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六团政治处副主任徐学平遇到的场面让他魂飞魄散。“休息烤火时，把两个舍不得吃的土豆烤一烤，和警卫员一人一个，准备吃掉它。还没烤软乎呢，进来一个战士，见烤土豆，就伸手要；徐学平说，就两个，没有多的。那个战士也没说啥，一转脸看见旁边有个迫击炮弹——是哑炮，他抱起炮弹咣一下扔火堆里，把徐副主任和警卫员吓跑了。他拿走了那两个土豆。”
那些天，人们千方百计寻找可以到嘴的任何食物，对饥饿的恐惧已超过对炸弹的恐惧，只要能有吃的东西，任何危险可以视而不见。孙方甫记得，在古土里以南，有几个战士“不知道从哪里搞到一个小牛，就着燃烧弹烧着的木头烧牛肉，一边烧一边用手抠着吃。手指冻得肿大，跟胡萝卜似的。”孙方甫感慨道：“他们两眼直盯着火里烤的牛，对空中掠过的敌机毫不理会，我提醒他们注意防空他们也不理睬，眼睛里只有那烧得焦糊的小牛。”
一营二连战士朱彦夫所经历的事情更为悲惨。当时他所在的连队夜间攻占黄草岭一个高地时，部队伤亡很大，“坚守了两天两夜，一个连差不多打光了，为的是牵制敌人撤退。”
据朱彦夫说，打到后来，“连长牺牲了，指导员也牺牲了，只剩下一个杜义明、一个徐贞明和我三个人守在阵地上，继续向敌人射击，投手榴弹……饿得实在没法儿了，我们就找了一个背包，撕开一条棉被揪里头的棉花吃，三个人吃掉了大半条棉被！”朱彦夫回忆道，“棉花没办法消化，就着雪硬咽下去，让肚子好受一些，可后来我整整一个多月拉不出大便。”
更让朱彦夫痛苦的是，“后来杜义明和徐贞明也牺牲了，只剩我一个人，一发炮弹砸下来，炸伤我的脸，弹片从腮上打进去，从左眼出来，把我眼球给打出来了。”朱彦夫昏晕过去，醒来以后，“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爬不起来，眼前模模糊糊有点光亮，口渴得厉害，舌头不由自主地舔——是受伤的脸上的血，后来舔到一个圆东西，一下子吸到嘴里，没嚼就给咽了。”等到意识清醒后，朱彦夫才明白，他吞掉的是自己的眼球。他说，“被打掉的眼球从左眼眶里吊下来，吊在嘴边，让自己迷迷糊糊地给咽了——长时间饥饿导致的。”朱彦夫的生命力异常顽强，他自己拖着冻坏的肢体，一点一点地爬下阵地。“爬了两天两夜，才遇到了收容队。”
后来，年仅十七岁的朱彦夫因冻伤被截掉了双脚和双手，重残后回到家乡山东沂源。二十世纪九十二十世纪年代，他凭借一只眼睛的视力，以嘴衔笔、以断臂捧笔，历时七年，写成自传体小说《极限人生》出版。当年参加过长津湖之战的前国防部长迟浩田为他题写了书名。
寒冷和饥饿相乘，让官兵们倍感冻馁。缺衣少食的结果，使零下三四十度的高寒山地成为绝境。在追击和阻截美军的日日夜夜，大批九兵团官兵被冻伤，导致非战斗伤亡人数剧增。
师政委孙方甫说，由于耳朵是神经末梢，血液流通差，最容易冻掉。他的贴身警卫员，“耳朵就冻掉一个。”朱彦夫说，冻掉耳朵算轻的，“从林子里穿，不少人耳朵冻僵了，让树枝把耳朵刮掉了，自个儿还不知道呢……”
冻坏四肢的更为普遍。七十八师医疗队的常原恩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下黄草岭的路上，“收了五六十个伤员，都是冻伤。有一个班长，右手四个指头断了，只有一点皮连着，我给他包扎，一碰，四个指头跟杉树枝似的都掉了。一问，他说是扛机枪行军，手指头在机枪上粘掉的。”
六十师一七九团三营七连副指导员张斌“一辈子忘不了”一个叫李世然的战士。在向黄草岭行军时，李世然看到一截被燃烧弹烧着的木头，就去烤火，“烤了一会儿，他想脱下胶鞋烤，却脱不下来，一使劲，把脚跟鞋子一起脱掉了！还连着筋，又没剪刀，又不出血，就让别人用刺刀把筋割断，用破布把腿包起，爬着走。”张斌说，上黄草岭，“四十五度的坡，又有雪，他爬不上去，爬几步就滑下来，后来让人他屁股……让他留在路边等收容队，不然影响连队前进的速度，可他不听，一声不响地跟在队伍后边爬。”当时任务紧，张斌没顾上照顾李世然，可是，从那以后，“再不知那个战士的下落了。”
因冻馁而死亡的情况时有发生。
七十六师二二六团通信连三排长郭本桐在跟随该团“翻过一个大山，抄近路插到黄草岭截敌的路上”，因“山陡雪深，爬不上去”，郭本桐“想出一个办法：拴上电话线，然后拽着电话线爬上雪坡，就不会再滚下来了”。连里采纳了郭本桐的办法，“一个接一个地拽着电话线爬上了雪坡。”这时候，郭本桐看见排里一个战士“背着背包坐在雪地上”，郭本桐喊他起来，“他纹丝不动，我上去踢了他一脚，他还是不动，我晃他抱着的步枪，才发现他连人带枪冻住了，人已经冻僵没气儿了。”
七十八师二三四团的卫生队长李乐林记得，部队上黄草岭时，“看见几辆被打毁的美军坦克，一辆坦克上趴着个死去的美国兵，好像冻结在坦克上边一样：坦克后边地上有压死的人——压成扁扁的人形，也冻结了。”后来，下黄草岭时，部队中途休息，再起来赶路时，其中有一个班“四个战士不动了：心跳停止，冻死了。以后团里不敢让部队停下休息，怕冻坏”。
七十六师二二六团七连指导员方光超说，和他们同一个营的九连，“在黄草岭山上截敌，趴着不让动，怕暴露目标，战士们在雪坑里爬着，结果一百多人只下来三十多个，其他人都冻死了。”方光超所在的七连，“下了黄草岭后只剩了七十来人，一半人没有了。”
二十军冻亡的情况也很严重。五十八师一七四团在向黄草岭转移时，经一夜行军，天亮时遇到敌机，部队便分散隐蔽休息。八连指导员侯志坚在敌机来回扫射时，跑来跑去喊人注意隐蔽，后来又要出发时，“我喊了出发口令，别人爬起来走，长得胖胖的二班副却不动弹，我拉他一把，喊他快走，一看拉不动：他抱着枪冻死了。人靠着山坡，眼睛还没完全闭上，不注意看你不知道他已经死了。人虽然冻死了，脸上不显，不难看，不像死人，就跟坐在山坡前打盹儿一样。”
也是在黄草岭行军路上，一七九团八连一排一个班执行任务后返回连部，冒着大雪赶路，看到前边一个隧道燃着大火，浓烟滚滚，误以为隧道和附近的桥已被敌人占领，有人就提出翻山绕过隧道。但是“机枪手侯治林说什么也不肯翻山，他和一个副射手给枪膛压好子弹，硬是从隧道走”。结果一个班兵分两路，侯治林不肯翻山，死也要死在大路上，他和副射手过来了，大火只是敌机投的燃烧弹；而其他人从山上走，都没有回来。指导员孙夫章说起这件事非常惋惜，“那些翻山绕路的战士肯定都冻死了。后来部队追击敌人离开，也无法去找他们的遗体。侯治林这次胆大捡了条命，可是后来还是牺牲了，是在第二年打五次战役的时候……”
还有让孙夫章更恼火的事：八连三排长王洪法，奉命带全排三十多人增援黄草岭一个高地。“高地是一○八一高地，本来是一八○团一营负责防守，是阻截敌人南撤的要点，后来一营打光了，我们连把最强的一个排拿上去增援，结果最后只回来一个陈亚东，他是六班副，广东人，体质很好。我狠批他一顿：为什么一个排牺牲，没派人回来报告？陈亚东只是一个劲儿掉泪，哭，说不出话来——后来才搞明白，高地上冷，大多数牺牲的人不是战死、是冻死。”
在八连派出一个排增援一○八一高地之后，九连副连长陈春和也带一个排上去增援，结果，“没把部队带上去，爬到一半实在上不去了，返回来后陈春和冻得脚截了肢。”孙夫章说，“后来上头说要给陈春和处分，结果打扫战场的人上了一○八一高地，一看那种情况，才决定不给他处分了。”
一○八一高地是由一八○团一营防守的，二连负责主峰的防御。这个高地是黄草岭上位置最靠南的扼守公路的要地。由于一八○团所属的六十师没有像五十八师那样等待二十六军交接阵地，所以接到上级命令后很快转移到黄草岭一带占领要地。而黄草岭海拔更高，雪冷风寒，其中一○八一高地最为寒冷，最低气温已到零下四十度。守卫主峰的一八○团一营二连官兵，历经一个多星期的苦战，击退了美军增援部队的多次进攻，最后终因气候过于寒冷，官兵们能量耗尽，大多数是冻亡在高地的工事里……
沈肇寿是战斗结束前，最后一个上到一○八一高地的见证者，这位一八○团政治处组织股的干事以前是从该团一营二连调出来的，以后若干年来，沈肇寿“只要一想到我的老连队最后的惨况，我就得掉眼泪……”
防守一○八一高地的最后一天，沈肇寿记得：“当时情况很严重，敌人从南边真兴里来增援，要打通公路，接应陆一师南撤，战斗很激烈。我们团长也被敌人的炮火炸死，高地上也一再告急。这时候，组织股叶股长给我一个任务，让我去二连了解情况，传达命令：人在阵地在！另外，让一营往一○八一高地送点吃的去。”
沈肇寿接受任务后，“先到一营，找到了二连司务长，他搞了十来斤地蛋，和我一起上了一○八一高地。”
二人往高地上爬的时候，沈肇寿和司务长就估计，“阵地上够呛，三四天送不上去吃的，又这么冷，怕是受罪了！”可是当他们终于爬上阵地的时候，看到二连的人，“还是都傻了眼。”
据沈肇寿回忆：“当时工事都是雪堆的，战士们伏在工事里，一个个脸都冻得紫了，有的用棉花捂着耳朵，有的用棉被裹着腿，几乎没什么人讲话，只是转眼珠看着你。工事前边，摆着手榴弹，揭了盖，敌人攻上来就把手榴弹朝工事外头送，能送出去多远送多远，反正没力气投了。司务长送上去的地蛋，也有一半人不能吃了，咬不动呀！”
沈肇寿见到了二连连长赵明生和指导员李克：“我问赵连长怎么样？他说，太冷太冷，枪也打不响了，只有靠手榴弹。指导员李克手冻紫了，脸上起了水泡，话也说不清了，本来我去让指导员给讲讲情况，看来他也快不行了。赵连长让我回去跟首长汇报，一定坚守，只要人在，阵地不会丢……我在阵地上转了一圈，到哪个战士跟前，他只是抬头看看你，没力气说什么，一个个冻蜷着，枪和手榴弹摆在前边雪堆的工事上。阵地上只听得见风扫过的声音，没有人声，觉得很静，咳嗽声都听不到，当时我的心就发紧、难受，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从那以后，我再没见到二连这批战友。”
战后，沈肇寿得知，“一○八一高地上最后剩下的七十二人全部冻亡。”由于三连在一○八一高地下边，风小一些，“伤亡比二连要小。”可见二连确系“高处不胜寒，冻馁而亡”。不过也有过其他意见，沈肇寿说：“上去掩埋尸体的时候，发现有的战士身上被刺刀捅过，证明敌人上来占领过阵地，有人就据此提出不能给这批人报烈士。我说，冻得快死了，敌人上来动都动不了，被敌人捅了还不是烈士？我证明，他们都是坚守到最后一刻的……”
美军方面的有关记录——
营在十七时左右停止了进攻，在一○八一高地南方约一公里处占领了夜间防御阵地。在这样的地形和气象条件下，处理伤亡人员是很不容易的。A连的伤亡人员，在夜间由营部连和火器连的救护人员运送到八百米下方的营救护所或道路上，从这里用车辆送往真兴里救护所。救护人员由八人组成一组运送担架，离道旁不到一公里的距离却用五至七个小时。
到了夜间，气温骤然下降到零下三十四度。各连连长拼命地叫疲惫不堪的士兵换下潮湿的袜子。尽管如此，营在这一天战斗中，仍有六十七人由于冻伤而不能行动，其中数人已决定尔后截肢。
这一天的损失，全营亡十三人，伤十七人。
九日晨天晴了，但特别寒冷。山上的A连首先同时进行试射。这是因为轻火器机油冻结而不发火，需要将油融化。试射结果，发现有百分之四十不发火。特别是卡宾枪和自动步枪更严重。
不久，连对一○八一高地开始了进攻。对前进途中的阵地，边以手榴弹和轻火器攻击边前进，在距山顶阵地一百五十米处，采取了从两侧包围的队形。当六十毫米迫击炮打完仅有的四十三发炮弹后，碰巧随连同行的前进航空控制员罗宾逊上尉引导四架海盗式飞机到达，攻击了中国军队这个阵地。
在这次航空攻击过程中，连的一部迂回到阵地的后方，形成冲击态势。此时，看见下面很远的道路上，第一陆战师的尖兵走过来。见此情形，士气更加高昂的海军陆战队员，发出强烈的喊声突入一○八一高地。此处的中国兵，没有一个人投降，全部坚守阵地而战死。海军陆战队员投完所带的全部手榴弹后，占领了山顶。但是，在其西北方还有数个阵地。海军陆战队员从中国军队的战死者身上搜集手榴弹，在步枪、自动步枪的火力掩护下接近中国军队阵地，投掷手榴弹，一个接一个地占领，十五时许，完全控制了一○八一高地。
这个阵地的中国第六十师，忠实地执行了它的任务，顽强战斗到底，无一人生存。附近有三百余具中国兵的尸体。
这样，一○八一高地的U字形路一带，由第一团第一营占领，形成能够掩护师主力南下的态势。该营在此次作战中的损失是，伤亡四十七人，冻伤一百九十人。
在这个一○八一高地及其周围，至少有中国军队一个团以上的兵力占领着那些要点。
一○八一高地的作用，敌我双方都是十分清楚的。但是，夜间和复杂地形上的战斗，中国军队要比美军擅长，然而，中国军队对第一营所采取的行动，不论是警戒措施还是尔后的战斗行动却出乎意外地消极，虽有比美军多一倍以上的兵力，也没有进行像样的反冲击，将这个最大的要点一○八一高地，轻易地让美军夺去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此节美军资料摘自《朝鲜战争》，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