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人“强悍性格所表现的内涵是积极的人生观，是强烈的权威感，是高度的成就需要。”到了近现代湖南人的强悍性格更为丰富、更为具体。毛泽东说，光绪末年的湖南学生，“好干事，不怕死，是他们的特色。反抗官厅，不服压制，是他们外在的表征。”到了清末民国初，在湖南青年学生中流行一首《学生运动曲》，毛泽东在其早期文稿中全文录之。歌词说：“大哉湖南；衡岳齐天，洞庭云梦广。沅有芷兮澧有兰，无限发群芳。风强俗劲，人才斗量，百战声威壮。湘军英武安天下，我辈是豪强。……”从黄兴从事革命一再失败而不气馁，到蔡锷的“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而战；从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陈天华“与为奴死，宁为鬼雄”，到夏明翰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都突出地表现了湖南人性格和特点及其内涵。毛泽东说：“湖南人素来有点勇气，驱张（敬尧）、驱傅（良佐）、驱荡（芗铭），就是最近的证据。”陈独秀曾经高度赞扬湖南人的奋斗精神，他说：“‘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无论杨度为人如何，去不能以人废言。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证明的。二百几十年前的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的曾国藩，毛泽东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仗’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率领子弹不足的两千湖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韧不拔的军人。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已渐渐在一班可爱可敬的青年身上复活了。”
毛泽东、曾国藩等这些芙蓉国里走出来的杰出人物，他们的人格个性来自于湖南人的个性特点，在他以后的足迹中带有明显的湖南人性格的印记。
【评点解析】
曾国藩是个非常鲜明的人。他智慧过人，精力过人，勇气过人，坚韧过人。毛泽东质朴纯真，国内外见过他的人有过许多描述：他既是一个通晓古今的学者，又像农民一样平易近人；十分幽默风趣，可又非常严肃认真：既坦率、又精明、既单纯，又复杂：既猛烈，又温和；细致周到，明察秋毫，可又衣着随便；具有成就事业的耐性，而一旦需要当即立断，又决不坐失分分秒秒……毛泽东自己说过，“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这虽然是一种形象的比喻，但却反映了他的性格特征。曾经长期跟随在毛泽东身边的卫士长说：“毛泽东是一位充满斗争性的伟大革命家，又是一位多情善感的朴质的常人；他的意志坚硬如钢和他的心底善良柔和都是一样鲜明，一样强烈。”可以说，这就是毛泽东性格的主要特征。性格是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毛泽东的性格，是自幼在湖南这块土地上逐渐形成的，后来是在曲折而艰难的革命环境中发展起来的。自古英雄多磨难，毛泽东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也经历过种种磨难，但他性格最重要的塑造期是在湖南度过的，因此具有湖南人性格的特点。湖南作为中国的一个省，湖南人当然具有中国人的性格，“比如和平主义，知足常乐，稳重，耐力，这些都是中国人的突出性格。”杨度在《新湖南》中认为，湖南人的风气稍近于云贵，而冒险之性，颇同于粤”。
章士钊对湖南人的坚韧性格有一段颇为精辟的论述，可以说是抓住了其本质特征。他说“湖南人有特性，特性者何？日：好持理之所信，而行心之所安，势之顺逆，人之毁誉，不遑顾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犟”、“老子不信邪”，也就是说，从来只认理不认人，不轻易放弃自己的主张，哪怕是碰着了天王老子，皇帝国戚，或者是刀砍斧劈、五马分尸，总是勇往直前。正如毛泽东说的：“湖南人素来有一点倔强性、反抗性和破坏性。”
湖南人为什么有这样的特殊性格呢？古今中外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过探索。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侧重血缘和文化因素，地理学家和文学家侧重山川气候因素，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则注重个人经验和受教育因素，等等。由于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出现了曾国藩、毛泽东等杰出人物，人们又以血缘说和地理环境说来论说湖南人的个性。
先看血缘说。持此说者认为，湖南人性格的特征是由于不同民族杂婚的结果。昔日湖南是三苗之地，《文献通考》卷319页记载：“潭州，古三苗国之地。”朱熹在《九江·彭蠡辨》一文中谠“洞庭、彭蠡之间，乃三苗氏所居。”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湖广》一文中亦云：“常德之西中，南壤接五溪，其诸蛮错居，傈悍乐祸自汉已然，非可以礼义法制柔也。”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汉人始入湖南，于是汉人与苗人杂居。近人谭其骧说：“清朝以来，湖南人材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窃以为蛮族血统活力之加入，实有以致之。”汉人与苗人通婚，成了一个混血的民族，因此才有特殊的个性。
自古以来，湖南又是一个移民区。江西人在明初和清初两次向湖南大迁移，这对湖南人性格的形成亦有影响。当代学者林增平认为“近代的湖南人，是经历元末明初、明末清初两次大移民，在族源和血缘方面同清代的前湖南居民基本上没有联系的新居民。全省人口素质实现了更新，带来了移民所具有的开拓精神和进取心，又因与苗、瑶、侗、土家族等族联婚，吸收了这些少数民族强韧、犷悍和刻苦的习性，从而在湖南渐渐形成了一种有别于他省的朴实勤奋、劲直勇悍、好胜尚气、不信邪，甚至流于偏狭任性的乡俗民气。”
美国人类学家奥天柏（Ottemberg）亦有类似的看法。他把湖南人的血型列为世界六大血型之一，名之日湖南型。奥氏从血型上将世界人类分为：1．欧洲型；2．中间型；3．湖南型；4．印度满洲型；5．非洲南亚型；6．太平洋美洲型。而且在湖南型之下，包括日本人、华南人、匈牙利人、罗马尼亚系犹太人。在1921年左右，日本的人类学者不愿将日本人列入湖南之内，正式向奥氏提出，请求将湖南型这一名称改为日本型，可是奥氏始终不愿更改，仍然保留着湖南型这个名称。
再看地理因素说。“湖南汇洞庭之汪洋。聚南岳之奇伟。”梁启超认为山川自然环境对人们的性格有广泛的影响。他说：“湖南古南楚也，北通江域，南接猺疆，故其人进取之气颇盛，而保守之习亦强。”他以屈原为例，他原是一位贵族，但“又是有怪脾气的人，常常和社会反抗，后来被放逐到南方，在那变化诡异的山水里头，过着他的幽独生活，特别的自然界和特别的精神作用相激发，自然产生特别的文学了。”正因为如此，湖南之山川也常常受到歌颂，欧阳修在《送疗倚序》中说“山川之秀，自称衡山。”韩愈在《送疗道上序》中亦云“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数，独衡为宗。”“衡之南八九百哩，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驶，其最高而横绝南北者岭。”“中州清淑之气，于是焉穷。气之所突，盛而不过，必蜿嬗扶舆磅礴而郁积。……意必有魁奇忠信才德之民生期间。”杨万里在《种爱堂记》中说“山川木石之奇，生其问者多秀民”，这就是所谓“地灵人杰”。
近人钱基博认为，以毛泽东、曾国藩为首的湖南人性格之倔强是地理使然，他说“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两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迭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之交通。顽强赭上。地质刚强、而民性多流于倔强……盖地理使之然也。”这种由地域特征的影响而形成的倔强性格，不仅表现在古代和近代的湖南人身上，而且在当代无产阶级革命家身上亦有反映。陶铸的女儿陶斯亮认为，他父亲性格刚毅顽强，这与家乡的自然山水有关。她说：“我们父亲在言谈中，常讲到家乡，讲湖南自然风光好。”就是在生命垂危时刻，他还以“东方”、“潇湘”为题，写诗抄在旧报纸上：“东风吹暖碧潇湘，闻道浯溪水亦香。最忆故园秋色里，满山枫叶艳惊霜。”“潇湘二汇江清湘，何事诗人易断肠？九嶷云飞衣变彩，洞庭波涌道成康。愚溪迹存高客志，芝山书在喜僧狂。芙蓉国里朝晖遍，又见零陵草亦香。”毛泽东也说过“湖南的地理民性，均极有为”。
上述血缘因素论和地理因素论虽然不无道理，但如果将它们视为形成性格的唯一因素，则失之偏颇。其实影响性格形成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血缘只是为性格形成提供了可能性，并不是现成的性格。马克思说：“环境也创造人。”人总是生活在具体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之中，环境当然对性格有影响。但是，环境影响随着时间和空间的不同而呈现出差异。因此，从教育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性格具有可塑性。时间越早影响越大，时间越晚影响越小：交通不便的农村影响大，交通方便的城市影响小。民国《醴陵县志·礼俗志》说：“醴俗索称醇厚，近以交通日便，外界接触日多，居民亦渐去其故习而与之俱化。昔之俭者今以奢，昔之醇暂今以薄，昔之勤者今思逸乐，昔之安土者今恋江湖。”曾国藩曾招收山乡者入伍，认为“山僻之民多犷悍”，但在镇压太平天国之后，曾国藩却认为他们暮气很深，因而决定解散湘军。
而毛泽东是这样评点曾国藩的个人性格：
“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不死之谓也，进步之谓也”
“做人应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应必须有倔强之气。”
“刚字立身之本，有嗜欲不能刚”
这说明，性格是可以改变的。
性格是怎样改变的呢？马克思又说过“人创造了环境”，人是活动的根本，人们在接受环境影响的同时，也改造环境，并在改造环境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性格。对具有坚强意志、积极进取的人来说，环境越艰难，斗志越旺盛。因此、“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湖南原是一个山国，道光《凤凰厅志》卷七说“山多田少，治生为急。”到了近代交通逐渐发达以后，湖南又是南来北往的走廊，因此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这里是阶级斗争最尖锐和战争频繁的地方之一。湖南人性格就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经过长期的实践而逐步发展形成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