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为什么要发动对中国的大规模侵略战争？日本近卫内阁侵华战略是如何形成的？日军是从哪几个方向、哪几条路线打入中国纵深的？“徐州会战”时中国60万大军被日军反包围后李宗仁为何吓出一身冷汗？
苍茫的大海上掀起一阵阵巨浪，夹杂着咸涩气味的海风呼啸着匆匆日本首都东京上空掠过。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在家中松软的榻榻米上伸了个懒腰，慢慢地站了起来。他看着窗外阴暗的天空，感到空气氲氤，远处景色一片灰蒙，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近卫文磨年近50，出身于日本贵族，父亲是日本贵族院院长。14岁那年，近卫文磨就从父辈那里承袭了公爵封号，可谓年少气盛。目前近卫文磨的事业如日中天，他组建了日本历史上最年轻的“近卫内阁”，成为日本政坛的新星。近卫文磨还以青年领袖形象入选美国《时代周刊》，连日本政坛元老西圆寺都将他热捧为日本杰出的青年政治家。近卫文磨担任日本首相后踌躇满志，励志要为日本帝国的强盛找出一个全新道路。近卫文磨为此颇为自负地提出了一个在日本影响深远的“资源决定论”，其主要论点是：纵观世界，日本自明治维新后综合国力已在亚洲首屈一指，不仅经济强盛，国力雄厚，而且军力强大，在亚洲无人能敌。日本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资源稀缺，作为岛国发展受限。要想全面振兴日本，必须实行对外侵略，掠夺邻国资源，推行日本的国际主义。而邻近的中国资源丰富，经济落后，国力孱弱，中国的资源理应日本单独享受，中国这个“东亚病夫”理应由日本来统治，这是日本国民应奉行的“爱国主义”。在这种理论指导下，近卫文磨竭力主张对中国出兵，武力占领积弱积贫的中国，用中国的丰富资源弥补日本的物资短缺，为日本的腾飞与称霸世界奠定基础。
其实，“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是日本一而贯之的大陆政策。早在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就于1592年和1597年两度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德川幕府还推出了“海外雄飞论”，矛头直指朝鲜和中国。“明治维新”后，作为岛国的日本，明确提出了“大陆经略政策”，主张向外武力扩张，实施称霸亚洲、征服全世界的战略总方针，这个总方针共分6步：一是吞并台湾，二是吞并朝鲜，三是吞并中国东北，四是吞并整个中国，五是称霸亚洲，六是称霸世界。1927年7月25日，田中义一又提出了明目张胆的侵略计划——《田中奏折》，其中提出，日本“应开拓富源，以培养帝国恒久的繁荣”，必须千方百计首先获取中国东北的土地商租权、铁路建筑权、矿权、林权、对外贸易、金融权，设置日本政治、财政、军事顾问和教官，奖励朝鲜移民，派遣军人潜入蒙古，控制旧王公。为管理东北的事务，日本政府要设置拓殖省即殖民部等等……
作为“后起之秀”的近卫文磨，在侵华政策上不断“继承发展”先辈的传统，把战火烧向了中国纵深。“卢沟桥事变”以后，侵华战争的发展也确如日本政府所料。面对国力孱弱的中国，日军迅速攻下了北平和天津，并随即向中国纵深河北、山西及河南诸省推进。与此同时，日军又在华东上海、江浙开辟新战场，迅速向长江上中游发展。而中国军队也确实不堪一击，“东亚病夫”一盘散沙，在诸多“会战”中一触即溃，近卫内阁为此信心倍增。但是，随着战争向纵深发展，情况也出现了一些意外。最让近卫内阁始料不及的，是中国的抗战救亡意志竟越来越坚定，“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居然在大敌当前时又紧密地团结在了一起。面对日军的大举进攻，不仅长期对抗的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实现了合作，而且举国上下众志成城，男女老少一齐上阵，誓死抗战到底。参加抗战的中国军队中包括国民党的正规军，共产党的八路军、新四军，还有东北义勇军，抗日救国军，童子军，甚至还成立了“老子军”，中国举国抗战的民众意志，远远超出了近卫内阁的想象。
本来，日本政府制定的现阶段对华政策是“有限用兵”。“卢沟桥事变”后，随着战事的扩大，日本用兵规模有了较大扩展。目前日本政府已将陆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二投到了中国战场，近卫内阁期望的是“速战速决”，深恐陷入中国这个大泥潭中不能自拔。为从根本上征服灭亡中国，近卫内阁在军事进攻的同时，还同时采用了“和平交涉”的政策，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蒋介石提出“调停”，并提出7项“议和条件”，包括“共同反共，停止反日政策，减低日本关税，在华北和上海建立大的非军事区，承认满洲国和在内蒙与外蒙自治政府等”。但蒋介石明确拒绝了和谈条件，声称：“日本不先退出中国，就没有和平可谈”。为进一步威逼诱降国民政府，近卫内阁多次发表声明，如果蒋介石不接受日本的议和条件，日本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另建“与日本提携之新政府”，实现“日满一体，日、满、华共建东亚新秩序”。在后来的声明中，近卫内阁对议和条件新增了三项内容：一.正式承认满洲国；二.凡日军所到地区均属于非武装地带；三.中国对日本进行战争赔款。近卫内阁还在声明中指出，如果国民政府“坚持抗日容共政策，则帝国决不收兵，一直打到它崩溃为止”。近卫文磨深知，在当前中国日益高涨的抗日怒潮面前，日本的这些霸王条款中国政府难以接受，那么，就只能在中国持续不断地加大用兵规模。另外，近卫文磨还感到，日本目前在对华政策上已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因为此时的近卫内阁在很大程度上被那些狂热的日本军人牵着鼻子一直向前走了。
内阁中的陆军省对近卫文磨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和牵引力。数年前举世震惊的“九·一八事变”就是少数关东军下级军官在很大程度上擅作主张发动起来的。“事变”没得到当时的日本若槻礼次郎内阁的批准，连日本天皇都不知道整个计划。“事变”是由日军关东军高级参谋石原、坂垣和河本等人一手策划并实施的。1921年华盛顿九国会议后，日本开始大规模裁军，1930年军费裁减到五亿日元以下，裁减额达40%。大规模的裁军引起了日本职业军人的强烈不满，他们千方百计制造事端，力主对外侵略，“九一八事变”主谋之一石原此时又提出了“满蒙生命线”理论，引发了日本军人的强烈共鸣。当日本外相探知关东军在东北有异动时，曾力促陆相南次郎制止，天皇也谕令南次郎整肃关东军军纪。然而让日本政府想不到的是，事变后少量关东军竟然能轻而易举地攻占东北军北大营，而且在一夜间拿下了整个沈阳城。面对仅有1.5万人的关东军，那些貌似强大的20万东北军不仅不抵抗，而且一触即溃，一败涂地，日军很快占领了整个东三省。这些令人不可思议的巨大胜利，让日本内阁的大臣们极度兴奋，也头脑发昏，他们认定，目前整个中国都是个“东亚病夫”，一盘散沙，日军大举出兵一定能速战速决，这也促使日本政府后来改变了“不扩大事态”的方针，定下了大规模入侵中国的决心。
然而，近期中国战场上出现了一些异常情况。中国军队在鲁南地区取得了“台儿庄大捷”，日军南下受挫。近卫文磨为此多次召开内阁会议，专题研究对华用兵问题。让近卫内阁十分纠结的是，现在的中国政府在日本的大举进攻面前究竟落到了什么地步，或者说攻占了中国的哪些大城市、占领了哪些地区，中国政府才会向日本摇旗投降。沿海经济重镇上海被否定了，中国首都南京也被否定了，那么只有徐州了。打下了徐州，歼灭了中国赖以支撑抗战的有生力量，使南北战场连成一片，可能会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事变”，解决“支那问题”。在内阁会议上，陆相、陆军参谋长和海军军令部长等人都竭力主张尽快对中国增兵，彻底打垮中国抗战主力。陆相杉山元甚至乐观地保证，增兵后日军能在“一个月内解决结束对华战争”。经奏请裕仁天皇批准，近卫内阁最后决定，扩大对华的“有限战争”，加大对华用兵规模，抓住“徐州会战”这个良机，调集华北、华中日军主力，在徐州与中国军队决战，一举击溃中国军队精锐，贯通华北、华东地区，打垮蒋介石的抗战意志，实现“逼蒋投降”的目的。
近卫文磨对此次“徐州会战”信心十足。因为目前日本军力已今非昔比，陆军达到了330万人，海军舰船120万吨，空军飞机3000余架，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军事强国，增兵不成问题。1938年2月，日本大本营将华中方面军、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番号取消，合并为“华中派遣军”，任命烟俊六上将为司令官，并决定华中派遣军与华北方面军实施“南北对进”，夺取徐州，打通津浦线，将南北战场联成一片。为确保“徐州会战”胜利，陆相杉山元还专门调整了大本营的作战指挥班子，将陆军省内好战的福田正纯提升为作战课长，撤换了对华作战消极的原课长河边。福田正纯课长上任后，在很短时间内拿出了在徐州增兵、组织大规模会战的作战方案，计划对中国军队实施大迂回、大包围，歼灭聚集在徐海地区的中国精锐部队。
近卫文磨还认真审阅了参加此次“会战”的日军部队，他们是：华北方面军第16、第14、第10、第5和第104师团，华中派遣军第9、第13、第3师团，以上共8个师团、3个旅团约25万人。大本营给参战部队下达的任务是：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实行“南北对进”，从北、南、西三个方向对徐州实施合围，一举歼灭集结在徐州地区的60万中国军队。1938年4月7日，日本大本营向各参战日军部队下达了“徐州会战”第84号作战命令……
一场大规模的中日军队战略决战即将在徐州发生。
蒋介石此刻还沉浸在“台儿庄大捷”的喜庆之中，对日本最高决策层发生的重大变化并不知情。他企图乘大捷之威，在徐州地区取得更大的胜利。蒋介石不遗余力地从全国各战区调兵遣将，在徐州地区集结精锐。至1938年3月底，徐州周围已聚集了中国军队7个集团军、4个军团、67个师旅总计60余万兵力。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也沉醉在“台儿庄大捷”抗日名将的巨大荣誉中，根本没有料到战场局势已发生了骤变，“徐州会战”的日军兵力已经剧增到了25万人，并对中国军队形成了“反包围”的严峻态势。
华北和华中日军不动声色地调遣兵力，逐步缩小了战略包围圈，中国军队几乎逐渐面临绝境。在徐州北、南两面，日军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大兵压境，包围圈如同铁桶一般；在徐州东面，是茫茫大海，中国军队毫无退路；而在徐州西面，唯一撤向豫东、皖西的退路，正在被日军华北方面军“快速挺进队”迅速封堵，60万中国大军危在旦夕。
值得安慰的是，此时蒋介石身边的幕僚、军令部第一厅厅长刘斐，及时发现了徐州面临的这种极度危险的局面。他立即将自己的发现和判断报告给了蒋介石。蒋介石听后大吃一惊，当他确认险情后，马上派刘斐直飞第五战区，向李宗仁当面传达他迅速组织大军撤离的命令，并要求刘斐现场敦促李宗仁撤出战场。李宗仁清醒后也吓出了一身冷汗。他立刻组织作战班子研究退兵之策，要在日军的密集包围圈中找出一条退路。最后，参谋班子经过苦苦寻找，终于找出了河南永城——这个紧急后撤的唯一出口。在纵观了整个战场局势后，李宗仁从内心深深地感激蒋介石，感激他在无意中给徐州的60万大军留出了一个生命通道。因为在前一段“台儿庄战役”方酣之际，蒋介石为巩固第五战区左翼后方安全，调集了第8、第27、第74、第71和第64军五个军，布防在徐州西南的河南商丘、兰封一线，从而确保了河南“永城”这个战略要地没有被日军抢占，给徐州60万大军留下了一条万分宝贵的生命通道。
撤离方案确定后，李宗仁指挥60大军开始撤离徐州。组织部队大规模后撤，也是一门极高的指挥艺术，从某种意义上讲，比组织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作战更加困难。因为稍不留神，后撤部队就可能变成溃兵，出现“兵败如山倒”的混乱局面，可能被对方聚而歼之。三国时期，诸葛亮“五出祁山”，累死在军营，他的得意门生姜维就采用妙计，确保了数十万大军从容地撤回蜀中，为后人津津乐道。李宗仁此次组织60万大军撤离，难度极大，困难诸多，必须周密筹划，严密组织。因为此时徐州的60万大军隶属关系极为复杂，从全国调集来的部队分属5个兵团、21个军、64个师，后撤通道又极为狭窄，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李宗仁最后决定，由战斗力较强的中央军和桂军在前面实施突击，战斗力较弱的滇军等部队居中，善打硬仗的孙连仲西北军断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