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将契尔年科留在身边并非偶然，此人绝对可以信任。勃列日涅夫已搞不清楚哪些东西应当签署。正是契尔年科密切注意，保障这位上司不致闹出错误或干下蠢事。勃列日涅夫只签署契尔年科报送的东西。
勃列日涅夫越是感到身体不好，越不想做事情，契尔年科的作用便越发变得举足轻重。对勃列日涅夫而言，他已几乎成了与外部世界发生联系的唯一渠道。
契尔年科向勃列日涅夫报告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他拟订并向勃列日涅夫报送政治局需要通过的各种决议的草案，其中包括干部的任免。起初契尔年科只敢提提意见，最后数年中则事实上常常代替勃列日涅夫采取决定。那时候契尔年科已成为享有全权的政治局委员，仅只他有机会一日数次与总书记见面。
多罗西娜从契尔年科那里拿来文件，向勃列日涅夫指点，他应当在何处签字。
“有一次在扎维多沃，勃列日涅夫曾夫子自道：‘我就是沙皇’，”阿法纳西耶夫回忆说，“但那那时候无论在民众中间甚或党内，都已经不再微笑着称他为沙皇了。亲信们力图制造个人崇拜，挖空心思地大肆阿谀奉承。在忠君思想方面，南方人——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中亚的党内领导人，更是无与伦比……
可我仍然觉得，并不存在对勃列日涅夫的崇拜，那只不过是类似于崇拜罢了。无论在国内还是党内，人们对待他的态度都带着并无恶意的讪笑，颇为宽容，也有同情和怜悯。大家清楚地知道，他身染重病，什么人、什么事又驾驭不了。在莫斯科，指挥各路人马的是握有全权的三人组合——苏斯洛夫、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
久违之后才于1978年见到勃列日涅夫的法林，也持有同样的看法：
病况的恶化惹人注目。他经常处于紧张状态，陪伴他的人，包括葛罗米柯在内，想方设法不在他眼前露面。一个与年龄不相称的老人，屈指可数的大国领袖，却听命于警卫和服务人员一帮人。
在医疗方面违拗他的意见是不允许的，所有的事情都背着总书记办理妥当，剩下的只是找个时机取得他形式上的“允许”。需要走走过场的时候，勃列日涅夫便鼓起最后一点意志力，宣读亚历山德罗夫-布拉托夫写好的文件……
法林厌倦了大使工作。勃列日涅夫满足他的愿望，将其调回莫斯科，安排在中央委员会机关的对外政策宣传部：
我们部经常向勃列日涅夫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总书记左看右看文件，却什么问题都已经无法解决了。给他呈送的文件越多，他越难弄明白这都是一些什么文件……
为了避免误会，我要再说一遍：勃列日涅夫直至寿终正寝都并未陷入痴呆，记忆力也没有丧失，有时候甚至还会约束那些拍马屁的人。1978年他在巴库参观第18集团军纪念馆（该军当年坚守新罗西斯克近郊的小地）的时候，曾生气地对我嘟哝着说：
“如果按照这个陈列来判断，那就变成第18集团军决定战争的命运了。”
宣传部的佩切涅夫见证了这样一件事。1981年1月，吃晚饭时所有为总书记撰写一次例行报告的人同他一起观看“时代”节目。勃列日涅夫正在收听新闻，突然嘟哝了一句：
“又全是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难道不嫌烦吗？”
勃列日涅夫确实回避了各种日常事务，不想也无力去经管，但他依然是主宰者，照样谁也不敢违拗他。最重要的控制手段——干部手段，一直在他的掌握之中。在这方面，离开了他或背着他什么事情也做不了。
1978年戈尔巴乔夫被任命为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接替去世的库拉科夫）的时候，契尔年科信任地对他说：
“列昂尼德·伊里奇的出发点是，你是站在他一边的，对他很忠诚，他很看重这一点。”
戈尔巴乔夫当选的第二天去见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实际上对交谈漠不关心，只说了一句话：
“库拉科夫可惜了，是个好人……”
“有着先见之明的勃列日涅夫，”恰佐夫写道，“身体还健康的时候即已安排好了各级干部，这就使得他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对自己的未来高枕无忧，即便他丧失了亲自领导党和国家的能力之时也是如此。”
赫鲁晓夫在古稀之年远比勃列日涅夫结实、健康。尽管如此，战友们觉得领袖软弱可欺，便推翻了他，但绝对没有任何人起来反对勃列日涅夫。
自1972年起，安德罗波夫即已了解勃列日涅夫不幸的健康状况。1975年以后，苏斯洛夫也知道了。自1978年开始，第四总局关于总书记身体状况的结论便转达给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隐瞒勃列日涅夫的病情已不可能。如若不是他在发病之前及时清除了政治上层空间可能的对手和心怀不轨之人，罹病后肯定会丧失权柄。
然而勃列日涅夫牢靠地确保了自己的安全。他除掉了所有的足以与他进行竞争的人。如今在政治局工作的，或则是十分老迈之人，或则是那些明白自己任什么都无可觊觎之辈。党的领导人中已不存在任何一个对他下台感兴趣的人。相反，政治局委员们确实希望勃列日涅夫尽可能长久地拥有他的职位。
亲信们竭尽全力希望他延长掌权的时间。比所有的人都更为卖力的是安德罗波夫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契尔年科及其党中央机关。
索洛缅采夫回忆说，当他1978年届满65岁之际，他去见基里连科：他是否应当递交退休申请了？基里连科未置一词。他便去见苏斯洛夫。这是经过巧妙算计的一着棋——看看有何反应。
苏斯洛夫听罢，客客气气地说：“您熟悉俄罗斯经济的全面情况，您现在应当一直工作下去，我劝您不必提出这个问题。”
勃列日涅夫在一个适当的场合问索洛缅采夫：
“你怎么啦，打算退休？”
索洛缅采夫小心翼翼地回答说，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年龄似乎……
勃列日涅夫年长7岁，便问道：
“那么你认为，我还不到退休的时候吗？”
索洛缅采夫尽可能有说服力地回答说：
“不，列昂尼德·伊里奇，您还应该为了祖国的幸福一直工作下去。我可是反对您退职的。”
不过，有时候勃列日涅夫也会提起退休的事。1979年4月他突然对自己的卫队长里亚边科说：
“我想休息了。”
里亚边科以为，总书记打算去休假。弄明白后才知道，勃列日涅夫谈的是退休的事。契尔年科召开政治局会议。勃列日涅夫说，看来该退休了。大家都发言反对。
“您怎么啦，廖尼亚！我们需要你这面旗帜。跟随你前进的是全国人民，你应当留任。”政治局委员们反复开导他，一再说要为总书记创造工作环境，让他更多地休息。
勃列日涅夫宽宏大量地同意留任自己的职务。这毋宁说是施放试探气球，他想看一看谁会支持退休的想法。但政治局里的人全都老成练达，饱经世故，谁也不会疏于算计。
有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病势沉重的勃列日涅夫突然失控，信口开河。会后安德罗波夫对已经调来莫斯科的戈尔巴乔夫说：
“你知道，米哈伊尔，必须竭尽全力，让大家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也都支持列昂尼德·伊里奇。这是牵涉到党和国家稳定的问题，甚至是国际稳定的问题。”
葛罗米柯曾对儿子讲过，总书记身体不适时，他和安德罗波夫前去看望。突然间勃列日涅夫对他们说：
“我是不是应该退休了？越来越感到身体不行了。必须采取一些措施。”
安德罗波夫的反应快：
“列昂尼德·伊里奇，您只管过日子吧，什么也不必担心，只管过日子好了。您的战友们都很强健，我们决不会让您为难的。”
勃列日涅夫深为感动，热泪盈眶地说：
“如果你们大家都这么认为，那我就再干一干吧。”
实际上，勃列日涅夫并不打算退休。而且像任何一个正常的人一样，也没有考虑很快就会死的问题。因此他关于继承人的谈话并不能当真。
1976年，勃列日涅夫再次被授予金星英雄奖章，由基里连科颁发。
残灯摇曳
疾病和不受限制的权力让勃列日涅夫作为政治家和一个人都走向衰退。他不再约束自己，已丧失自我批评的能力，心安理得地接受颂扬。特别是在患病之后：多疑，轻信流言，喜欢炫耀，追求不切实际的虚荣。
勃列日涅夫尽管看起来仿佛是消息最为灵通的人，其实很不了解国家的情况。他看《真理报》，相信写的是什么样，事情也真的就是那样。
对勃列日涅夫的70寿辰进行了规模盛大的庆祝。济吉娜（苏联女歌唱家）发表了辞藻华丽的祝酒词，干了一杯伏特加并将杯子在地板上摔碎。还将第18集团军的老战士们邀请来到克里姆林宫的叶卡捷琳娜大厅。
1981年，勃列日涅夫的75岁寿辰庆祝活动更加豪华。他获得了第四枚苏联英雄奖章。寿宴在大克里姆林宫格奥尔基耶夫大厅举行。担任宴会主席，更确切地说，充当主持人的是苏斯洛夫。他甚至认为可以开开玩笑：
“咳，还得一个新的演说家来饶舌，这样你们可就顾不上吃喝了……”
各共和国的代表、军事将领、科学和文化活动家，全都向勃列日涅夫表示祝贺。“伟大”、“英明”之类的赞美词不绝于耳。讲话完毕，继之以音乐会的各种节目。
宴会之后，勃列日涅夫服用了安眠药，五点左右便在休息室里躺下小睡片刻。醒来后问值班秘书：
“有什么新闻？”
只要他一开始焦躁不安，便自己服用镇静药物。如果当天有冰球或足球比赛，必定给拉宾打电话：
“谢廖沙，冰球我可没看成。”
“列昂尼德·伊里奇，我们转播了一场比赛呀。”
“那你再播一遍吧，”勃列日涅夫说，“今天你办不到，你就明天回放吧。”
于是就回放了，理由是“应电视观众们的请求”。
勃列日涅夫还喜欢轻音乐广播、节日“星火”节目，尤其喜欢轻歌剧和茨冈合唱团，因此音乐会必定要斯利琴科（苏联演员）参加演出。
外国的外交人员目睹勃列日涅夫已丧失工作能力。他们提示本国领导人说，他最多能坚持会谈两个小时，大部分时间用于宣读现成的讲稿，所以讨论问题的机会极为有限。
1977年8月，安哥拉总统内图飞抵莫斯科。他突然提出一个有关不久前罗安达（安哥拉首都）发生军事叛乱的直率问题：
“我来是为了亲自从你们这里了解，莫斯科是否参与了反对我的那场阴谋？我得到消息，说你们的许多人都卷入了。”
大家都望着勃列日涅夫，等待着他回答。勃列日涅夫仿佛没有听见问题似的，开始宣读替他准备好的材料：
“我们的形势很好，丰收在望……”
勃列日涅夫既然不肯开诚布公地谈论这个话题，便证实了安哥拉人最坏的设想：这就意味着，苏联特工机关和军人确实试图推翻内图。但勃列日涅夫确实没有听见那个问题，所以像自动机器一样，遵循既定的仪式行事。读完讲稿，他自己给自己鼓气：
“读得很好。”
只是在事后苏联外交人员才得以与安哥拉人交谈，消除了他们的怀疑。
1979年12月，被任命为驻古巴大使的沃罗特尼科夫回国休假，他决定向勃列日涅夫作一汇报。会见定于12月17日傍晚7时。沃罗特尼科夫来到克里姆林宫，接待室里空无一人。
半小时后，卫队工作人员、提着小药箱的医生、理发师陆续进入勃列日涅夫室内。接待室的值班秘书请求沃罗特尼科夫说话高声一些，并提醒说，勃列日涅夫只有10～15分钟时间。
勃列日涅夫病病歪歪、老态龙钟的模样，让这位大使极为震惊。勃列日涅夫心情很好，亲切和善，他说：
“你开局不错。反映很好。”
他吩咐向菲德尔·卡斯特罗转致问候，邀请他访问苏联。
“也向劳尔（即劳尔·卡斯特罗，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弟弟）亲切致意。每年的新年前夕，我都给劳尔寄去燕麦片、荞麦米、红鱼、整套葡萄酒。
勃列日涅夫经常饮用加牛奶的咖啡，看来他口中发干。说话时仿佛嘴里噙着粥。
1978年在大剧院纪念列夫·托尔斯泰诞生150周年。阿根廷共产党员作家瓦列拉也在晚会上发表讲话，在作家协会外国委员会工作的西尼扬斯卡娅为他翻译。她回忆说，会议结束时‘党的全体领导人都顺着通向舞台侧幕的甬道从我们面前经过，他们与瓦列拉握手时说：谢谢您’，随后又对我说：也谢谢您。勃列日涅夫没有说出话来，只是嗓子里发出一阵响声，但伸出了一只萎缩的仿佛没有骨头的手。他整个人就像一个巨大的充气玩具。”
1979年4月，法国总统德斯坦访问莫斯科。他知道勃列日涅夫的爱好，便为其带来了两辆吉普车作为礼物。
进城的时候，勃列日涅夫对总统说：
“我没听医生的意见，到机场来迎接您，他不让我这样做。”
勃列日涅夫额头上沁出了汗珠，他用手帕擦去。
“应当承认，我病得很重。”勃列日涅夫以冷漠而平静的语气说道。
“我屏住了呼吸，”后来德斯坦写道，“当即便想象，如果广播电台将他的话传遍全世界，这一自白可能产生何种效果。他是否知道，西方报刊每天都在谈论他的健康问题，估计他还能活几个月？”
“您大概还记得，我曾经遭过颌骨的罪，”勃列日涅夫继续说道，“这让人生气，不过这一切如今已成往事了。”
“实际上，似乎发音已经正常了，脸颊也不那么肿大了，”法国总统思忖着，“不过，他有何必要将这一切告诉我呢？他是否明白他所冒的风险有多大吗？他是否意识到，讲述这种事情抑或仅仅走漏消息对他都是有害的？”
“现在各方面都严重多了，”总书记与法国来宾交流，“但医生却硬说还有希望。他们还指望将我治愈，或者至少稳定病情。我对您讲这些，是希望您能更好地了解情况。但我一定能康复，您会看见的，我可是个棒小伙子！”
看来，勃列日涅夫是坚信这一点的。然而最近几次出国访问和与外国代表团会谈却很丢人现眼，唯一不明白这点的人就是勃列日涅夫自己。他离开讲稿已经一句话也不会说了。而且照本宣科也念不好，常常出一些不可思议的错误。他步履维艰，需要人帮扶。但亲信们却一再坚持：“您需要向人民群众露面。”
于是勃列日涅夫频频出现在屏幕上。
“他力求尽快结束会谈，”苏霍德列夫回忆说，“抽身走进休息室，结果连助手们也都无法给他送去重要的文件。”
官方宴会期间他备受折磨——什么也吃不下。他对自己的翻译苏霍德列夫信任地说：
“现在我就回家，在那里再吃点东西：我要吃一个煮鸡蛋，两个小香肠——这就是我的一顿晚饭……”
有时候，他在宴会中途挣扎着起身离席，这无可避免地会引发丑闻。富有魅力的苏霍德列夫便用谈话吸引他。
由于勃列日涅夫容易疲倦，各种官方活动已成为他的负担，于是多棱宫（在克里姆林宫内）中的宴会都加快速度进行。服务员们不停地换菜，不让外宾有进食的机会。
卫士梅德韦杰夫回忆说，1982年夏天在多棱宫举行的欢迎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的宴会上，勃列日涅夫下意识地高声大嗓说话，在贵宾致词期间他竟然对政府首脑吉洪诺夫说：
“尼古拉，你为什么不吃点东西？”
胡萨克不再作声。而勃列日涅夫仍然继续说话，声音响彻整个大厅：
“这个我不能吃。你吃吧，尼古拉……你就吃鲑鱼也好哇。”
有一次散步期间，亚历山德罗夫对布鲁坚茨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