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文轩
乌鸦这种鸟，在中国的名声一直不太好。它是一种邪恶之鸟，一道不祥的符号。在中国的电影里，这东西总出现在荒凉的野地或阴气深重的坟场或老宅背后一株孤独的枯树上，随着突然的一声凄厉而苍老的呜叫，一种阴险、一种恐惧感便顿时袭上你的心头。
我们并不能说得清乌鸦到底怎么了。但它在我们的感觉上，就是那样一种东西，它与我们之间的距离似乎十分遥远，以至于我们中间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准确地描绘出它的体态、目光与飞翔或行走的样子。它给我们的只是一种印象，一团纯粹的黑色，一个在天边冷飕飕、阴沉沉地飘动着的幽灵。
我小时候，很早地就在一种氛围中感觉到了这种鸟的阴鸷。因此，一见到它立在风车的顶端或从林子里哑然飞过，就赶紧往地上吐一口唾沫，并闭上双目。
上六年级时，我从父亲的书柜中翻出一本鲁迅的《故事新编》来，那里头有篇《奔月》，居然有好多文字是说这样一件事的：后羿将天下鸟皆射杀，现只剩下乌鸦了，他只好射杀乌鸦为他的娇妻嫦娥做炸酱面——乌鸦的炸酱面。我一边毛骨悚然地读这些文字，一边感到有点恶心：乌鸦的肉是可以吃得的吗？那天天吃“乌鸦的炸酱面”的嫦娥，倒也没有我的“毛骨悚然”与恶心，但她对这样一种生活似乎大为不满：“又是乌鸦的炸酱面，又是乌鸦的炸酱面！……谁家是一年到头只吃乌鸦的炸酱面？”后来，读到嫦娥背弃羿与家独自飞往月亮上去了，我就在心里很支持她：人怎么能忍受得了总吃乌鸦炸酱面呢？说老实话，我当时在心里不怎么同情那个成了孤家寡人的后羿：一个让那样漂亮的老婆一年到头总吃乌鸦炸酱面的人，有甚值得同情？
一句话，乌鸦在我的感觉里一直不太好。
1993年10月，我去日本东大讲学，一住18个月，这才对乌鸦的印象有所修正。
乌鸦在日本文化中的形象似乎并不坏。听说，在日本的传说中还有乌鸦救王子之类的动人故事。在这些故事里，乌鸦倒成了一个勇敢而智慧的义鸟。不管怎么说，日本人不讨厌乌鸦，更无中国人一见乌鸦便要生疑、便有不祥预感的心态。在日本人看来，乌鸦是鸟之一种，很正常的一种，并无特别之处。他们像对待其他鸟一样，完全是用了平常心来对待这些黑色精灵的。
初时，见了东京乌鸦到处乱飞，我心中颇为纳闷：这样的一种鸟怎么在此地竟有如此待遇？甚至，我在第一次上讲台之前，听到了它的一声叫喊时，心中还大为不快。那天，我西装笔挺，夹了公文包，颇为“气宇轩昂”地出了寓所。我在心中默念：这第一堂课必须讲好，要讲得特别好。我把自己的信心打到了顶处。就在我走出寓所一百米左右时，寂静无边的天空突然响起一声沙哑的鸦鸣，我就觉得头上明亮的阳光下划过了一道黑影。未等我去看它，又是一声鸣叫，这声鸣叫居然就在我耳边，随即，我看见一只乌鸦在我眼前一闪而过，鬼鬼祟祟地飞到林子里去了。我竟学着小时候的样子，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那几天心里就一直不痛快，直到知道我的课讲得并不坏为止。
在那里，我实在无法躲避乌鸦，天长日久，从前的感觉渐渐麻木，对乌鸦的成见也日益变得淡漠。
首先，东京的乌鸦对人无任何戒心与畏惧，使你根本无法与它拉开距离。它们无处不在，几乎装点了你眼前所见的任何一个画面。我们要去吉祥寺购买东西，必经井之头公园，而这公园又是乌鸦的一个大本营，那里的乌鸦多得满眼都是。它们就在你眼前肆无忌惮地刷刷地飞下，甚至就在你的脚下觅食，挥之不去。那摇摇摆摆很固执的样子，仿佛一定要让你将它看个仔细：我到底是怎样的一种鸟？
对乌鸦的阅读完全是被动的，但阅读的结果是——至少是：抛开种种文化的附着，作为纯粹意义上的鸟，乌鸦却是一种难得的经得起审美的鸟。
那黑才叫黑，如墨，如漆，如星月全无的深夜，且又有光泽，飞起来时，仿佛像绸缎在阳光下滑动，那分寸得当的喙有着牛角的质地，显出了一些贵重，而两只眼睛更使你觉得从前的印象简直没有道理，那棕黑的两粒，如珠如豆，晶晶闪亮，无一丝阴森，更无一丝怨毒，恰恰相反，倒有一些纯真、柔和，还有几分只有善目慈眉的老者的眼睛才有的那种亲和。假如有这样一只黑得到位的乌鸦，立在一片晶莹的雪地上，其情景如何？假如这样一只黑得到位的乌鸦，穿行在如雨的樱花里，其情景又将如何？它在地上走动——不是走动，而是跳动的样子也很好。我原以为乌鸦在地上的前行，是像鸭子一样晃动着往前走，结果发现，它根本不会走动，而是轻轻地跳动着前行，很有节奏感。觅食时，偶然受了惊动，会一转脑袋，往天空一望，其神态还有几分憨呆。最值得注意的是它的飞翔。井之头公园的上空，常有鸽群和野鸭群飞过。鸽子的飞翔固然迷人（我少年时曾被这种飞翔迷得不能自已），但鸽子的飞翔有时候带了少许表演的性质。它们在天上飞，盘旋，忽如旋风一般上升或下降，久久不肯停歇，总让人觉得它们有点卖弄自己的飞翔。而野鸭的飞翔又过于单调，直通通地四平八稳地在天上飞，全无一丝变化，加上长脖子短身体的体态，似乎不那么让人觉得飞翔的优美。而它的下降，简直使人觉得笨拙。它们落在水面上时，绝无一点轻盈与优雅，而竟如一块一块砖头，噼哩啪啦地直掉在水里。乌鸦的飞翔，既不同于鸽子，更不同于野鸭。它不在天上作无谓的盘旋，绝无卖弄之意，但只要是飞，就将它飞好，飞出样子。它们似乎最喜欢那种从一株树到另一株树、从屋顶电视接收架到电线杆的顶端、从地上飞到树上或从树上飞到地上像这样子的有目的地飞翔。在起点与终点之间，它扇动大翅，潇洒自如。倘若在行将到达终点之时，它忽然改变了降落的主意，此时，你就会发现它没有一丝野鸭在突然改变飞行计划时的那种局促与僵硬，而是令人不可思议地穿越了极其有限的枝隙与叶空，其情形如一页薄纸轻风送力，一飘而过，不留一丝改变原意的痕迹。
最值得看的是它的那对翅膀。乌鸦之所以飞得那样好，似乎与它的长翅有关。它的翅膀与它的身体相比，是超比例的。有时，它立在地上，也会将双翅展开，这时你可得到静观。那翅黑而优雅，你就会觉得古代白话小说中形容一个女子的漂亮，说眉毛黑如鸦翅，长入鬓角，实在是一个很传神的形容。
东京的乌鸦，顽强地逼迫着我改变着对它们的看法。我发现在从前几十年的时间中，我对乌鸦的观察实在是极其草率和不负责任的。
乌鸦竟然还是一种淘气、顽皮的鸟。井之头公园的一些大树下放了一些自行车。这些车大多是被遗弃的。乌鸦们常落在车座上，它们歪着头看看那车座之后，就开始用喙去啄那车座，直啄得那车座都翻出里面的海绵座垫，发现里面并无什么其他内容之后，它们又去啄还未啄过的车座，乐此不疲。有些车，只是在这儿临时放一放，也被啄开了。主人来了，一见此情景，就会骂它们一句：“八格牙路！”它们就叫着暂且飞开去，但过不了一会儿，又可能再飞回来做未尽的事业。人们似乎并不记住这里有群乌鸦会啄车座，依然还是把自行车不住地停放在这里。它们还经常把一些东西叼到天上去。我几次看见它们把人扔下的空啤酒易拉罐叼住，飞到枝头或人家屋顶上去，然后在那儿摆弄易拉罐，仿佛要仔细看一看是否还剩下几滴酒好喝。一只乌鸦不知从何处叼得一块白绸，在井之头的上空悠悠飞过，那白绸张开来，引得地上的人无不仰头去看。一天，我从东大讲课回来，正走在路上，偶然抬头一看，只见一只绝黑的乌鸦叼了一只鲜亮如红宝石一般的西红柿在蓝天下飞着。这回，这只乌鸦倒有点表演的心思，在天上长久地飞，竟一时不肯落下。那真是一幅颜色搭配得绝好的画。后来，它终于飞到公园的林子里去了，那一刻，你就觉得天地间毁灭了一道风景。
到了春天，我还发现乌鸦竟是属于那种情感很投入的鸟。这时节，是它们恋爱的季节。这段时间里，井之头一带的乌鸦完全失去了往常很绅士的样子，在枝头飞来飞去，鼓噪成一片。它们似乎完全陷入了痴迷与疯狂，不分白天黑夜地在林子间飞翔与追逐，不吃也不喝。那天，我坐在井之头公园的长椅上打量它们，发现它们一只只皆瘦弱下来，瘦弱得几乎只剩下一对翅膀。那焦渴而无望的目光，简直使人感到震惊。有时，它们之间会发生激烈的冲突，直弄得空中黑羽纷纷。有一只乌鸦竟然疲惫地从枝头跌落了下来。它在昏迷中晃动着站起来，又振翅飞向枝头。那副心力交瘁的样子，让人无端地在心里涌出一番同情。
几乎是整整一个春季，它们就这样失魂落魄地燃烧着生命，直到夏季来临，树木苍绿之时，它们才在浓荫中渐渐平静下来。
当然乌鸦也有可气的一面。对我个人来说，它的不知疲倦的叫唤，使我常不能保持一份写作的宁静。居室不远处有根电线杆，有一只乌鸦居然能持之以恒地从早直叫到晚。我想找根竹竿到外面去轰赶它们，又怕我的日本人邻居见了说中国人待乌鸦态度不好，犹豫再三，还是放弃了轰赶。有好几次思路被打断，怎么也接不上去，脑子里一片空白，我竟无聊地去细听起这前前后后的鸦声来。我发现，乌鸦的叫声绝非一种：有发“哇”的、有发“啊”的，那根电线杆顶上的一只，竟然发“呜——啊，呜——啊”。来了一位日本朋友，我问她：“你听得懂鸦语吗？”她笑了：“我听不懂，你听得懂？”我也笑了：“我也听不懂，它们讲的是日语。”日本朋友大笑。
东京井之头的乌鸦耽误了我不少文字，这也是事实。
从日本人的角度来看，由于他们对乌鸦的一味放纵，鸦群无限扩张，也给他们带来了一些麻烦。光乌鸦啄破垃圾袋或到垃圾桶里乱找乱翻这一条，就使他们很伤脑筋。这些乌鸦一清早从林子里飞出去觅食，并不往郊外飞，只是在城市的上空转，见哪条巷里无人就落下来，将那些待收的垃圾袋三下两下就啄开，结果将垃圾弄得满地皆是。对此，日本的电视台常组织专门的却带有几分喜剧性的讨论：如何对付乌鸦？日本人善动脑筋，对付的办法无奇不有。电视里曾作过表演，开始颇有成效，但乌鸦很鬼，一种方法往往试过几次之后，就被它识破，并恶作剧地嘲弄那个方法，使人觉得十分可笑。
日本的乌鸦，似乎有城乡两拨，城里有城里的乌鸦，乡下有乡下的乌鸦。城里的乌鸦啄垃圾袋，乡下的乌鸦则偷吃农人的果实。电视里很完整地放映过一段乌鸦偷吃果实、农人想法阻止乌鸦还是卷土重来的过程：那乌鸦群如同一支巨大的空降部队，从空中突然降到一块葡萄园来，将那葡萄一粒一粒地啄掉了。一个上了岁数的农人敲响盆子，将它们轰起，但农人刚一离开，它们又重新来了。农人没法，只好坚守在葡萄园里。但这也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农人固定穿一件棕色的衣服，以便给乌鸦输入一个信号：那农人穿了一件棕色的衣服，穿棕色衣服的是农人。农人假装睡着了，等乌鸦一来，又突然起身，这又给了乌鸦一个信号：我只是躺一躺，并未睡着。这样试了几下，农人见有了效果，便来了个金蝉脱壳之计，将身上的衣服剥下裹住一个稻草人，让它躺在葡萄园里，自己回家了。但那些乌鸦智商颇高，高得能识破人的诡计。它们先是在空中不停地飞，不停地叫，然后试探着往下落，往“农人”脸上屙一泡屎，刚要落下，又突然起飞，这样反反复复地做过之后，便在心里认准了：真人是没有这番好耐心的，就哗啦啦落下，把葡萄架搞得直晃悠。吃饱了，它们竟不立即飞去，在葡萄架上歇到夕阳西下，方才飞去。第二天，那老农人望着那个不剩几粒葡萄的葡萄园，一脸悲哀，都快哭了。后来，他抓来一支猎枪，然而，他最终也没有向鸦群开枪。
即将离开日本时，我和家人再次去了井之头公园。那时，正是樱花初开时。只见乌鸦们在赏樱的人群里飞来飞去，将春天搞得一派热闹。
回到北京，安顿下来之后，我又开始写东西，但最初的几天竟写不出，问妻子：“我怎么写不出东西来？”
妻子说：“外面的电线杆没有乌鸦叫。”
我忽然想起了井之头那些似乎已熟悉了的乌鸦，便走出室外，仰望天空。北京的天空空空荡荡，竟无一只乌鸦。
黄昏时，我才终于见到了鸦群。它们飞得很高很高，一副不想与人缩短距离的样子。我知道，这群鸦大概飞了许多的路程，到郊外无人的田野上觅食去，此刻正在返回城里的家。而它们的家绝不会在寻常百姓中间，而只是在钓鱼台、中南海里头的一些人伤不着、惊扰不了它们的林子里。
一日看元曲，忽然看到“宫鸦”二字，便穿凿附会地想：这些乌鸦莫不就是宫鸦？
（原载2000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