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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上了万言书，憋了好久的话说了出去，一身轻松。闲暇时候，经常到表兄文同处，参详书画，诗歌唱答。文同是海内知名的画家，最善画竹，为人豪爽大方，毫不吝惜画作，谁要都给。名声越来越响，登门者接踵而至，有的人甚至拿来上好的绢素索画。文同债台高筑，终于烦了，遇到不识相者献上好绢限时索画，他把绢扔在地上大骂：“我要用这东西织袜子！”
要知道这可是一千年前，丝织绢素这种东西很是难得。北宋米芾的蜀素帖，就是写在一件蜀锦上的，此前这件精致的织物已经流传了三代，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写。直到元祐年间，湖州太守林希——就是苏轼的同年进士兼好友，才邀请三十九岁的书法家米芾完成了这一旷世杰作。
人们经常以为，书画家写个字，画张画，那还不是胸有成竹，一挥而就，其实大错特错。这个“胸有成竹”的主人，恰好就是这个文同——那是苏轼夸赞这位表兄画竹的。书画是艺也是技，但不是杂技，杂技是要当众表演的，书画是要审美观照、静心为之的。写字画画一旦成了任务、成了现场出演，那就失去了书画的本真。曾遇一老者，当众挥毫，龙飞凤舞，边写边说：“有些所谓的名家，根本不敢当众写字，我就不怕，随便看！”看了三秒钟，嗯，杂技选手。
苏轼的书法此时渐成规模，前几年在凤翔任职时，他就提出了具有创新意义的书法主张：
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
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
貌妍容有矉，璧美何妨椭。
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
……
吾闻古书法，守骏莫如跛。
……
钟张忽已远，此语与时左。
——《次韵子由论书》
历来都主张临池苦学，苏轼却说如果能通其意，不必要常学；西施貌美，即使捧心蹙眉，也一样是美；东施效颦，咋模仿也是丑；玉璧之美，不管是圆是扁，都各有其美。这些主张，都体现在了他的书法实践中，而“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更是苏轼书风的自我凝练。
在另一首诗中，他说：
人生识字忧患始，
姓名粗记可以休。
何用草书夸神速，
开卷惝怳令人愁。
我尝好之每自笑，
君有此病何年瘳。
自言其中有至乐，
适意无异逍遥游。
……
我书意造本无法，
点画信手烦推求。
……
——《石苍舒醉墨堂》
苏轼说，人哪，识字以后，烦恼就多了，如果仅仅是会写个姓名，那该有多省心。现在的人不但识字，还搞什么书法、写草书，让人不认识，玩这些东西图什么呀？其实这里面大有文章，那就是“适意无异逍遥游”，人生贵在适意，务使精神挣脱束缚，是为逍遥。从适意的角度说，那就要尊崇“无法之法”，即所谓“意造”，宋人的“尚意”书风，由此发端。
人生识字忧患始，学问大了还真是招事。王安石刚刚完成了自己的一部巨著《字说》，这是论汉字构字法的著作，可惜王安石有很多穿凿附会，解的不通，士林常以为笑谈。
苏轼曾经问王安石：“以竹鞭马，是笃字，那么以竹鞭犬，有何可笑？”
苏轼又问：“鸠字以九从鸟，亦有证据。《诗》曰：鸤鸠在桑，其子七兮；加上爹和娘，恰是九个。”金庸说桃谷六仙加上爹娘正好是丑八怪，看来是从苏轼的调侃中得到启发。
王安石这部书并没有流传下来，上面的记载是否可信，不必深究，当作故事看罢了。
苏轼知道自己的这种性格容易惹事，他每遇不入眼的事情，总是“如食中有蝇，吐之乃已”。刘颁反对新法被贬，苏轼在送别好友的诗中说：
君不见阮嗣宗，
臧否不挂口，
莫夸舌在齿牙牢，
是中唯可饮醇酒。
读书不用多，
作诗不须工，
海边无事日日醉，
梦魂不到蓬莱宫。
——《送刘颁倅海陵》
阮嗣宗就是阮籍，这家伙终日饮酒，其实也是为了避祸。司马昭打算让儿子司马炎娶阮籍的女儿，以为阮籍肯定会答应，没想到阮籍得知后，大醉六十余日，求婚者始终没有得到机会。然而阮籍终究也有躲不过去的事。司马昭封晋公加九锡，群臣这种时候应借机劝进，得写文章，这件事落在了阮籍头上。阮籍被人扶着援笔而书，一气呵成。两个月后，阮籍去世。
在熙宁三年与堂兄苏子明的信中，他说：“近日不行青苗者，虽旧相不免。弟若出外，必不能降意委屈随世，其为齑粉必矣。以此，且未能求出，聊此优游卒岁耳。”
可以看出，苏轼这时候还不想离开朝廷，他是担心外任后不忍心执行新法而给自己带来麻烦。然而他不知道，他的上疏犹如一颗惊雷炸响在朝堂，他的言辞太激烈、太不客气，不但历数新法弊端，而且从政治体制上向变法派开炮。王安石明显感到来自苏轼的压力，尽管这个年轻人比自己小16岁，官职也低微，但是他有才学，名气太大，早就进入了皇帝视野。这种情况下，苏轼招致反击，是必然的了。
果然，事情来了。熙宁三年八月，侍御史谢景温弹劾苏轼在丁父忧期间，往还乘舟贩卖木材、私盐。王安石即刻与神宗商讨。神宗不是个糊涂虫，他知道谢景温是王安石的妹夫，曾经轻描淡写地说：“谢景温全是卿羽翼。”故对此事不置可否。
此后谢景温广泛搜罗证据，甚至逮捕了当时的艄公、篙手，调查好久，也没有找到真凭实据。神宗虽然不信，但毕竟心里不放心，趁司马光奏对时，问道：“苏轼这人看来不行啊，他父亲去世的时候，韩琦赠银三百两他不要，反倒趁回老家时贩卖私盐和木材瓷器。”
司马光说：“这种事还是要体察其情。苏轼贩卖所得那点小利，岂能有赠银那么多？王安石素来不喜欢苏轼，陛下岂不知这是他以姻亲谢景温攻击苏轼？苏轼就是再差，总比不服母丧的李定要好吧？”神宗点头称是。
御史弹劾，尽管没有真凭实据，毕竟非同小可。苏轼深感人心险恶，再也不愿在是非之地久留，于是上疏请求外任。
神宗本拟放苏轼知州，但中书省不同意，改为通判颍州。从苏轼1061年任凤翔签判以来，已历10年，担任知州是够格的。对中书省的意见，神宗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大笔一挥，改为通判杭州。杭州是天下富庶之地，副职也要求是知州的资历，比到颍州通判级别要高。
熙宁四年七月，苏轼携夫人王闰之，十三岁的长子苏迈、两岁的次子苏迨离开京城。这时苏辙已经因为反对新法，跟随张方平出任陈州（今HN周口）教授。苏轼在陈州呆了七十多天，才与苏辙一起继续南行，到达颍州（今AH阜阳），看望老师欧阳修。
欧阳修致仕后在颍州定居，日子过的很悠闲，自号六一居士，即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一万卷书，一千卷金石佚文，加上自己一个老翁，故曰六一。这是苏轼与老师的最后一次相见，第二年欧阳修就去世了。从此，北宋文学盟主的重任，就放到了苏轼肩上。
在陈州期间，兄弟俩专程拜访恩师张方平。张方平特意作诗送行：
趋时贵近君独远，
此情于世何所希。
车马尘中久已倦，
湖山胜处即为归。
洞庭霜天柑橘熟，
松江秋水鲈鱼肥。
地邻沧海莫东望，
且作阮公离是非。
且作阮公离是非，同样是劝苏轼学阮籍！这老头子实在是太可爱了——如果他看了苏轼送刘颁的诗，一定会拈须大笑！
另一个好友毕仲由说的更为深刻到位，他在给苏轼的信中说：夫言语之累，不特出口者为言，其形于诗歌赞于赋颂，托于碑铭，著于序记者，亦言也。……官非谏臣，职非御史，而非人所未非，是人所未是，危身触讳以游其间，殆由抱石而救溺也。
你苏轼既不是谏官，又不是御史，议论新法根本不是你的职责。如今不但到处乱说，还上什么万言书，这简直是抱着石头下河去救溺水之人。苏轼这时候还不知道，一切都被毕仲由言中了。
表哥文同也有信来，中有诗句：
北阙南来休问事，
西湖虽好不吟诗。
这已经是第三个劝说自己的人了。苏轼哈哈一笑，带着诸多好友赠送的极品笔墨纸砚，辞别子由一家，一身轻松地上任去了。此去杭州，他非但不会闭嘴，而且要大书特书，否则怎能对得起那水光潋滟、那烟雨蒙蒙呢！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