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当梅德韦杰夫根据中央的决定来到塔什干时，拉希多夫十分热情地会见了他。拉希多夫不惜花费时间，详细讲述乌兹别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说共和国收获了七百万吨棉花，业已开始采金。
拉希多夫在谈话期间没有忘记提及他本人对勃列日涅夫的爱戴和友情。还将自己的书奉送与客人，题词是“赠给亲爱的朋友和兄弟……”。
拉希多夫十分狡诈，谁也不愿和他争吵。
政治局的每一个委员都极有权势，哪怕他并不是生活在莫斯科。搞坏与这个群体的关系是极不明智的。
苏联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前主席梅夏采夫向我讲述：
“乌克兰拍了一部影片，共和国中央第一书记谢列斯特的孙子在其中饰演了一个角色。影片很平庸。但有些人打电话来说：应当多播映一些乌克兰影片，现在就有一部新片，你就放映吧。我提出异议：‘影片很差。中央电视台不能浪费金钱播放差劲的不符合需要的影片。’”
这番谈话自然传到了谢列斯特耳朵里。好像故意作对似的，过一些时候电视上播出谢列斯特的讲话，由于技术瑕疵，突然没有了声音。梅夏采夫致电谢列斯特道歉。那是一个星期日，找到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时，他正在别墅里。
梅夏采夫解释说，原因出在技术故障，保证一切都将得到纠正，有过错的人会受到惩处。谢列斯特没有放过申斥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的机会：
“你那里的那些半裸的女孩子演出的时候，从来不出故障。而政治局委员一露面，马上就有故障了。”
随后在政治局会议上，谢列斯特详细述说了播出他的讲话时，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的组织工作如何糟糕。在未来决定梅夏采夫命运的时候，这一事件自有其作用……
谁都不喜欢批评，而拉希多夫对任何批评乌兹别克的只言片语都恨之入骨。他将批评共和国视作对他个人的污辱。在东方，批评被当成解除职务的预兆。苏联一位老新闻工作者回忆说，在乌兹别克，你去区上或集体农庄时，不能对当地领导人说明此行的目的何在，尤其是编辑部让你写批评材料的时候——人家可能往扑劳或伏特加中偷偷撒上大麻末。这样一来，记者醒来时会身在警察分局，明白自己的前途业已终结……
“拉希多夫口蜜腹剑，”《真理报》原总编辑阿法纳西耶夫着文说，“他具有东方人的机巧，对上层人物阿谀奉承，为此深受勃列日涅夫的尊敬和信任，勃列日涅夫很喜欢视察乌兹别克。拉希多夫无法容忍持有异议的人。”
《真理报》特派记者曾写过几篇描述乌兹别克现状的文章，说保健和教育方面的状况呈现出一片可悲的图景：中小学生和大学生一年中有两三个月被强迫去棉田劳动，而且都是繁重而有害的工作。
拉希多夫怒不可遏，向中央委员会提出申诉，将那位记者称为“乌兹别克人民的公敌”。
戈尔巴乔夫未来的助手博尔金当年是《真理报》农业部的编辑。他回忆了塔什干给他所留下的印象。
在机场迎接博尔金的是主管农业的乌兹别克中央书记。他被送到党的宾馆，然后又径直领去面见拉希多夫。谈话之后，第一书记招待吃饭。他们来到一个专用餐厅，党和共和国的高层领导人在这里整整吃喝了一个小时。
拉希多夫让博尔金和自己坐在一起，对他作了介绍。突然之间，共和国中央第二书记不怀好意地问道：“这就是那家给乌兹别克人民的事业抹黑、对他们大肆诽谤的报纸的代表吗？”
这时所有在场的人都齐声指责博尔金。他被气得面色发紫，正准备起身离席之际，拉希多夫干预了，他责备那些人说：“同志们，我们的客人是来自列宁主义的《真理报》……”
瞬息间气氛为之一变，所有的人都争先恐后的大讲《真理报》是一份多么出色的报纸。博尔金惊讶地瞧了瞧拉希多夫，看见的是他那慈父般的关切的目光。
《真理报》总编辑阿法纳西耶夫不得不亲自前往乌兹别克，以修复与共和国的关系。“举行了一场场丰盛的酒宴，”他回忆道，“赠送了我几件长袍、几顶吉尔吉斯男帽，几条宽腰带。”这位总编辑并未拒绝这些礼品。他写了一篇赞扬性的文章《乌兹别克的金手》，终于与拉希多夫达成和解。共和国的情况一切依旧，但记者们再已不敢指出哪怕最小的缺点了。
在最高苏维埃民族院的会议上，负责轻工业的俄罗斯部长会议副主席卡尔波娃批评乌兹别克：“大家都知道缝纫制品的质量是何等重要，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原料的质量。棉花的供应主要来自乌兹别克。遗憾的是，棉花的质量低劣，而且还在继续恶化。”
午餐休息时拉希多夫来到卡尔波娃身边：“您严重污蔑了乌兹别克。兄弟的乌兹别克人民受到了侮辱，他们决不会原谅您这一点的！”
卡尔波娃去见自己的上级。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是索洛缅采夫，他也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因此在最近一次的最高苏维埃两院联席会议上，他和拉希多夫在主席团中并排而坐。
拉希多夫当即开始向他埋怨卡尔波娃。富有经验的索洛缅采夫取出颇有远见地事先预备好的发言稿，请拉希多夫指出究竟有哪些话使他觉得受到了侮辱。拉希多夫没有接过稿子，但一再说乌兹别克人民受到了欺侮。
下一次会议上，索洛缅采夫带来了有关所收到的乌兹别克棉花的统计资料让拉希多夫看：“色拉夫·拉希多维奇，党一直号召我们正确对待批评，消除缺点。可是您不知为什么对叶夫多基娅·费奥多罗夫娜的发言作出很不正常的反应，不公正地欺负一位妇女。”
拉希多夫很不情愿地说：“我会搞清楚的……”
在乌兹别克，靠什么来常常举行豪华的招待会、赠送贵重的礼品呢？党的书记们吃喝玩乐并不需要自己掏腰包。大讲排场的开支对他们来说也是根本不能允许的——没有这样的开支项目。共和国共产党的预算中，对花一分钱都作了安排。
党的领导常常向生产部门领导人勤索礼品，既收取现金，也收受灵缇幼崽。敲诈勒索系统是自上而下的：从共和国中央委员会直至农村区委。下级捞钱给上级，上级收了钱再转送更高一级，不过也不会忘了自己。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职位、军衔、勋章甚至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金星奖章，统统都变成了商品。
最大的营私舞弊勾当是在棉纺织工业中揭露出来的。虚报籽棉生产成绩是“乌兹别克案”暴露的主要原因。各种文件中载明的巨大数字仿佛是籽棉的收获量，然而现实中却纯属子虚乌有。而既然棉花比共和国领导人每年所报告的要少，那就是说，受骗的并不是什么人，而是国家本身。
后来查明，每年向国家虚报“出售”将近60万吨的棉花，如此一来，便从国库盗窃了数亿卢布。用这些钱，乌兹别克的上层人物们过着甜蜜惬意的生活，乐于与莫斯科的上司们分享所窃得的赃款。
1974年秋，诺尔曼少将被任命为乌兹别克克格勃主席。作为临别赠言，安德罗波夫对他说：“你的主要任务就是，以实际行动让乌兹别克的同志们相信，克格勃的工作人员并不是针对他们的。”
乌兹别克的领导人们认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在审查他们，但安德罗波夫根本不想让拉希多夫去向勃列日涅夫说他的坏话。
有一次，诺尔曼在共和国中央全会上发言，讲述了一些行贿受贿的事例。拉希多夫对此感到不悦。安德罗波夫责备诺尔曼说：
“你跑上讲台上去干吗呀？我需要你在乌兹别克斯坦活下来。”
诺尔曼在塔什干仅仅工作了三年。1977年夏，克格勃副主席切布里科夫召见他说：
“你必须离开乌兹别克。”
“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最好别问。拉希多夫提出了一个问题……”
在塔什干，诺尔曼前去向共和国第一书记告别，说：
“大家都知道，您惩治了一些已经离开共和国的克格勃主席。”
“您指的是谁呀？”
诺尔曼列举了几个人的姓名，并警告说：
“至于我，我可不容许任何人将我为祖国服务40年的功绩一笔勾销。我会进行斗争，维护我的名声。斗争就是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我不会怜悯任何人，其中也包括您。我像平生行事一样，就老老实实向您直说了吧。”
诺尔曼将军回忆说，真应当让你们看看拉希多夫——他的脸色白了又红，直冒冷汗……他不习惯如此直言不讳的谈话。诺尔曼在苏联克格勃驻民主德国代表处机关又工作了五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