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听了大量的音乐，”莫特说，“在莱昂纳德开始写歌之前，就已经显露出了意志坚定、孜孜不倦的一面。无论是《牧场上的家园》（Homeon theRange），还是别的什么歌，他都会一遍接一遍地弹唱上一整天。他每学一首歌，都会如此这般练上数千遍——整日整日地练同一首歌，反复练上几个星期——先来一遍快的，再来一遍慢的，再来一遍更快的，如此种种，简直要把人逼疯。他开始创作之后，这种做法依旧没变。他会花四年时间来写一首歌词。他会一直写一直写，等写出两万句诗行后，才得到一首他满意的词。”
有时候，这伙人也会在莱昂纳德家集结。埃丝特进进出出的，不过她可没兴趣管弟弟和他朋友的事；玛莎则不同，她什么都要管，准备食物，款待客人，搞得一惊一乍的。“他妈妈生气勃勃，精力旺盛，行为夸张，”莫特回忆，“她会因某件事而非常不悦，可转眼之间就会开怀大笑。晚上9点左右，我们打算外出痛饮，她会大发脾气，搞得大家都很扫兴；可当我们八九个人在酒吧里喝到凌晨3点，回去后还不打算消停时，她却会下楼迎接我们，给我们准备好吃的，一点情绪也没有。她永远是那么令人难以捉摸。”斯坦伯格也有共鸣：“玛莎的脾气阴晴不定，不过所有人都很喜欢她。她是个可爱又热心肠的人，很疼莱昂纳德。她和别人的母亲不怎么来往，所以没染上那些烦人的毛病，在我看来，莱昂纳德活得很自由。到他家串门一向是件乐事，我喜欢坐着听他弹吉他。他从未把自己当成吉他英雄，他只是一直在弹，一直在练。”
1950年代中期之后，莱昂纳德的派对上开始出现诗人和作家的身影，这些长者通常是麦吉尔大学的教授。“我们之间不能用师生关系来形容，”莱昂纳德说，“我们没有隔阂，和他们在一起就如同和我们的女友在一起时一样。”在这群教授里面，最有影响力的除了路易斯·杜德克，就数麦吉尔大学法学院院长、诗人和左翼政治家F.R.斯科特（F.R.Scott）以及第一位四度获得加拿大总督奖的作家休·迈克伦南（HughMacLennan）了——迈克伦南在其名作《两种孤独》（Two Solitudes）中深刻探讨了加拿大法语族群和英语族群之间不可调和的差异。莱昂纳德修了迈克伦南的现代小说和创造性写作两门课。不过，莱昂纳德最大的贵人却另有其人。1954年，莱昂纳德邀请政治学助教兼诗人欧文·莱顿（IrvingLayton）来到兄弟会会堂，诵读他的新诗集《长长的豆枪》（TheLong Pea-Shooter），两人自此结识。“没有欧文·莱顿，就没有我们。”莱昂纳德这句话差不多说了一辈子。“他是我们这一代最伟大的诗人，他是诗歌的王者。”欧文·莱顿对此大概也会欣然赞同，甚至不吝于再加上几句赞美之词。这个公牛般的男人性情刚烈鲁莽，眼中永远燃烧着熊熊烈火；他仿佛是用筑起麦吉尔大学的苏格兰石雕琢而成，只是少了些细节的精巧。莱昂纳德爱他，就像众多为他倾心的非凡女性一样。
莱顿比莱昂纳德大22岁，他肆无忌惮、离经叛道，喜欢自我标榜，与低调谦逊的莱昂纳德有着天壤之别。婚介所是绝无可能将这两种人撮合在一起的。莱顿披着一头马鬃般的头发，终日衣冠不整，仿佛刚刚经历了一场飓风，而莱昂纳德始终衣着光鲜，好像每天早晨都有一队私人裁缝为他量体裁衣似的；莱顿生性好斗，而莱昂纳德虽向往男子气概，却并不尚武；莱顿曾随加拿大陆军南征北战，和莱昂纳德父亲一样被授予中尉军衔，而莱昂纳德虽做过军校梦，可这梦想却随着父亲的去世而远去了——莱昂纳德私藏着父亲的那把手枪，他母亲曾要他交出来，但最后还是不了了之；他们还有阶级的差异——莱顿出生于罗马尼亚的小镇，在蒙特利尔犹太工人阶级社区长大，那个社区与韦斯特蒙恰好是犹太社群的两极。要说相同之处，那就是他们都热爱真诚，深谙讽刺之道，并且都有一口好辩才。
莱顿蔑视达官显贵和他们的清教徒作派，莱昂纳德也是，但他自己便出身富贵，所以一般都是在幕后表达不满——比如，当时校方禁止女生出入兄弟会会堂，也禁止他们在兄弟会会堂饮酒。为了这项校规能被废除，莱昂纳德在幕后做了不少工作；莱顿外形狂浪不羁、催人情欲，他的诗歌亦如其人，露骨直白，充斥着细致的性描写。至于性吸引力，莱昂纳德自认不输他；莱顿钟情于寻找文字的韵律之美，莱昂纳德亦是。莱顿说，他是在“用文字谱写音乐”，但他也希望自己的诗歌“能改变世界”——这也是理想主义者莱昂纳德所极力追求的。莫特说：“二战极大地影响了我们的情感。你眼睁睁地看着认识的人一个个离去。我们可能会输掉战争，纳粹可能会占领美国和加拿大。许多左翼青年认为，在我们做出了巨大牺牲，最终赢下这场战争后，世界将变成一个美妙的乌托邦，战时大放异彩的集体主义精神也将继续大放光芒。可战争一结束，他们马上和集体主义划清界限，声称还是资本主义更适合我们。集体主义只剩一缕幽魂，商品社会取而代之。战争期间，无数妇女在工厂里热火朝天地工作着，而战争一结束，她们就卷起铺盖回到厨房里去了。在这样的现实面前，莱昂纳德和我都有些幻灭。”一个失落的伊甸园、一些失落的美好，在莱昂纳德的许多作品中都有迹可寻，它们或是无法实现，或是无以为继。
“当时的蒙特利尔有个很严肃的诗歌圈，”莫特说，“核心成员是欧文·莱顿和路易斯·杜德克。他们搞了许多次聚会，地点多是在莱顿家。在那些聚会上，诗人们朗诵自己的诗歌，然后大家一起讨论切磋，就内容提出批评。气氛还是挺紧张的，会一直进行到午夜。好些次，我和莱昂纳德在市区的酒吧里喝到凌晨3点，之后再赶到莱顿家时，见他们还在热烈地讨论着。莱昂纳德也在聚会上读自己的诗。他们还办了本叫《CIV/n》的诗歌杂志，自己油印，每期发行250份，就因为那时跑遍蒙特利尔都买不到现代诗歌和加拿大诗人的作品。现实真的很残酷。现在回想起来，那些诗歌活动在美学上对我们影响巨大。”
“我们渴望成为伟大的诗人，”莱昂纳德说，“我们把每一次聚会都看成是一次峰会。”与此同时，他也把那些聚会看作是新兵训练营，把自己看作是在营里受训的诗坛新兵，“训练紧张且严酷。”“会有人掉眼泪，会有人起争执，会有人愤然离场，但气氛总的来说还是融洽的。对文字的热爱将我们团结在了一起。”“我和欧文常常彻夜研究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Stevens）等人的诗歌。我们会一直钻研下去，直到豁然开朗，直到彻底领会作者想要表达的东西，彻底洞察他的表达手法。那就是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就是诗歌。”对于那时的莱昂纳德来说，莱顿即便称不上他的人生导师，至少也是一位引路人、激励者兼挚友。
1954年3月发行的第5期《CIV/n》上，与莱顿、杜德克还有数位蒙特利尔诗人的作品一并付梓的，是三首署名为莱昂纳德·诺曼·科恩的诗歌：《古老》（LeVieux）、《民歌》（Folk Song）和《韦斯特蒙的撒旦》（SataninWestmount）——自此莱昂纳德成了一位发表过诗作的诗人。第二年，莱昂纳德凭借诗歌《麻雀》（Sparrows）以及《犹太人之思（组诗四首）》（ThoughtsofaLandsman）获得了麦吉尔大学的切斯特·麦克纳登文学比赛一等奖。同年，《犹太人之思》中的《致维尔夫和他的房子》（ForWilfandHisHouse）发表在了校文学杂志《熔炉》（Forge上，这首引人注目、动人心弦的成熟之作开头是这样的：当我年轻时基督徒曾对我讲述我们如何钉住耶稣让他犹如一只可爱的蝴蝶倚着树木在他受难的圣像旁我为他天鹅绒般的伤口哭泣还有他扭曲的纤弱双足他在结尾这样写道：让我们比拟神话我已明了那些煞费苦心的谎言诸如高耸的十字架剧毒的荆棘还有父辈们如何将他如谷仓上的蝙蝠般钉穿让他作为一个无用的黄色标记迎接秋日和晚到的饿鸦
欧文·莱顿开始带莱昂纳德参加他的读书会，他的表演功力、吹牛功夫，以及点燃观众（特别是女性观众）激情的本事让莱昂纳德为之着迷。1955年夏天，莱顿带莱昂纳德参加了在安大略省金斯顿市（Kingston）举行的加拿大作家大会。会上，受莱顿邀请，莱昂纳德上台朗诵了自己的诗作并弹奏了会儿吉他。
莱昂纳德和莫特在斯坦利街合租了一间公寓，那里成了他俩向女孩子献殷勤的据点。“我们不住那儿，只是在那儿消磨时光，朋友们常常过来。”莫特如是说。莱昂纳德的母亲并不乐见莱昂纳德在校外租房，但她想不迁就他都难。这对母子的关系复杂难懂，超出了母子依恋，尤其她俩还是一对典型的犹太母子——苏查特拉比对玛莎的评价是“很正统的犹太人”。丈夫死后，她便把大部分的情感和关爱寄托到了她惟一的儿子，也是最小的孩子莱昂纳德身上，对他严厉要求，为他倾尽所有。
莱昂纳德爱他的母亲。面对她那沉重到令人窒息的爱，诸如她对他和他的朋友不分昼夜的热情款待，他会说上两句俏皮话一笑而过。“妈妈教我永远别对女人残忍。”莱昂纳德写道。不过，他从妈妈那儿也学到了另一件事：充分依赖女人的奉献、支持和滋养，而一旦她们的爱过了火，就及时抽身离开。
阿维娃·莱顿（Aviva Layton）是个活泼开朗、锋芒毕露的澳洲金发女子。她成长在悉尼一个“狭小、压抑的中产阶级犹太社区”，21岁生日刚过，她就迫不及待地逃离了。在被纽约拒之门外后，她来到了蒙特利尔。她的朋友给了她诗人弗雷德·考格斯维尔（Fred Cogswell）的联络方式。“弗雷德跟我说了五六个蒙特利尔诗人的名字，包括杜德克、斯科特和莱顿等，说我应该去见见他们。我首先联系的就是莱顿，‘因为他的名字不像犹太人。’”莱顿邀请她去他家做客。当时，他还和第二任妻子、艺术家贝蒂·萨瑟兰（Betty Sutherland）以及他们的孩子住在一起。
阿维娃到了之后，发现“加拿大文学界的大人物汇聚一堂——当然当时他们还远没现在那么出名”。“这太不可思议了。”她想要融入其中。可没过多久，这一愿望就变得无关紧要，因为，她和莱顿搞上了。他们的关系持续了20年，她还为莱顿生了一个儿子。很长一段时间里，因为这段私情，她和所有人都断绝了联系。“在50年代，你必须万分谨慎，绝不能传出丑闻。欧文在一个教区学校教书，这种事会让他丢了饭碗。我不得不与世隔绝地住在蒙特利尔，几乎谁都不见。欧文一周会过来两三次。莱昂纳德是欧文惟一告知我们秘密的人，一天，他带莱昂纳德来到我藏身的地下室。”
“欧文当时40多岁，比我大21岁，而莱昂纳德才20岁，比我还要小一岁。我打开门，看到了门外的莱昂纳德。他看起来是那么年轻，略有点婴儿肥，但我一眼就看出他非等闲之辈。欧文之前对我说，‘一个叫莱昂纳德·科恩的人会过来和我们一起喝咖啡，这家伙是个真正的诗人。’那是1955年年底，没过多久，《让我们比拟神话》（Let Us CompareMythologies）就出版了。”
之后，这三个人定期在阿维娃的住处相聚。虽然莱顿的年龄大到可以做莱昂纳德的父亲，但根据阿维娃的描述，他们“平起平坐。许多人说莱昂纳德是欧文的门生。大错特错。在文学上，莱昂纳德不是他的小弟”。
莱顿是这样评价莱昂纳德的：“我第一眼看到他就知道他是个天才。我没什么可教他的。我能做的就是为他打开一扇又一扇门，诸如自由表达之门、性表达之门等等。门一敞开，他就自信地踏上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阿维娃说：“莱昂纳德说过一句‘名言’：欧文教他写诗，他教欧文打扮。但在我看来，莱昂纳德的诗青出于蓝，而欧文在打扮上更胜一筹，他们可以说是相互为师。”关于他们的阶级差距，她这样说道：“这一点很有意思。莱昂纳德来自蒙特利尔的上流社会，那是一个绝对排外的世界，而欧文则出生在贫民窟。欧文租房子时，一心想着离莱昂纳德的成长地近些，而莱昂纳德买房子时，却偏偏选择了欧文成长的那片区域。也就是说，欧文想去的地方恰恰是莱昂纳德想逃离的，而莱昂纳德想去的地方则是欧文想逃离的。”“莱昂纳德能够在韦斯特蒙这个富人区里找到忧伤。这需要天赋，”
莱顿说，“天赋是一种罕见的能力，拥有它的人能看到事物的本质，而不致受到愚弄。”莱昂纳德带莱顿和阿维娃去过他家几次。“有一次，趁着玛莎不在家，我们搞了次大派对，大家都玩得很疯，屋里被搞得一片狼藉，还有人直接吐在了厚厚的锦缎窗帘上。莱昂纳德把我领到厨房，打开橱柜的抽屉，给我看玛莎的小收藏——纸夹、钉子、线头……不管是什么东西，只要进了她的家门，她全都留着。”
初见阿维娃时，莱昂纳德告诉她：“我在麦吉尔大学法学院读法律。一天看书时，我瞥了眼镜子，发现镜子里什么也没有。我忽然明白了，学术之路不属于我。”第二年，莱昂纳德怀揣着他的学士学位，另一个文学奖——彼得森纪念奖，1956年3月版《熔炉》的封面推介，以及他的处女诗集《让我们比拟神话》，离开了蒙特利尔，来到了曼哈顿，开始了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