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佐夫院士鼓起勇气，开诚布公地向勃列日涅夫面对面地谈了一次。他试图吓唬自己最重要的患者，说关于他的疾患（虚弱无力、脑血管硬化）的情况，无论广大群众还是对他不怀好意的人都能看得出来。
勃列日涅夫忍着听完了他的话，但并不相信：
“你对一切都夸大其词。同志们对我很好，我深信，他们当中谁也不会对我持反对态度，连想都不会想。他们需要我。柯西金即便耍滑头，他在政治局里也得不到多大支持。波德戈尔内是我的朋友，我和他坦诚相待，我相信他对我的态度也是善意的。至于作息制度，我一定尽量遵守。如果需要，每天我都去游泳池游水。在镇静剂方面，你要和教授们一起考虑考虑，为了我不致出现失眠的现象，究竟应当怎么办……”
然而，离开业已习惯的制剂，他就无法生存。总书记不仅希望能睡觉，他也需要消除令他无法承受的紧张状态。
药物影响他机体内的生物化学过程，决定他的情绪和工作能力的强弱。
1974年7月，沃罗涅日州委第一书记沃罗特尼科夫赴莫斯科参加中央全会和最高苏维埃会议。他顺便去看望主管农村事务的库拉科夫。谈话结束时库拉科夫像往常一样说：
“您应当将情况也向总书记作一汇报。”
下午沃罗特尼科夫来到老广场，登上五楼。接待室里已经聚集了将近30位第一书记。傍晚7点，大家被请进总书记办公室。
勃列日涅夫谈起了农业、粮食作物的收割过程、交通运输，接着又提到制糖用的甜菜、土壤改良，还说应当利用北方的河流，因为中亚严重缺水，棉花的收成受到威胁。后来总书记仿佛对谈话失去了兴趣。
“看得出来，总书记累了，不知怎么一下就无精打采起来，”沃罗特尼科夫回忆说，“开始时那种活跃、利落的举止已经毫无踪影。当时我将这种情况解释为工作过于繁重所致。他自己也常常强调这一点。不过以后与列昂尼德 · 伊里奇的历次会面、他的外貌和言谈举止，都清楚地说明他的病情正在加重。”
12月间沃罗特尼科夫再次见到库拉科夫，才得知他关于改进农业管理工作的建议在中央委员会机关被搁置了。离开库拉科夫后，登上五楼去见勃列日涅夫。
总书记当时已精神不振，动作迟缓，说起话来慢慢吞吞，似乎是假牙妨碍了他。他也不问沃罗特尼科夫为何而来，便开始东拉西扯。沃罗特尼科夫仅仅讲了两句话，说州里一切都好，就开始道别。勃列日涅夫将一只手搭在他的肩膀上，将他送到门口。
沃罗特尼科夫回忆说，这次会晤所留下的印象是不愉快的。勃列日涅夫的行为有点不当，说起话来杂乱无章，完全没有一个中心，时而兴奋活跃，时而萎靡不振、沉默不语。
1974年7月，勃列日涅夫赴华沙参加波兰人民共和国30周年庆典。
临行前夕，勃列日涅夫在别墅里嗓子突然发哑。保健医生确认其身体状况虚弱，费了很大的劲才让他恢复正常，送往华沙。他需要在庆祝会上讲话。医生们请求勃列日涅夫遵守作息制度。勃列日涅夫勃然大怒，不许放他们进入官邸。医生们也确实无法见到他。
夜里他服用了大剂量的镇静药，早上经过治疗才使他勉强可以动步。在华沙的庆祝会上，他已完全失去自制能力，当全场高唱《国际歌》时，他硬要进行指挥。
1974年11月与美国总统福特进行会谈，成为勃列日涅夫病史上极其重要的一个片段。
会谈的话题十分复杂——讨论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新协议。而且勃列日涅夫与福特是初次会面，不知能否做到协调一致。
所有与限制战略性武器相关的文件事先均已商定，但福特突然要求作一些更改。苏联专家们认为，这种改变于美国有利，但完全可以接受——寄望于对方作出相应的让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拒绝签署如此重要的文件。
但勃列日涅夫不愿意承担一个人作出决定的责任，便根据党的传统征求政治局的意见。何况对于和福特会晤之事，莫斯科原先就曾发生激烈的争论。
军界一再证明，如果条约中闭口不提美国前沿基地的设施——苏联周边基地上的导弹和飞机，就不应当签订。考虑到这些基地距离苏联领土近在咫尺，那都是实施首轮打击的手段。
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威胁说，如果签订诸如此类的条约，那么军方就可以免除自身担负的保卫国家安全的责任。
勃列日涅夫大为震怒：格列奇科怎么胆敢指责总书记忽视祖国的利益？格列奇科后来打电话道歉。勃列日涅夫恶狠狠地回答说：
“这不行。你当众把人说成叛徒，却在暗地里收回所说的话了事。”
初步的较量勃列日涅夫获胜。但如今当他已经身处海参崴的时候，却出现了新的困难。留在莫斯科充当老大的是波德戈尔内。他两个小时过后重新给勃列日涅夫打电话说，军方认为美国的建议是完全不可接受的。波德戈尔内提出将会谈推迟到明年，在此期间可以对华盛顿施加压力。
总书记犹豫不决。他不想取消与福特的会晤，但也认为不能反对留在莫斯科的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他找葛罗米柯商量。外交部长表示坚决反对推迟会晤，认为这会给苏美关系造成损害，而且阻碍关于战略武器的谈判。
于是勃列日涅夫再次坐到电话机旁，与柯西金、乌斯季诺夫、安德罗波夫商谈，然后又一次给波德戈尔内去电话。可是波德戈尔内固执己见，并且还将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叫到电话机旁，此人根本就不愿意与美国人达成协议。
这时勃列日涅夫勃然大怒，他对波德戈尔内说：
“好吧，既然你们都坚持，我现在就向福特宣布会晤取消，我自己也返回莫斯科。咱们召开政治局会议，我和格列奇科一起在会上发言，我就说，因为你们的原因，一次极其重要的谈判告吹了，就让人们对我们作出评判吧。”
格列奇科元帅开始打退堂鼓。波德戈尔内也吓坏了，说：处在勃列日涅夫的位置上，更清楚应当如何与美国人打交道，政治局在任何情况下都支持他的决定。勃列日涅夫再次赢得自己的主张，但这场争论让他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他过于激动，结果在会谈期间他的脑血管发生了痉挛。
勃列日涅夫在海参崴使尽最后的力气，硬挺了下来。卫队长里亚边科提醒恰佐夫：“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他已经紧张到了极点，您要防备着他再次发病。”
会谈后为福特安排了游览市容，勃列日涅夫还在汽车上的时候就说他累了。与美国总统的最后一次交谈预定在勃列日涅夫的专用列车上举行。苏霍德列夫经过勃列日涅夫的车厢时，看见了这样一幅情景：勃列日涅夫闭着双眼躺在那里，旁边坐着恰佐夫，交谈只得取消。不过勃列日涅夫总算能到飞机场去送别福特。美国总统在英姿勃勃地快步登上舷梯之前，脱下自己那件用狼、银鼠和海狸的毛皮缝制的豪华短外套，将其送给了勃列日涅夫。
按照预定计划，勃列日涅夫乘坐飞机从海参崴前往蒙古。据说，途中他脑部的血液循环发生严重故障。恰佐夫认为，勃列日涅夫陷入了“因过量服用他业已成瘾的强力镇静剂而引发的丧失自制力的虚弱状态”。
在乌兰巴托，勃列日涅夫圆满完成他的预定活动项目——进行会谈，出席招待会和冗长的音乐会。
在不久之前的中央全会上，勃列日涅夫主持会议，但没有发言。据一些出席全会的人回忆，他反应迟钝，老将发言人的姓名搞混，怎么也叫不出立陶宛中央第一书记皮亚特拉斯·皮亚特洛维奇·格里什基亚维丘斯的姓名，试了好几次，还是乱了套。他摆了摆手，伤心地说：
“唉，反正你们大家都认识他——就是彼得·彼得罗维奇。”
1974年12月，勃列日涅夫飞抵法国进行正式访问。在飞机上他便感到不舒服，想躺一躺。他的助手们请求法方将会谈的开始时间延后，德斯坦总统不明就里，回答说他时间很紧，应当现在就谈。这位法国总统素以身体强健着称，他连私人医生也没有……勃列日涅夫便来到爱丽舍宫。
“勃列日涅夫向我迎面走来，”德斯坦退休后描写过这个场面，“他的步伐迟疑不决、极不坚定，仿佛每一步都需要判断前进的方向似的……
“肌肉下垂的肥胖的面部遮掩了脖颈，一双深陷的灵活的眼睛被挤成了歪斜的细缝。根据上下颌的动作可以看出，他的发音动作受到阻碍……
“我目睹他吐字十分吃力。他的双唇张合之间，我仿佛听见变软了的骨头的碰击声，他的上下颌似乎沉浸在液体之中……
“突然之间，勃列日涅夫站起身来（此后我还多次见到他的这一动作），当即向门口走去。他对翻译说着一些什么，大约是要求开门……勃列日涅夫刚一开始迈步，他就不复觉察到其他的人的存在了，最重要是掌控前进的方向。
‘我需要休息休息。’他与我分别时说。”
1974年12月30日，勃列日涅夫同时接见安德罗波夫和克留奇科夫。这是一次“相亲”。安德罗波夫建议任命克留奇科夫为第一总局（对外情报机关）局长兼克格勃副主席。
“谈话前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提醒我说，如果总书记让我觉得身体不行，我可不要太吃惊，”克留奇科夫回忆说，“他说，最重要的是，说话声音要高一些，如果听不明白他的话，别再重问。因此我去克里姆林宫时是有思想准备的。然而我的所见所闻还是超出了我的全部预料。
办公桌近旁坐着的完全是一个病人，他费了好大的劲，才站起身来和我打招呼，然后径直扑通一声跌坐到圈椅里，好长时间都喘不过气来。
安德罗波夫高声大嗓地介绍了克留奇科夫。勃列日涅夫勉强挤出一句话：
“好吧，就这样定了。”
克留奇科夫讲了几句在这种情况下理应说的话。告辞时，勃列日涅夫拥抱了这位情报机关的新头子，不知何故眼泪夺眶而出……
总书记的私人医生罗季奥诺夫死于肺癌，接替他的是科萨列夫，此人从1971年起便在格拉诺夫斯基大街上的专用医院工作。他发现他的这位患者的情况很不妙。不过科萨列夫认为，勃列日涅夫的病情并不是政治局中最为严重的。他受到了镇静剂的戕害。要是他能及时退休，不再勉为其难地工作，肯定还会多活一段时间。
“他总是想睡觉，”科萨列夫讲述，“出国期间我们一直密切注意，不让他滥用镇静药。可他却在记事簿上给值班卫士留言：‘如果恰佐夫和科萨列夫来叫醒我，就运用药片这种武器。’
勃列日涅夫由于服用安眠药，总是醒得很迟，早晨很长时间都清醒不过来。在这种情况下同他谈话是毫无意义的。”
1975年8月，勃列日涅夫需要前往赫尔辛基与欧洲多国领导人一同签署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最后议定书。费了好大的劲才让他摆脱了肌无力和抑郁症状态。医生们担心，突然失去控制能力的情况会在赫尔辛基当着全世界的面发生。
勃列日涅夫身边的人都很紧张。齐尼奥夫将军给拥有驻赫尔辛基情报机构内部直接通信频道的克格勃第一总局第三（斯堪的纳维亚）处处长格鲁什科打电话。他问：
“列昂尼德·伊里奇此刻在哪里？”
“他现在正乘车前往芬兰宫，那里即将举行会晤。”格鲁什科报告说。
“他需要步行很远吗？”齐尼奥夫不放心。
“不远，其他国家元首的汽车停得稍微远一些，我们总书记的车则直接开到大门口。”
“好极了。”齐尼奥夫说，他对自己的部下熟悉情况感到满意。
这位克格勃第一副主席毫不怀疑，格鲁什科正开着电视机，向他说明电视所播映的情景。
在赫尔辛基，一切都进展顺利。
诚然，在最后时刻勃列日涅夫不肯去参加芬兰总统吉科宁为各国代表团团长所举行的庆祝宴会。但最终他总算被说服了，同意去参加——否则便会发生一场风波。
有时候，他完全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便想方设法加以掩饰。
1975年末，勃列日涅夫忙于例行党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
“勃列日涅夫同我们讨论，是否委托苏斯洛夫宣布大会开幕就行了，”切尔尼亚耶夫回忆说，“其实他自己很想做这件事情——他是总书记嘛。
‘可是，那样我就得用半小时之久向外国来宾致欢迎词，念那些读来拗口的名字。结果呢——报告开始之前就把人累坏了。’
勃列日涅夫非常担心，原因是颌骨病使他无法一连数小时口齿清晰地说话。他讲上25～30分钟就会感到疲劳，发音也会含混不清起来。希什林建议：让勃列日涅夫一个人进入会场，宣布代表大会开幕，主持主席团的选举事宜，然后由苏斯洛夫讲话，一一列举到会的兄弟党。勃列日涅夫就这么决定了，终于放心地说：
‘这样做更好。’
他抽‘新新’牌香烟，一种专门为他生产的长过滤嘴的烟卷。1975年勃列日涅夫戒了烟。口腔科专家开导他说，假牙安装得不成功是因为，吸烟刺激口腔黏膜。于是他下定决心不再吸烟。”
恰佐夫劝他每天游泳。在别墅里，勃列日涅夫每天早晨都先下游泳池。休假时则长时间地在黑海里游泳。其实，休假时他也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好做。他不喜欢散步和看书。游游水，然后坐在栈桥的天篷下玩多米诺牌。经常的玩伴就是陪他休假的助手、医生、卫士。
常常都是由两名卫士陪着他在海里一道游泳，不远处跟着一只载有另外两名卫士的舢板，一艘载有几名冲浪运动员和复苏医生的汽艇。
“随着勃列日涅夫日渐衰老，他的血管硬化也愈益加重，”恰佐夫写道，“他那两个萦绕于心的念头也越来越清晰地显露出来——无论如何，他也要下海游泳和打猎。显然，他是企图以此向周围的人、也可能首先是向他自己表明：他还保持着活力和他一向引以为自豪的体态。”
彼得罗夫斯基院士在描述勃列日涅夫的病史时，说总书记正处于一种特殊状况，在这种状况下，病人总是夸大自己体力上的良好状态，不肯说自己有病。勃列日涅夫根本不认为自己是病人，但要说服他减少催眠和镇静药剂的用量却办不到。他对这些药物已经产生了依赖，这也是一种戕害身体的毒物瘾。
勃列日涅夫经历过战争，也赢得了这么多回合政坛上的较量，却是一个心理素质不够坚强的人。暮年的他像女中学生一样，可能随时昏倒。这位国家元首的心理经受不住持续的紧张状态，每逢发生不愉快的情况时，他就昏昏欲睡。
勃列日涅夫下意识地寻求消除紧张情绪的方法，哪怕能有数小时让自己摆脱力不从心的重压也好。一个男人在类似情况下通常都怎么做呢？借酒浇愁。
勃列日涅夫还相对健康的时候，他可以就着好下酒菜举止得体地开怀畅饮，而不致产生可悲的后果。1973年他访问美国，在尼克松的别墅里进晚餐。
“服务员来了，”苏霍德列夫回忆说，“颇为得意的尼克松说：我特意为您储存了一瓶‘首都’牌伏特加。服务员给每个杯子都斟好酒后，带走了瓶子。”
接下来的情形是，主人和客人都该喝葡萄酒——按照古老的规矩：吃鱼——喝白的，吃肉——喝红的。仆人开始斟白葡萄酒。这时勃列日涅夫不满地说：
“哎，干吗这样呢，就让他再斟一杯伏特加吧。”
苏霍德列夫翻译了出来，可仆人已经离开了。尼克松说：
“请按按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