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待会结束后，由东京福音馆书店编辑唐亚明先生和日本女作家茅野女士陪同我和李惠善女士，去参加日本女作家津岛佑子举办的一次晚餐聚会。津岛佑子女士是日本着名作家太宰治的女儿，也是日本当代女性作家的领军人物。她曾在2000年秋天来过中国，参加中国社科院主办的中日女作家国际研讨会，担任日方女作家代表团团长，为人亲切自然。由于其时我任中方的团长，几天的会议中彼此相熟。这次访日再次见面，算得上是老朋友了。我在北京时就得知了她的热诚邀请。中国作协外联部曾征求我的意见，说是津岛佑子女士这一晚将同时邀请数位访日的印度作家，问我是否介意。我说，日本、印度、中国作家一起聚会，应该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啊。
那个灯光昏暗但很有旧时情调的日式“膳菜屋”，果然已是热气腾腾，一屋子欢声笑语。我与津岛佑子女士热情拥抱，再一一见过那年在北京认识的几位日本年轻女作家。视线里的几排长餐桌都已坐满了人，男人女人，一色黑头发，脸型各异，肤色也是深浅不一。我立时感到了屋子里回荡着各种不同的语言——汉语日语英语或许再加上朝鲜语。那么，从现在开始的“多国会议”，将是一次语言的聚餐，也是一次超越语言阻隔的文化交融了。
来日本前，已读过津岛佑子女士的长篇小说中译本《微笑的狼》。小说写一个家境优越的女孩，跟着她幼时相识的一个少年，离家出走去“流浪”的故事。少年和女孩都是天真无邪的，只是希望摆脱学校和家庭的桎梏，获得短暂的自由，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看世界。小说描写了他们快乐的旅行经历、纯洁的友谊和内心的苦闷。以“日本狼”的物种消失作为一种象征，隐喻人的精神生态系统所遭受的破坏。小说穿插了大量报纸上的新闻报道，作为现代社会真实的背景依据，更有一种“实地”、“实在”的阅读效果。小说结尾，女孩的家人报警后，警方以诱拐女孩的罪名逮捕了无辜的少年。这头善良可爱的“微笑的狼”，从女孩的生活中消失了。“笑狼”曾带给女孩一个新的天地，而成人却给女孩留下了永久的伤害。
我把自己的阅读体会通过唐亚明先生翻译给她听了，津岛佑子表示赞同。我提问说，那个女孩和少年的旅行经历，写得真实生动，那是来自你本人的经历呢，还是在朋友中发生的真事？津岛佑子略有些羞涩地微笑说，那只是她本人的想象。文学，重要的是想象。
那么想象的基础是什么呢？那些逼真而精彩的细节，如何被人的想象力创造出来呢？
未及进一步提问，邻桌有一位慈眉善目、身着袈裟的和尚，默默走过来坐在一边。茅野说这位法师十几年前自愿去了印度，在印度筹资恢复了十几座佛教寺院。去年她们日本女作家访问印度，就住在这位法师的寺院里。法师告诉我，他已多次去过中国，曾在宁波雪窦寺、五台山等地游方。但印度的事情很重要，所以还有很多中国的佛教圣地没有来得及去。
谈话刚要继续又被打断了。一位年轻的日本艺术家，问我对日本文学的看法：在中国，哪一部日本小说最受欢迎？最喜欢哪一位日本作家？我的座位挪到了日本年轻人中间，另一位女作家也加入我们的谈话。那一个时段的交谈有了不同的看法：
我读过贵国的芥川龙之介、井上靖、夏目漱石、川端康成、渡边淳一、村上春树……
你不觉得川端康成很恶心吗？
为什么？我觉得他的语言很优美，故事中有一种很地道的日本情调。
不，他就像是一个外国旅游者，只不过是在出售日本风情而已。
那么村上春树呢？在中国当代的白领读者中，如果谁没看过他的小说，会被认为这个人很老土。
情况恰恰相反，在我看来，谁要是喜欢读村上春树，那才是老土呢！那你喜欢哪一位日本作家呢？
我出生在一个劳动者的家庭，我喜欢那些写普通人生活的作品。沉默片刻，我随即问她喜欢或了解什么样的中国作家？回答是鲁迅。
不经意中，已有一位中年印度女作家也加入了我们的谈话。她没有去过中国，对中国充满了好奇，话题忽然就转到了有关女人的事情，说来说去，大家都发现原来印度、日本、中国，知识女性的处境大同小异。然后说到人口，我便借机请教她对印度人口激增的看法。她说生育的权利应当归于女人自己，而不应由政府来替女人作出决定，那样是不人道的。我微笑着反驳说，地球资源已经超负荷消耗，女人无权滥用生育权，如果像印度那样不积极控制人口，印度难以改变普遍的贫困，一个人口失控的国家将是没有未来的，也将是更不人道的。她沉吟不语，后来认真地询问了我的小说英文译本的书名，说回去后设法找来一读。
印度作家讲英语，而在场译者的英语不如日语流利，只好请津岛佑子把印度作家的话译成日语，再由唐先生译成汉语给我听。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情形：每人说出一句话，等到三次转译后三方都表示听懂了，大约需要好几分钟时间。再进行回答再三次转译回去，一个话的讨论就用去了十分钟。译过来译过去，发现当初自己的提问，回来后好像已经变成了另一个问题，有点哭笑不得。如此三遍转悠下来，大家终于都累得筋疲力尽。
这一晚的亚洲作家民间聚会，始终在语言的狂欢与冲撞中进行。每个人都在顽强表达，每个人又都在试图倾听。我也许听懂了什么，也许什么也没听懂。这是一次随心随意的跨国交谈，就像桌上丰盛的食物已辨不清是哪一国的风格。我和李惠善终于要告辞了，临走前再次拥抱。语音已消散在空气里，我们终究都得回到各自的书房。而文学作品，如果那是一条内陆河，必将自生自灭地悄然隐没；只是，我们都渴望着能融入辽阔的文学海洋。
第四日，整整一天的时间都在大学里度过：东京国立大学、早稻田私立大学。上午，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原信之先生，陪我去东京大学，会见我的老朋友藤井省三教授。藤井先生是一位资深汉学家，从事汉学研究多年，曾在北京与他见过面，他还写过一篇关于我的长篇小说《赤彤丹朱》的评介短文，发表在《朝日新闻》上。他带我参观了东京大学的校园，并简单介绍了东京大学的历史以及他个人的求学、执教经历。东大校舍在二战中曾遭受炮火与后来地震的损伤，但校园中树木葳蕤，棕色的建筑群体，依然有一种当年“帝国大学”的森严气象。在他那间四壁是中文书籍的工作室中，见到了不少中国当代小说的日文译本，据说最受欢迎的中国当代作家是莫言，还有苏童、余华和残雪。午餐时藤井教授向我谈起了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日本的译介情况，他说日本大学生有很多人选修或专修汉语，日本作家也从中国文化中汲取资源，所以他要做的事情非常多，每天早晨四点半起床，六点半到达办公室开始工作，常常要到晚上九点才回到家中……我原本有很多问题希望与藤井教授讨论，但因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事务局次长中野晓先生，已开车来接我去早稻田大学，蒋子龙团长、李惠善和上海《文学报》的徐福生先生已在车内等候，只得匆匆告辞。
早稻田大学的安藤岸阳子教授，前几年在北京由陈建功先生介绍认识。她从事汉学研究几十年，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常常往来于东京与北京之间，为中国文学的译介做了大量工作。她的丈夫安藤彦太郎先生曾担任日中学院院长，听说最近刚刚做了一次手术，所幸无恙。岸阳子未等丈夫出院，就忙着安排我们的演讲。老朋友在东京重逢，自然格外亲切。
与东京大学相比较，早稻田显出了另一番活跃自由的气氛。校园里贴着各式讲座与活动的海报，比如“宪法改恶”四个字，便可从汉字上猜出些大概。岸阳子教授的办公室也是一个容量巨大的中文书库，她说还有很多书只能放在家里。她告诉我们，今天下午的听众是该校及校外的汉学工作者，都能听懂汉语，为了节省时间，就不用翻译了，只管“直言”就是。座中有东京《中国现代小说季刊》的主编饭冢容先生，他多年来自筹经费，坚持出版这份中国文学的日译杂志，其情感人。另一位翻译家田烟佐和子女士，去年曾与原善先生编了《中国现代女性文学杰作选》，翻译过我的短篇小说《斜厦》。面对那么多热心于中国文学的学者，我们惟有敞开心扉。四个人在会议室依次发言，谈了自己的写作经历和个人对文学的认识。两个小时中，语言的河流一直在滔滔流淌，听众安静而会意。由于无须翻译的间歇停顿，恍然间竟忘了自己是在东京，把日本的学者当成了中国读者，坦诚而亲近，一时越过了文化的阻隔，倒像是一次大学的恳谈活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