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志英
1960年9月9日，黄维钧来到我家，这是我俩8月底离开复旦前夕决定的，一起去北京。他分配在全国文联戏剧家协会，我分配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他在我家住了三个晚上，十二号清晨由句容赴南京。我们在孝陵卫下车，走到中山陵去游玩。中山陵的建筑很有特点，我们拾级而上，瞻仰了中山先生的灵堂。
下午五点我们在下关车站买了晚九时去北京的特快车票，第二天晚七点多到了北京。问了个警察，他告诉我们东单有旅馆。那个旅馆叫渤海旅馆，每个床位一元钱。十四日清晨，我打电话到文学研究所，接电话的是一个女同志，她问我在什么地方，我说在东单。她告诉我东单离建国门很近。乘了两站车，下车以后找到文学研究所，接待我的是刘建波。
大概是9月下旬，何其芳召开迎新座谈会。当时何其芳讲些什么，我都忘了，只记得会议快结束时也许是我也许是别人提出个问题：“其芳同志，请你谈谈如何才能提高文学鉴赏水平。”其芳同志说：“只要你认认真真地读一百部古今中外名着，你的文学鉴赏水平一定会提高。”十七人的迎新座谈会来了十六人，后来知道张炯因事没有来。
现代文学研究室的组长是唐弢先生，他主编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从国内高校招来六位进修教师，讨论现代文学史的章节安排时，我说了一句将某某和某某作家放在一起是有点“不伦不类”，有人认为我说这句话有点傲气。初进文学所，我与来自北大的殷晋培兄很快熟悉了。到星期天，我俩有时还去王府井逛街。
当时我们在学部食堂吃饭，已经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第二年了，很少有荤菜吃。在复旦读书时，粮食不定量，到所里后，每人每月定量二十八斤，米票与杂粮票各六斤，面票十六斤，我经常以面票和北方的同事换米票。当时吃不饱，经常有饿的感觉，对食堂恋恋不舍。10月6日，学部将从各个高校新来的一百五十余人派到大兴县去挖鱼塘，所挖鱼塘有六七亩地大，将近两米深。学部领导以为只要挖好了鱼塘，就可以养出鱼来了。其实事情远非那么简单，多少年谁也没有见到养出什么鱼来。记得挖鱼塘时，我在屋外的野地出恭，看到一只一斤多重的刺猬，我捉回屋，弄干净后，放入一点酱作调料，在一只大碗里蒸了近两小时，同房间的五个人都吃了，大家连呼“好吃，好吃”。我与殷晋培抬一筐泥，每筐足有一百八十多斤。我是农村出身，当时年纪还轻，并不感到吃力。想不到殷晋培也能顶下来。我问晋培：“你是怎么炼出来的？”他说：“是挖十三陵水库锻炼出来的。”晋培是上海人，家里有粮票支援他，每次吃中午饭，他都买一个窝窝头（山芋叶与玉米粉混合成的）带到工地，休息时两人共享。还有一次，星期天休息，我们到离工地有七八里路的地方赶集，他在饭店买了大白菜煮粉条三四碗，一斤多米饭。我们一扫而光，然后又到村边茶馆喝茶。我生平第二次有胀得慌的感觉，大半夜也没有睡着觉。（第一次是在十二三岁过除夕吃半夜餐，吃了一碗粉丝，胀得半夜未睡着。）挖完鱼塘回学部大概是11月15日，正值北京单位供暖气。因为挖鱼塘是重体力劳动，后期有三四十人浮肿，我的体重由一百一十七斤减至九十七斤。1961年7月回乡探亲，看我瘦成这样，小舅父怜惜地说：“要不是工作，我就叫你回来了。”但回来就好么，家里正在吃“三粮三”（每人每月十斤稻子）。我的妻子1960年夏体重仅有八十二斤，两个半桶水都挑不动。
到了1961年10月6日，我们去颐和园附近的中央高级党校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记得我与唐弢先生打的去的，车资六元，每公里0．25元。原先那儿的编写组有王瑶、刘绶松、刘泮溪、李文保、严家炎诸位同志，编写组有些矛盾。周扬调唐张去当主编，矛盾才平息下来。
在那里，每人每月吃两斤油，两斤荤菜。荤菜少有鱼肉，常吃的是冷冻的鸭子，我们叫它“橡皮鸭”。除了老专家外，每人每月二十四元伙食费，个人付一半。我一个月吃下来，体重就增加了近十斤。吃完晚饭，我们就打康乐球，我与吴子敏配对，打得相当好。刘绶松先生与刘泮溪先生打康乐球认真却稍嫌笨拙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虽然他们已过世几十年了。刘绶松在“文革”中被打成“历史反革命”，于1969年宣布“从宽处理”时，他与夫人在床边上吊自杀，以示抗议。1961年世乒赛，我们还到王瑶先生家看了决赛。王瑶先生是山西平遥人，他抽的是烟斗，烟丝是自己加工的，喜欢喝茶。他戏称自己是成天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王先生平易近人，豁达通脱，学识渊博。如向他请教什么问题，他往往举一反三，直到你弄明白为止。后来回所后我们编《中国现代文学年表》，我到清华大学查资料，还在他家吃过饭。
1962年夏，我们编写组大部分人还花五角钱买了一张颐和园月票，因为经常出入颐和园，守门的人和我们熟了，吴子敏和我等进门时只要向他点头示意即可，只有樊骏先生每次还要向守门人出示月票。
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时，正值纠“左”时期，周扬先生对编写组作过许多指示，在解答什么作家可以入史时，他强调不写这个作家“历史就过不去”时就要写，如胡适不写他“五四”文学革命就不好写，不写张资平创造社就不好写，因为他是创造社的“四大金刚”之一。对历史的评价他反复强调“实事求是”，要运用“春秋笔法”，不要把自己的看法过于直白地表现出来。说到无产阶级文化思想如何贯穿于现代文学史时，他指出无产阶级文化思想是“红线”，不要把“红线”扩大成了“红布”。我觉得周扬先生的“文学史思想”是非常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
1962年10月初，文学史初稿完成以后，我就回所了。
1962年初，文学所精简人员，一下子精简了三四十人，当时全所大概一百三四十人。北大、复旦1960年来所的各留下三人。这次精简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也有精简不当的情况。记得我曾向唐弢先生反映过殷晋培的事情。我称赞他的“才气”。唐弢先生说有人反映他“自由散漫”，“不能不精简”。其实人已经走了，说什么也无济于事了。
1962年底还是1963年初，有一次吴子敏兄与我闲聊。他说文学研究所这张皮椅子“坐得不好就会被弹出去的”。我为了坐稳这张椅子，当时相当用功，每天读书时间平均在十小时左右。1963年春夏，我参编《中国现代文学年表》，查《“五四”时期期刊介绍》，发现《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的创刊日期不详，《学灯》、《觉悟》、《晨报副镌》、《京报附刊》的终刊日期不详。我都一一把它查清楚了，写了一篇资料性文章《（学灯）（觉悟）（晨报副镌）（京报附刊）的终刊日期》发表在这年的《文学评论》第5期上。文章最后那一段话是唐弢先生给我加上去的。他是要提醒我，从事文学研究，占有第一手资料固然是非常重要的，但这不是目的，目的是要生产出有价值的观点来。这一年我经常到唐弢先生家里去看刊物，唐弢先生规定，书的单行本是允许借出来的。但是杂志要到他家里去看，像《支那二月》、《沉钟周刊》、《前哨》等难以见到的刊物，都是在他家看到的。
唐弢先生每星期到文学所两三次，几乎每次都看到我在那里看书。他称赞我“坐得住”。
从1960年9月到1964年9月，这四年是我“初进”文学所打基础的四年。但时间毕竟太短了，觉得基础打得不够厚实，影响了我后来的发展。
从初中到高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