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运动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它辗转大半个中国，前后持续十四年，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统治阶级。但是太平天国运动还是被镇压下去。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曾国藩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人们称他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刽子手。这场战争中显示曾国藩过人之处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找到了一个恰当的动员口号。一场满汉之间的民族战争，一场地主、农民之间的阶级战争，被曾国藩说成是一场维护名教，保卫中国传统文化的战争，因而最终赢得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胜利。
毛泽东对他评价甚高，“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这是因为毛泽东与之具有很大的文化渊源，而且其早期思想深受其影响，尤其是他的精神革命与曾国藩的“攻心”说非常相似。
毛泽东“独服曾文正”一语，出自他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该信第二大段全文如下：
今之天下纷纷，就一面言，本为变革应有事情；就他面言，今之纷纷毋亦诸人本身本领之不足，无术以救天下之难，徒以肤末之见治其偏而不足者，猥日吾有以治天下之全邪！此无他，无内省之明，无外观之识而已矣。已之本领何在，此应自知也，以樽栌之材，欲为栋梁之任，其胸中茫然无有，徒欲学古代奸雄意气之为，以手腕智计为牢笼一世之具，此如秋潦无源，浮萍无根，如何能久？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许无一千竖立、枝叶扶疏之妙。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今日变法，俱从枝节人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约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幸则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夫以与本源背道而驰者而以之为临民制治之具，几何不谬种流传，陷一世一国于败亡哉？而岂有毫末之富强幸福可言哉？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中心，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中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然今之天下财纷纷矣！推其原因，在如前之所云，无内省之明；一则不知天下应以何道而后能动，乃无外观之识也。
故愚以为，当今之世富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人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噎皆阕则沛乎不可御矣！
毛泽东给他的老师兼朋友黎锦熙写这封信时，刚刚结束与萧瑜的。游学”，对中国社会有了一定的认识。信中可以看出毛泽东以天下为己任的进取心理，但他当时考虑的救国方案是“从哲学、伦理学人手”，“根本上变换全国的思想”类似一条“教育求国”之路。
五四运动以前的毛泽东在社会历史领域内奉行唯心史观。他倡导以精神革命为宗旨，主张实行国民精神面貌的改造，发挥国民精神力量，达到富国强兵，再造中华的目的，毛泽东尖锐地指出：现在中国社会已经腐败黑暗到了十二分，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已经成为当务之急。“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改换全国人心之思想”，进行一场伟大的精神革命，向群众灌输新的哲学伦理学。毛泽东重视精神革命，提出倡学，把它作为大本大源的唯一办法。他说“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日无学，故基础不厚。”所谓倡学，并非一般的科学知识，而是倡导新的哲学伦理学的真理，以哲学伦理学的变革为宗旨，大张旗鼓地向群众灌输新的伦理学，“普及哲学”除旧布新，改造人的素质，使人人心中部具有新内容的宇宙真理。这样就可以改变“无内省之明，无外观之识”的状况，就是以动天下之大本，而致人心觉悟，国富民强。他满怀信心地指出：“今若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可为。国岂有不富强乎？”他过分夸大新哲学改革造福人类决定作用，肯定德国民族乃得力于康德以来的哲学的陶冶，“德国的民族，为世界最富于‘高’的精神。”中国的振兴和自强，全在于和德意志一样，实行精神革命，倡导哲学伦理学，成为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出路中提出的一个走德意志道路的社会改造方案。
他以是否重视倡学抓本源为准则，认真总结历史经验，评点中国近代现代历史人物，他认为，段祺瑞、黎元洪、张勋、冯国璋等官僚政客，你争我夺，人人欲得天下，造成了“天下纷纷”的局势。但是这些奸雄皆不知“倡学”的“本源未得”。毛泽东研究了曾国藩倡学攻心的历史事实，从而引出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最重要的一手，就是倡学攻心，“以礼治人”。毛泽东认为曾国藩成功的秘诀就在于他会抓人心，抓学术，掌握了“大本大源”。他还认识到：哲学伦理学关系人的“言动之准”。“前途之鹄”、“国家大事”。它“主人心”、“范人之行”，“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国家，对于教育”，“足以解释一切”，有极大影响于人生和社会。封建统治阶级正是用旧哲学伦理学思想来麻痹劳动人民，使国人“浑郁固塞，陋不自知，人主出奴，普成习性”。国家面临瓜分豆剖，民族面临绝种灭代，中国何去何从，亟待解决。倡导些许技术，无补事功，必须对封建专制主义采取针锋相对的办法，从倡学攻心人手，实行哲学伦理学的根本变革，从根本上唤醒民众都来关心国事，做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就是他从曾国藩抓大本大源中引出的历史教训。
毛泽东之所以注重“大本大源”，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老师杨昌济先生有关。杨昌济融中西哲学为一炉，他一生喜好朱熹哲学，十分推崇去抓大本大源的认识。他极端夸大哲学的创世作用，肯定哲学是创世的大本大源，他说：“近世各种科学，各研究宇宙现象之一部。哲学则以宇宙之全体为其研究之目的。故哲学问以哲学为终极，宇宙为一全体，有贯通其间之一大原则，宇宙间所有一切之现表悉自此大原则而生，吾人当深思默会，洞晓此大原则，所谓贯通大原也。”他认为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失败，归根到底缺乏用全新哲学启迪群众的觉悟，因此，“欲唤起国民之自觉，不得不有待于哲学之倡明。”他推荐曾的倡学攻心的做法，在学生中极力宣传。所有这些，引起毛泽东等热血青年抓大本大源，探讨思想的兴趣。在杨先生的影响下，倡学攻心，进行哲学伦理的变革，就是改造国民性，再造新社会的根本出路。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开，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噎皆阙，则沛乎不可御也。”只要用新哲学陶冶中华民族，民族精神将大大改观。毛泽东抓大本大源的宇宙真理，作为救国之计，酝酿已久，有牢固的思想基础。它成为毛泽东早期历史观的出发点和基本思想。
毛泽东提出大本大源的宇宙真理，还有具体的认识根源。毛泽东从近代历史中看到这样一个事实：近代以前仁人志士为救亡图存，或力主变法，或行武装暴动，都没有成功。原因在于没有引起群众响应，百姓并不动心。“民智淤塞，开通为难”。没有群众的觉悟和参加，社会就不能得到改造，这种认识当然是正确的，问题在于为什么民智淤塞”？当时的毛泽东还不懂得从社会存在中去找寻原因。他孤立地看待这一社会现象，赞同严复“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的观点，也企图从“民智”本身中去寻找开通“民智”的钥匙。这样，从精神出发，又回到精神之中，很难行得通。
毛泽东的倡学和康有为的倡学又大不相同。他认为康有为只是貌似抓住了本质，实则是“从枝节人手”。这是因为，康只抓了“议会、宪法、总统、军事，实业、教育”，他把倡学只是看作变法的内容之一，没有把它放在大本大源的地位上去狠抓，故“一切皆枝节也”。由于他不突出教育的作用，结果适得其反，使他的变法最终成了奸雄“临民制治之具。几何不谬种流传，陷一世一国于败之哉，而岂有毫末之富强幸福可言哉！”
其次，就康倡学的内容看，他倡学的重点是西方先进技术之学，并没有突出倡导新哲学、伦理学，对于启迪人的认识，提高觉悟的西方社会科学，康是怀着深深恐惧的。他认为如果民智大开，内乱惨祸就会随之而来。毛泽东指出，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固不可少，但不学西方先进的社会伦理学，便离开了本源，言技术、言政、不言教就不能根本改变民质，国家就无从改造，只抓这些枝节，“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人们沉溺在这些枝节之中，国家的出路何在？“其心目中，茫然无有”，精神力量无从发挥，救亡只不过是一句空话。毛泽东说：“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现之际。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其实质，即“天下应以何道而后能动”，因而可以理解为现今所谓历史趋势、历史方向，历史规律意思相近。
毛泽东主张，精神革命的社会改造论，是他对改造中国的认识深论的过程中的重大环节。随着革命实践活动的增多，个人阅历的加深，他总是不断在澄清自己的思想，批判自己的思想，当他意识到俄国的道路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并且对暴力革命有了深刻的认识后，他便很快放弃了原来的精神革命，而转移到暴力革命上来，也就得出了后来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