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叶戈雷切夫发言期间，大厅里鸦雀无声。讲完之后，全会成员们报以阵阵掌声。谁也不能想象，莫斯科书记会自己主动地作如此尖锐的发言。大家都深信，讲话已得到勃列日涅夫的首肯。全会第二天许多人都兴高采烈地说：
“多么精彩的发言啊！问题提得多么大胆！思想多么深刻！”
晚上人们纷纷往家中给叶戈雷切夫打电话，向他祝贺。第二天他来到会场上，却感到对他的态度业已改变。有人对中央委员们做了一整宿的开导工作。
“从我所说的关于武断决策给武装力量造成不小损失的这句话里，勃列日涅夫和乌斯季诺夫明白这一批评是针对他们的，”叶戈雷切夫回忆说，“中央书记乌斯季诺夫认为，我所提到的赫鲁晓夫军备思想‘过度热心的执行者’是指他而言。我的发言中本来点了他的名字，但在最后一刻我又将其删去了。我想，即便这样，讲的是谁已经一清二楚。”
后来国防部门一位部长讲过，在我发言之后，乌斯季诺夫召集他们全体开会。这位部长说：“特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简直是气急败坏！他还大喊大叫：‘我们要让这个叶戈雷切夫粉身碎骨！’”
乌斯季诺夫将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发言视作人身攻击。他是个爱发号施令、自尊心过强的人，不能容忍干预他自身的事务。长久以来无人敢于质疑他的所作所为，而现在不仅叶戈雷切夫，而且其他一些人也竟然斗胆发表关于国防工业状况的意见。
列宁格勒市委第一书记托尔斯季科夫，也批评苏联的中东政策、国防部和苏联军事侦察部门的作为：
“我们给大批国家提供武器援助，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是无偿的。然而无可避免地就会出现一个问题：这种援助都能得到很好的利用吗？如果依据阿拉伯人使用我国武器的情况来判断，那么，简直可以说是十分糟糕。遗憾的是，我国军事院校为阿拉伯国家军队培养了成千上万的军官，结果他们却没有能力反击侵略和正确使用武器。令人遗憾的事当然还有，在阿拉伯国家待了多年的富有战斗经验的我国军官和将军，却未能做到影响事件的进程，也未及时向政治局报告阿拉伯国家军队的实际情况。看来，侦查总局的工作搞得很糟糕……”
干部人事后果迅即显现。托尔斯季科夫被发落到中国当大使，又从那里调往荷兰，然后退休。
恼羞成怒的乌斯季诺夫跑去找勃列日涅夫。他向勃列日涅夫进谗言，说叶戈雷切夫插手不属于自己的事务，完全是蓄意破坏身为国防委员会主席和最高统帅的总书记的威信。也许，这个叶戈雷切夫自家希望当总书记？
莫斯科领导人的发言根本不是针对勃列日涅夫的，相反，他还指望得到总书记的支持。然而他建议在全会上讨论连对中央委员也保密的国防和外交事务，却被说成对勃列日涅夫的不信任，是企图要求他作出解释。外交和国防政策——这是总书记特有的权力，其他人都应该听命和执行。
“快速反应小组”中可信赖的书记们得到了反击叶戈雷切夫的指示。上午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拉希多夫获准发言。他积极响应打压莫斯科书记的号召，以指责的口吻对叶戈雷切夫说：
“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首都的对空防御并不是在莫斯科才开始的，而是从塔什干就开始了。军队和防空的状况都处于高水平。诚然，我们并不是什么全都知道，但我们所知道的情况说明，党和政府已竭尽所能，让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变得不可战胜。”
“我坐在那里心想，”叶戈雷切夫回忆道，“1941年敌人出现在莫斯科大门口的时候，防卫莫斯科的全部责任便落到了莫斯科人的肩上。当然，全国都支持我们，但终究是我和自己的同志们，而非拉希多夫，蹲在横跨运河的大桥旁的战壕里，紧握手榴弹和燃烧瓶，等待着德军的坦克。”
政治局候补委员兼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姆扎瓦纳泽重复拉希多夫的那一套说词：
“我多少了解一些国防的情况，其中包括莫斯科的空防工作状况……如果我什么都不了解，听到莫斯科的空防工作状况竟然如此，我会感到非常难过，非常尴尬……然而我知道，莫斯科的空防并不是从紧靠莫斯科城的地方开始，而是从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直接从苏联边境开始实施的……”
仕途刚刚起步的年轻的高尔基州第一书记卡图舍夫，已经是在谴责叶戈雷切夫了：
“当叶戈雷切夫同志谈论莫斯科空防的时候，我不能理解他发言的口气。我认为他是完全错误的。我知道，布设在作为莫斯科近距离要冲的我们州和其他相邻各州的武器，全都十分精良，性能多样，并且掌握在可靠的富有经验的人手中，完全有能力击退任何进攻的尝试。”
卡图舍夫迅即获得高升——翌年他被调入莫斯科，成为最年轻的中央书记。
另外还有一个被动员起来与叶戈雷切夫作斗争的人——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佐洛图欣，他大致是说，中央委员无须过问如此严肃的问题，我们什么也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
“我觉得，在中央全会上讨论我国武装力量的状况根本就不合适，因为这是我国的最高利益，当然属于秘密。知道这些秘密的人越少，就对秘密本身越好。”
善于讨好领导——这是向上爬最为可靠的方法。佐洛图欣事后也获得提升，被调往莫斯科担任粮食储备部长。
“不管叶戈雷切夫同志是有意还是无意，他败坏了国防的声誉，诋毁了我们光荣的武装力量，”勃列日涅夫作了总结，“叶戈雷切夫说：‘应当以最审慎的方式反反复复进行估量，我们是否已做好随时击退侵略者突袭的准备’。这并不是可以辩论的话题。不过我可以肯定地对这个问题予以回答。是的，我们已经准备好击退任何敌人的任何一次袭击。看来，是脱离生活酿成了叶戈雷切夫同志的错误，这一错误导致他轻率地开口谈论国家的防务。同志们，我就不进一步阐述这一话题了。”
质疑苏联在中东的对外政策的尝试被打压了下去。为了对那些反美口号和对苏联领导人的甜言蜜语表示谢意，莫斯科向阿拉伯世界供应武器，提供贷款，派遣大批顾问和专家……
6月22日，叶戈雷切夫去见勃列日涅夫：
“列昂尼德·伊里奇，我认为，在这样的处境下我已经无法领导莫斯科市的党组织。我只有在得到政治局和总书记完全信任和支持的情况下才能进行领导。而根据我的理解，这种信任并不存在，所以我应当隐退……”
6月24日，根据中央委员会的指示，莫斯科市委举行了委员会的内部会议，会上叶戈雷切夫受到严厉批评。叶戈雷切夫提拔的一向对他大唱赞歌的鲍曼区委第一书记沃罗宁娜尤其卖力……
勃列日涅夫分别给政治局委员们打电话：
“莫斯科市党组织需要加强，叶戈雷切夫必须撤换……”
格里申成为莫斯科的新领导人。
“勃列日涅夫给我打电话，要我去苏共中央，”格里申回忆道，“总书记想了解工会的工作情况。我详细说明了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所从事的工作，工会组织负责解决些什么问题。
“列昂尼德·伊里奇提出让我改做莫斯科市党委的工作。6月27日召开全会。市委第二书记帕夫洛夫讲话。人家已经向他说明他应该讲些什么。
“叶戈雷切夫同志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他所发表的某些论点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毫无事实根据，而在全会上提出这些论点在政治上是有害的，会给我们国家造成损失……许多同志发表意见认为，因此之故叶戈雷切夫同志已失去他们的尊敬和信任，丧失了担任首都党组织市委第一书记职务的党的领导人必须具备的崇高威望……莫斯科市委注意到，他并没有在委员会上讨论过自己的发言，因此他所发表的不正确的政治论点并不反映市委的看法……莫斯科市委得出结论，叶戈雷切夫不能继续担任第一书记职务……”
在这种情况下，市委全会的参加者却一直不知道，叶戈雷切夫究竟讲了些什么犯上作乱的话。他的讲话成了日后数十年间的秘密。苏斯洛夫前来参加全会，目的在于凭自己的威望“阐明”干部的变动。他没有用讲稿，说起话来有些笨嘴拙舌，首先是安慰莫斯科的领导人：
“莫斯科党组织一向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中央委员会的首要支柱和基本支柱……因此我们决定为中央自身作出牺牲。当然我们所提出的候选人是我们和他现在所在的地方所必不可少的。但考虑到莫斯科组织的重要作用，我们决定满足具体候选人方面的请求，建议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格里申同志担任第一书记。”
对格里申没有提出问题，于是一致批准对他的任命。
格里申较叶戈雷切夫年长，更为老练，因而稳居这一职位长达十一年半。格里申对自己提出的任务是，不以任何事情让总书记难过，为此他颇得勃列日涅夫的欢心。
格里申许诺，要将莫斯科变成共产主义的模范城市。在这个口号下，莫斯科党的机关被排除出批评的范围，甚至建议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不要直接给莫斯科各区委打电话，因为它们归一位政治局委员领导。当市里得知有一家报纸正在准备涉及首都的批评材料时，尽管是极小的一个事由，格里申也给主编打了电话，于是文章胎死腹中……1977年2月，“俄罗斯”饭店爆发一场火灾，造成人员伤亡。当时和现在人们都说，那是有人纵火。不过很快即已查明，实乃无线电广播站值班员违规使用电烙铁所致。然而市委第一书记格里申不许报道这一情况。倒是关于纵火的说法很合他的心意。
勃列日涅夫带上格里申前往波兰出席波兰共产党人的代表大会。
“华沙之行我们往返均乘火车。列昂尼德·伊里奇邀我到他的车厢里共进早餐和午餐。他讲述自己童年和青年时代，讲述母亲和父亲。他喜欢简单的饮食：早餐是撒上盐的炸土豆，用向日葵籽油煎过的豆沙包子，午餐则是乌克兰红甜菜汤，那是他小时候母亲敬客的菜肴。
有一次他对我说：
‘维克多，你物色一个在市党委里代替自己的人吧，你改为去苏共中央工作。’
我说，我在市委工作的时间还很短，物色替代的人需要不少时间，总之，我还是应该再干一干苏共莫斯科市委书记的工作。”
令人感兴趣的是，在格里申这样的情况下，勃列日涅夫仍然让普罗梅斯洛夫一直担任莫斯科苏维埃执委会主席职务。格里申与普罗梅斯洛夫之间的关系很糟糕。格里申指责这位主要经济管理人的地方在于，此人很少干实事，太喜欢出国。而普罗梅斯洛夫对格里申则无可奈何。首都领导人中的两个一把手彼此难以容忍对方，这倒正中勃列日涅夫下怀。
经常都有人找普罗梅斯洛夫，求他提供住宅、别墅或车库。由于到他办公室来的全是社会名流，普罗梅斯洛夫就尽量对谁也不加拒绝。不过他在那些申请书上的批语是用不同的钢笔写的，因而他的下属们便能准确了解这位上司的意愿究竟是什么：真正帮忙抑或客客气气地将问题踢成皮球。
权贵们都得到了他们所索取的东西，因此普罗梅斯洛夫有许多靠山。勃列日涅夫本人如果想慷慨施恩，比如赏赐给谁一套住宅，他宁肯直接找普罗梅斯洛夫，而不是通过格里申。
仿佛有意侮弄人似的，失宠的叶戈雷切夫被任命为拖拉机和农业机械制造部副部长。对许多人而言，丢掉高官无异于灾难。叶戈雷切夫则相反，他异常积极地投入工作，结果又很快被打发到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去丹麦当大使。临行前勃列日涅夫接见他。勃列日涅夫摆出温和宽厚的态度说道：你干上一两年，积累了经验，我们就会把你调到一个更大的首都……然而叶戈雷切夫却一直被搁置在丹麦。对某些人而言，待在一个舒适宜人的欧洲国家，过着安逸悠闲的生活，无异于命运赏赐的厚礼。而叶戈雷切夫却急于回国，可是他业已成为无法入境的大使。
莫斯科国家安全局的领导人纷纷被撤职。操办其事的是反间谍总局局长齐涅夫将军，此人乃是勃列日涅夫最亲密的心腹，特意安插在国家安全机关的人。齐涅夫对首都安全局副局长、到克格勃任职前做过叶戈雷切夫助手的科托夫上校大声呵斥：
“你们的叶戈雷切夫怎么了，不明白他在干什么吗？他的发言就是一个试探气球，是对列昂尼德·伊里奇的攻击！你们想要干什么？想搞一场反对列昂尼德·伊里奇的政治阴谋吗？”
他们让科托夫上校选择：要么去马加丹任局长，要么出国。
“对您没有什么不满，”克格勃干部总局局长切勃里科夫解释说，“不过也应当换换人了。”
罢黜谢列平
勃列日涅夫为人狡诈、顽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但他并不急于求成。他常常隐瞒自己的观点和企图，悄无声息，不引人注目地清除掉他不喜欢或者认为危险的人。他为保住权力持续斗争，直至生命的最后时日。
最后，勃列日涅夫将谢列平也逐出了党的机关。
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俄罗斯联邦大型畜牧综合体的问题。谢列平谈到农村的困苦状况，要求让农业部长马茨凯维奇下台。
次日，勃列日涅夫将谢列平叫到他那里：
“怎么理解你昨天的发言呢？你的话针对的是我！”
“为什么您会这样认为呀？”
“怎么，你不知道农业是我监管的吗？可见，你昨天所说的一切都是在和我作对。你有什么权利提出将马茨凯维奇撤职的建议？要知道，这是我亲自任命的干部！”
格里申调往市委后，工会领导人的职位一直空缺，于是出现了决定谢列平命运的方便机会。他出席政治局例会时，勃列日涅夫将他叫到自己那里。苏斯洛夫已经坐在克里姆林宫的总书记办公室内。勃列日涅夫觉得，和谢列平进行如此复杂的谈话，与其单独面对，不如依仗党的“主要思想家”的威望更好。
“你是知道的，我们必须加强工会，”勃列日涅夫说，“有人建议解除你的中央书记职务，调往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担当主席的工作，你认为如何？”
谢列平回答说，他对工作从不挑三拣四，无论干什么都不曾推辞过。勃列日涅夫、谢列平和整个谈话期间一直坐着默不作声的苏斯洛夫，来到政治局委员们已经齐集的另一个房间。勃列日涅夫宣布，他和苏斯洛夫建议将谢列平调往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其政治局委员身份予以保留，以便提高工会的威信。
1967年9月26日，苏共中央解除了谢列平这位光杆司令的中央书记的职务。
不过，即便担任工会首脑的角色，精力充沛、广受欢迎的谢列平仍然让勃列日涅夫感到不舒服。
“谢列平是个精力充沛的人，他开始到处走访工厂，与工人们交往，”扎米亚京讲述道，“风气为之一变，人们可以随便去找他，他一定加以接待，倾听意见，提供帮助……然而谢列平已经很难工作。自他调入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之后，一举一动都感到受人排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