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雨连绵，连绵细雨，淅淅沥沥地下个没完没了。整个上海市被笼罩在这迷迷蒙蒙的冷雨之中。街上，水沿着路边，几乎流成了小河；檐脚的滴水，落在墙根，发出劈劈叭叭的响声，一夜未停。是雨声的惊扰，还是心中有事睡不着，窗外刚放明，任弼时就折身起来，穿衣下床。
陈琮英想到丈夫夜里睡得很晚，抬头又看见外面正在下雨，就柔声地说：
“你再多睡一会儿吧。”
“不睡了，还有事呢。”
任弼时边洗脸边说。
“我去给你做饭。”
“不用了。”
任弼时边说边放下毛巾，拿起一个冷硬的大饼，又倒了一碗开水，大口地吃起来。
吃过之后，任弼时穿好衣服，将一份文件装进口袋，在窗边站立着。他注目窗外还在飘落的绵绵细雨，先是皱起眉头，接着又露出一丝喜色。在这样的天气里，敌人暗探的盯梢也许会松一点，我们开会可能会安全一些。
他要去参加的，是共青团江苏省委扩大会议。
从安庆回到上海后，任弼时就被派到江苏省委，负责省军委和联络沪西区的工作，后来又代理省委书记，并分工联系沪东区、淞浦区和济难会。今天，他就是以代理省委书记的身份去参加共青团省委扩大会的。
陈琮英看到丈夫要出去，再一次叮嘱说：“要注意安全！”
的确，形势很险峻。上个月，由于奸细的告密，彭湃被捕了。这位曾经在海陆丰建立过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的农民运动专家，在敌人的威逼和利诱面前，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于8月31日被杀害于龙华警备司令部。同时，党组织也遭到严重的破坏，任弼时所负责的江苏省委的工作，也遇到了极大的困难……陈琮英望望窗外说：“这天气！会恐怕开不成了吧。”任弼时沉思一会，转过头说：“不，会一定要开！今天的会很重要，风雨无阻。”说罢，他拿起一把雨伞，就向门口走去。临出门时，他又转回头来，对着屋里的陈琮英关照说：
“我中午回来吃饭，下午还要到另一个地方去开会。”
陈琮英答应着来到门口，看到弼时已经走了老远，那疲倦单薄的身形，渐渐消失在茫茫秋雨之中的拐弯处。对此，她已经习惯了。哪一天，她不都是这样恋恋不舍地送他出门，然后又揪着心等他回来。一直到他笑嘻嘻地推开门站到屋里，她的一颗提到喉咙的心才算放了下来。特别是上次被捕之后，她更是这样。但她并不埋怨。因为在丈夫的教育和影响下，她也懂得了要为共产主义的理想奋斗。她把全部爱献给了丈夫，也献给了他所从事的事业。
任弼时走后，琮英很快地收拾了一下房间，就提起竹篮出了门。在街上，她很机警，不时地观察着周围的动静。在一家小铺里，她买了十个铜板的面，四个铜板的雪里红，然后才往回走。快到十二点的时候，她已经做好了饭菜，等着丈夫回来。
十二点过了，任弼时没有回来。一点过了，他还没有回来。三点、四点过了，他仍然没有回来。直到晚上，任弼时也没有回来。陈琮英的心里不安起来：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她躺在床上，辗转难眠。
他这个人呀，就是这么个脾气。从敌人的监狱里出来之后，党中央的同志来看望他，嘱咐他要好好休息，他嘴里答应，可没过几天，就急着要求参加工作。在他的一再要求下，中央安排他参加江苏省委的领导。当时的江苏省委，面临着非常复杂的局面，许多地区的工人和农民运动，由于受“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接连遭受挫折，白色恐怖严重。任弼时进入工作之后，整天参加会议，找人谈话，处理各种事情。陈琮英看他实在太累了，劝说道：
“你刚刚出狱，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这样下去会累垮的。”
任弼时满不在乎地说：
“你放心好了。我这个人是属骆驼的，背得越重，走得越远，越有精神。如果停下来，说不定真会垮的。”
陈琮英看到，任弼时虽然被捕过，但为了工作，一点儿也不怕危险。一次，交通员跑来说，浦东来人了，并告诉他，那里还要组织一次新的暴动。任弼时的心里不安起来。前不久，那里举行过一次武装起义，结果失败了。如果再举行，条件成熟吗？能取得胜利吗？他当即冒着危险，到旅馆去找浦东负责人刘晓，详细询问暴动计划和组织上的准备，并找当地农民谈话，了解敌我力量、干部与组织情况等，当天夜里，他又亲自找到旅馆，向刘晓耐心分析浦东组织受到的破坏还没有完全恢复、力量不足以及农民经过上次失败后的畏惧心理等实际，指出在条件还不成熟的时候就发动暴动，无疑是冒险行为，不但不能成功，还会遭到巨大损失。深刻透彻的解说，终于说服刘晓取消了暴动的计划，避免了不应有的损失……
冷风瑟瑟，细雨潇潇。已经深夜了，陈琮英还在等着任弼时归来。有几次，她把风吹门响的声音，当成了任弼时的脚步声。以往，他有时也是这么晚才回来，陈琮英听到脚步响，就立即走过去把门打开，痛爱地说：
“又是这时候才回来？”
“没办法，会没开完。”
“给你搞点东西吃？”
“算了。”
任弼时说着，揉揉眼睛，倒一杯开水，喝下后就上床睡觉，立即进入梦乡。
陈琮英多希望像以往一样，丈夫这时突然出现在她面前啊！可是却没有。
直到第二天早上，任弼时还是没有回来，也没有音信。陈琮英着急了，赶忙跑到党的机关去打听。李维汉操着浓重的长沙口音，心情沉重地告诉她：
“弼时同志被捕了。”
“啊！又被捕了？”
陈琮英瘫坐在椅子上，顿时感到身上被雨水打湿的衣服更凉更冷。
李维汉看看陈琮英。他理解这个女人的心情，是替丈夫担惊害怕，就安慰她说：
“不要着急，组织上正在设法营救他。”
怎么能不着急呢？陈琮英回到家里，还念叨着：他现在在哪里？他现在在哪里？
任弼时在汇山路巡捕房拘留室里。这是一个大统间，三面墙壁，一面铁栏杆，室内是阴湿的水泥地。他到这里不久，几个洋巡捕和警官就把他带到审讯室内，先是一顿皮鞭、皮鞋雨点似的落在他的身上，然后，他们拿出从任弼时身上搜出的一张月票，得意地狞笑着大声问：
“还想掩饰吗？哼！招供吧！”
这月票确实是任弼时的，上面贴着他的照片。可是地址却是假的，写的是培德路培德里×号。这是出于地下工作的需要而填的假地址。敌人根据月票去调查，当然找不到这个地方。
看着那张月票，任弼时心里很高兴，这说明敌人没抓到别的证据。
上午，任弼时离开家后，冒雨赶到公共租界的华德路竞业里，团省委扩大会议在此召开。这里靠近杨树浦的工厂区，一幢石库门的二层楼，住着郭亮烈士的遗孀李灿英及四岁儿子郭志成，对外身份是保姆，实际上是共青团省委秘密机关。
任弼时到达后，没发现周围有异常现象就推开石库门。这时，从门后闪出几个暗探，抓住了他。他故意滑倒地上，乘势机警地将带在身上的文件吞进了肚里，同时将一只鞋蹬脱在门口，以提醒后来的人：这里出事了……
任弼时见巡捕没有抓到别的线索，就放心了，坦然地摇摇头，说：
“没有什么可以招供的。”
“我们去查了根本没有这个地方。”
“那个房子被火烧掉了，所以你们找不到，这没有什么奇怪。”
“你……你胡说！”
巡捕话音未落，又一阵皮鞭抽来，打在任弼时的脸上身上，留下一道道血红的印痕。
任弼时神情坦然地站立着，两目炯炯地说：
“我没有胡说，你们可以再去查吗？”
巡捕没有从月票上找到证据，又是一阵拳打脚踢，打得任弼时鼻口喷血，扑倒在冰冷的水泥地上。
两个彪形大汉走过来，又把他拖到另一个房间，使用了电刑。任弼时感到身上如万箭刺肉，头脑发胀，眼球外突。房屋在摇晃，电灯在旋转，身子像掉进深渊，周围一片黑暗。他咬咬牙告诫自己：周恩来的住址我知道，李维汉的住址我知道，但这是机密，一点也不能告诉敌人……想着想着昏了过去。
清醒过来之后，任弼时发觉自己正在潮湿阴暗的单人牢房里，身下是一堆烂草，旁边的便盆散发着难闻的臭味，铁栅栏的门外，狱警的皮鞋响过来，又响过去。透过栅栏，可以看到围墙外教堂顶上的十字架。任弼时觉得浑身疲惫不堪。他想翻翻身子，脊背上疼痛难忍，用手一摸，有鲜红的血。他咬紧牙，使劲翻了个身，侧身躺好后，呼呼喘着粗气。
恩来、维汉……他们一定很焦急。他们肯定知道我已经被捕了，说不定正在想办法营救呢。恩来直接领导的中央特科是很有办法的，人员机警，内线又多，救过很多同志，也惩治过不少叛徒。只是千万不要为了救我一个人，使其他同志遭到不幸啊！
“弼时，吃饭吧！”
依稀中，任弼时听到了妻子的声音。她又受到一次精神打击。这个表面上瘦弱的女人，在关键时刻，竟有着那么惊人的巨大力量！别看她在自己的面前，有时会流泪哭泣，而在危险来临时，却勇敢得如同一只猛狮。就说半年前吧，她走长沙，奔安庆，在法庭派的人面前对质，都凛然不可侵犯。女儿夭折的打击，她也经受住了。多好的妻子！多坚强的女性！
他的思绪又飞向遥远的莫斯科，来到了工会大厦的圆柱大厅。缭绕的黑纱，低回的哀乐。列宁安卧在百花丛中，他站在列宁的右肩边上，看着那刚毅的面孔，紧闭的眼睛，翘着的胡子，庄严地举起拳头，默默地向伟大导师宣誓：决心将人类最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进行到底！此时，这誓言又在他的耳边回响，给他增添了无穷的力量，使他把个人的一切都置之度外……
就在任弼时浑身伤痕处于昏迷状态的时候，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特科——迅速行动起来，很快查清了任弼时被捕的原因。
在此之前，巡捕抓住了上海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华侨青年张永和，从他的西服口袋里搜到一个竟业里的地址，就以此为线索前去搜捕，因此逮捕了任弼时，只是嫌疑，没有凭据。随后，即请了上海著名的律师潘震亚进行辩护。
同时，巡捕房派人又一次来到了培德路培德里。这一次，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所小商人的房子，这是党组织通过内线了解到任弼时的口供后，特意精心布置的。扮作商人的陈琮英早早地守在这里，大大方方地“接待”了前来调查的人。
有了上次在长沙伟伦纸庄对质的经验，陈琮英这一次沉着镇定多了。
“他是你的什么人？”
敌人指着月票上的照片问。
陈琮英不慌不忙地回答：
“他是我的丈夫。”
“他到哪里去了？”
“不是被你们抓去了吗？你们为什么要无缘无故地抓他？”
来人避开陈琮英的话，转而又问：
“你们一直住在这里吗？”
“早就住在这里，一直没有搬过。”
“那上次来为什么没有见到你？”
“房子烧毁了嘛，现在才修好，我才回来，这不是见到了！”
陈琮英见来人没再说什么，就问：
“我的丈夫什么时候回来？”
“等着吧。”
“我可是请了律师的。”
“哼！”
巡捕没有找到缝隙，又走了……
巡捕找不到任何证据，便把任弼时送进上海西牢，后来才进行了这样的判决：
姓名：彭德生
年龄：25岁，身高5尺6寸
职业：无业
籍贯：江西
住址：无固定住址
案情：危害国家安全。29.11.22判决40天
减刑释放，29.12.25
任弼时是圣诞节这天出狱的。他身体极度虚弱，步履艰难地回到家里。陈琮英看到，丈夫的背上有两个拳头大的窟窿，向外流着浓血。她眼含泪水，轻柔地为丈夫作了擦洗。
任弼时听过陈琮英讲述的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却微笑地看着妻子瘦弱的身躯，为她的成长而高兴：
“我要感谢党的营救，也要感谢你的勇敢和机智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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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5月，在武汉法租界附近一条热闹的街上，有一对夫妻租下了一座小楼的楼下，男的是任弼时，女的是陈琮英。
此刻，任弼时出去了；只有陈琮英一个人在家里。她依着房门，看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流从眼前涌过来拥过去，感到深不可测。早在来这里的途中，她看到身穿长袍马褂、脚着青布鞋、完全是世家子弟的任弼时站立甲板上，望着滚滚的长江流水沉思，就问：
“你在想什么？”
任弼时的心情很复杂。他出狱十二天后，就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共产国际关于“中国进入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的指示，决定在湖北举行暴动，并派任弼时到湖北视察。他提出的方案与原来设想的不同，与李立三发生争论。由于形势变化，组成新的湖北省委，任弼时为书记。此时，他思考的是怎样开展工作。听到陈琮英的问话，他感到一时也讲不清，就小声说：
“我们的任务很艰巨，那里也很危险！”
陈琮英当然知道，当时的武汉，也处在白色恐怖之中。几天来，她看到各处都贴着捉拿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通缉令”，特务、叛徒活动十分猖獗，夏明翰、向警予就是在这里牺牲的，一个月前，湖北省委常委毛春芳、秘书邓斌遭到杀害，还有一些人被捕或失去联系，下落不明。眼前的人流里，就有不少鬼头鬼脑的人。但是任弼时不怕，偏偏把住处选择在这里。
任弼时夫妇到武汉后，与贺诚夫妇主持的中央军委长江秘密联络点华中大药房取得联系，省委打算安排他们住在一条僻静的小巷子里，可是任弼时没有同意，他说：
“那里倒不一定安全，在人多的地方找个住处，钻到敌人的鼻子底下，可能更便于隐蔽，越是热闹地方越能躲过敌人耳目。”
人们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也就同意了……
陈琮英正这样想着，女房东走了过来。她看看面前这位矮小的女房客，感到很好奇：他们怎么只住着，不见做什么事情呢？她来到陈琮英跟前，搭讪地问：
“你们是做什么的？”
陈琮英看看女房东，心想她可能疑惑了，就按照事先商量好的口径说：
“我们是画像的。”
“噢！你们是画像的？”
女房东看看屋内，自言自语地说。那口气里，似乎还有些个相信，言下之意是说，既然是画像的，怎么屋子里没有画好的像，连纸笔也没有呢？
正好这时，任弼时回来了，抱着毛笔、画纸和颜料等东西。陈琮英笑嘻嘻地迎上去，接过东西，说：
“你可买来了，刚才房东还问我们是干什么的呢。”
这机智的话语，任弼时完全听懂了。他看看妻子，把脸转过来，对向女房东，指着纸和笔说：
“我们不会干别的，靠着画像这点小手艺糊口。这些东西真难买，跑了多天；到过许多地方，也没有买全。”
女房东满有兴趣地看一会，就转身走了。
陈琮英对任弼时使了个眼色：
“看来还得早点开业呢，不然会引起女房东怀疑的，更躲不过外边的眼睛。”
“对！现在就开始。”
任弼时说着，打开一张宣纸铺在桌子上，又拿出笔和颜料，很快就画了一幅画，画面上是苍劲的松柏，鲜艳的红梅。然后把它挂在屋内的墙上，站在近处看看，退后几步瞧瞧。
欣赏一会之后，任弼时又拿出一张画像纸，开始画起人像来。陈琮英站在旁边看着，心里想到当童养媳时看到的那个图画本，不由得笑了，没想他那时学的画画，现在却派上用场，成了掩护身份的外衣。
任弼时画着，心里也感到有意思。当初学画的时候，只是觉得好玩，有兴趣。中学快毕业时，有同学说他可以开“画像馆”，以此为职业，养家糊口，他不以为然。没想到，成为职业革命家以后，竟真的开起“画像馆”来了。不过，他的心里还是得意的，毕竟可以用此来掩护，更好地从事革命工作。
这幅人像刚画了一半，他突然想起什么，便放下笔，向妻子交待几句，就走出了房门，汇进那熙熙攘攘的人流。
走在大街上，任弼时对刚才的举动又斟酌了一番，对自己说，画像，是掩护的手段，我可不是来画像的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