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收起义”和“向井冈山进军”，是在中国革命急遽变化的紧急关头的一个转危为安的伟大的转折点。唯独毛主席高瞻远瞩，不避艰险，顶着狂风恶浪，把党的中心工作引向农村，点燃了井冈山星星之火。开辟了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崭新的道路，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缔造了第一支红军（当时叫工农革命军），揭开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序幕”，为中国和世界革命运动指引了一条胜利的金光大道，把中国革命历史推向了新的纪元。
毛主席奉党中央的任命为领导秋收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书记。1927年8月18日毛主席回到湖南改组了湖南省委，并着重指出。秋收起义的目的，是要彻底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党应当以主要的力量领导武装斗争，用枪杆子夺取政权，推动土地革命。是年9月9日震撼人寰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了，打响了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的号炮。
当时国际上正处在经济上相对稳定的时期，这是第一次大战之后的第三时期。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不很突出，国内官僚资本还在形成。在这样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当时的主要矛盾是把革命重心放在城市交通要道，还是移到农村？这时，主席的以革命的农村包围反革命的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思想指导我们前进。历史上，世界上几次革命，如巴黎公社、十月革命都是在城市举行武装起义。唯有秋收起义是独立自主地以农村为中心的。当时形势大变，毛主席以他英明的雄伟的远大战略思想领导起义的队伍上了井冈山，及时地做了战略退却，就地革命。为中国革命的大业，选择了井冈山这个战略据点，保存下优秀的干部和火种，为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中国革命的生死关头，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在保留革命火种的紧急时刻，毛主席做了积极的战略退却，保存了力量，成为历史上模范的有秩序的退却。这是党受到严重考验的时候，是彻底失败，还是保存下种子扎根广大农村，成为星星之火，就看你掌舵的了！毛主席高瞻远瞩，积极的退却，秣马厉兵，养精蓄锐，准备时机成熟后转入另一阶段的进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积蓄力量，发动群众，将来城市还会都归我们。那时有人怀疑说：毛泽东这样做不对，跑到山上当大王去啦！但毛主席说：形势变了，是当红色根据地的“山大王”的时候了！今天我们上了山，到时候，我们命令敌人将所有大城市都交给我们。
毛主席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那时主席曾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跑不赢就绕，绕不赢就蹲，蹲不赢就化。不久主席定为“十六字诀”。
回忆一下历史教训，失败是成功之母，错误乃正确之先导。当时的形势，虽然是“逼上梁山”，但“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由于敌人残暴的白色恐怖，沉重的教训也使我们受到了革命的考验和锻炼，致使我们在战争中学会了战争，建设了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
秋收起义，形势转变了，我们做了胜利的战略退却。打得赢不打，是右倾机会主义；打不赢不走，是拚命冒险主义。我们不能忘记过去惨痛的教训。
推翻满清，南方17个省参加了，北方没有份，袁世凯做皇帝只83天，连100天都不到。十月革命，最后还是向农村发展，扑灭了白匪军的叛乱。秋收暴动是在国际上突破了暴动只在城市的理论，它增添了马列主义的真理宝库中的新内容，打破了狭隘的成见和偏见。这对今天世界革命还有非常大的现实意义。当时有人诬蔑毛主席是个“书生”，不是军人。因而不信服毛主席的精辟见解。但中国革命所走过的崎岖坎坷的艰巨胜利的道路，斗争的事实情景说服了这些人。这是毛泽东思想灿烂辉煌发展的结果。
当时，毛主席毫不犹豫，毫不留恋地带着队伍把皮鞋脱掉，穿草鞋，戴草帽，到农村去，发动群众武装起义，解决了中国武装革命的道路问题。解决了我们前人所没有解决的革命问题。毛主席一贯注重农民问题。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是毛主席主持开办的。毛主席还走遍三湘四水去作艰苦细致的考察。他坚决地，耐心地到农村去工作，为战略进攻创造条件。后来王明他们说：山上不出马列主义。而毛主席就是用人民战争来培养人民战争的人才和经验，从频繁的战争中学会指导人民战争的！斗争出智慧，实践长才干，斗争就是马列主义。
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统治时期，在北伐战争时期，我们党的同志只当党代表，不当军事指挥员去掌握兵权，“马日事变”的血的教训，费了血的代价才教育了我们。秋收起义，是在国民党背叛了革命，大革命失败之后，毛主席思想还没得到人们认识的情况下搞起来的。
“马日事变”，许克祥在长沙只带一个土匪团，当时我在洞庭湖带五六千人，和当地农军一起满可以打败他。可陈独秀下命令不让打，各地农民缺乏统一的指挥，湖南75个县的农民自卫军除湘东几个县保存少数力量外其余均失败了。
秋收暴动共有四个团。第一团是警卫团，这个团的基础，是叶挺独立团的一部分，由武汉政府警卫团和第二方面军的警卫团合编的，团长卢德铭，副团长是余洒度，参谋长是韩睿，团指导员是章华文，都是黄埔军校第一、二期的学生。第二团是王新亚，是由安源工人和醴陵农军组成的部队。由苏先骏、余贲民率领的平江、浏阳农民义勇军编为第三团。第四团是从鄂东来的夏斗寅、邱国轩的残部，经过崇阳县委的关系，由我们改编的。当时黄浦一期的多是团级干部，二期是副团级干部，三期是参谋长，四期是营长、连长。
警卫团参加秋收起义的整个过程，何长工把它归总成过五关：
第一关：登陆黄颡口
我是1923年冬天回国的，回国后领导要我到黄埔军校去当教官；后来组织分配我到湖南的华容一带参加县委和特区委工作。北伐军到湖南以后，我在洞庭湖区任农军总指挥。以后又到了洪湖，转到武汉，跑到警卫团去当兵，当时杨立三是招募委员。我当兵在第五连，这是干部连。在这连当兵的，起码都是县级的工农运部长，县委委员和书记。有一次，党的团委会开会，我在会上讲了一次话，不知怎么把我看中了，要我到青岛去，然后去苏联学习，我为此向团长请假，团长不同意。我那时27岁，还年轻，不甘心大革命的失败，因而安心在连里过战士生活。当时我们的任务是警卫兵工厂、仓库、保卫银行，把守海关，连汪精卫的住宅也是我们站岗。
在7月29日这天，团里开了个会，会上布置要防止开小差，要战士们系带子弹，准备往南昌开。那几天，听见珞珈山一带，天天晚上有枪响。为了防止有人抓我们，天天拉出去打野外。29日，“八大处”和指挥部都上了船（拖驳）走啦。好多的拖驳，连起来有一两里长。当时还有中央军校的一个女生宣传队跟着走，后来走散了。开拔后，8月1号我们船到黄石港，和南昌联系不上。反军张发奎的指挥部设在南浔路上的马回岭。只听到九江反军布防吃紧，这时情况严重，武汉中央政治学校改名为军官教导团，从后边跟上来了，划归为警卫团长卢德铭同志统一指挥（张发奎第二军团司令部的“八大处”）。我们吹号和他们联系，他们没听到，结果教导团的船开到九江就被缴了械，该团由张发奎到广东曲江后又武装起来了，成为广州起义的主力了。我们开到田家镇，在船上开了个会，领导、指导员、党的积极分子200多人参加，会上团长卢德铭宣布南昌起义了，决定我们将船调头往回开，到了江南阳新县境的黄颡口，上岸露营，急行军去赶“八一”起义的主力部队。当时公开讲，蒋介石叛变了，决定快速进军南昌归队，赶主力部队去。这时，“七一五”国共公开分家，“马日事变”和南昌起义，这一带地方的县长们还不太知道，所以还有的地方设宴欢迎国民革命军。
部队上岸后，正碰上8月天的炎天暑热，5000多人的队伍，武器弹药很多，天常下暴雨，走起来很困难。到了武宁与苏先骏、余贲民率领的平江、浏阳农民义勇军会合了，两支部队建立了一个临时的统一建制，番号改为革命军独立师，我们是第一团，他们是第三团。部队开到靖安、奉新一带，得知南昌起义部队已经向东转移，敌人在南昌、清江、樟树一带已经布防，赣江两岸有朱培德的三、六、九军设防。我们不能渡江东下，遂放弃追赶主力军的计划，并决定卢、韩、辛等领导同志去中央请示。队伍只好折回修水休整和训练，扩充兵源，准备暴动。这时我调到了侦察连搞侦察，发现了三连连长是个反革命分子，把他抓住枪毙了。接着在部队里开始进行了谨慎的肃反工作，巩固内部。
卢德铭团长当时极力要团结内部，为此，我们也没打工农革命军的旗子，但是脱离了国民党的指挥，这是借此麻痹一下敌人，争取时间整训部队。第二关：修水整编待命（准备起义）在修水开了一个团党委扩大会议，决定在团长卢德铭去找党中央联系未返期间，由副团长余洒渡代理团长。
我们开到修水，朱培德曾派人来和我们联系，我们想在与敌斗争中学些军事，作点统一战线工作；朱则妄图用威胁利诱的方法，软硬兼施引诱我们上钩。我们则以软硬兼施、拖延的措施，用谈判来赢得时间。而后，他们来了5个人，经常在我们这儿转，有时给我们讲，“你们这里有很多人才，北伐有功，有的还是我们的老同学”，用这些话来拉拢麻痹我们，其实他们也知道我们这里有很多共产党员，妄图将我们改编为江西省防军，我们采取拖延政策，谈而不破，闹而不打。他们妄图诱惑我们开到涂家埠点名发饷，正式改编，借此机会解除我们的武装，但这条一网打尽的毒计未能得逞。
等到8月，月亮圆了，我们才独树一帜，举行起义了，把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旗子，番号都做好刻好并发下去了。那时我们这支部队还是很骄傲的，动不动一开口就是我是叶挺独立团的，两次打过汀泗桥，夺取和保卫过武昌城，到过河南，胜利进行第二次北伐凯旋而归的功勋部队。
在开往修水的路上，战士们背了很多子弹和枪支，走得个个汗流浃背，一些过去当首长的，也要同士兵同艰苦，为了防止开小差，一个党员要包几个人，党员说了话，群众还是听的。团长卢德铭品质很好，军事政治都很强，威信也高，身材长得也很英俊，行动起来忙前跑后，很关心部队，他以自己的模范行为严格要求部队。部队过境秋毫无犯，对群众影响很好，有时过境，也会碰到红枪会拦住不让走，我们派代表谈判，露营拿钱买粮食，做饭，吃了就走，结果顺利通过了，没给我们找麻烦。这时我们经常喊话，穿着便衣，走在前面喊话，打通了和群众的关系，一些地方武装也不敢动我们了，湖南这地方是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必争的战略要地，有名的出兵的地方，历史上经过多少次动乱，一些兵带枪跑了，因而散在群众手里的枪不少，地方武装里很多就是这样当过兵的老打手。第一次大革命时，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广东人出银，湖南人出兵，浙江人出官，江苏人出太太。”
经过肃反之后，在内部还有左中右的斗争。因为当时情况复杂，条件困难，政治军事斗争均还不成熟，因而组织上公开地讲：你愿不愿意干，吃不吃得了这个苦？不干就自己走。许多女同志拖不动，走了很多。我们留下的人背了很多东西，走起来都说，国共分家，现在我们是一家人了。当时我们还有一种理论：历史上从没有消灭过土匪，今天怎么能消灭我们这些马列主义武装的“山大王”？要调皮就调个唆皮。要捣蛋就捣个大蛋。你骂我混蛋，我骂你一百个王八蛋！你打我一拳，我打你一百拳，要分家我就给你分大家，分少了还不干！并要抄你们反动派的老家！这就是我们反正不能吃亏。俗话说：“沉浮应在自己”，这就是说要全靠自己救自己，当时只有靠自己觉悟团结起来，自己当家做主人。我们就来个枪杆子里而夺取政权，当掌柜的。
当时最大的困难，就是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情况不明，又是一支孤军，内部两条路线斗争剧烈，上面分家啦，下面也开始向下贯彻。我们筹粮，走到哪儿就在哪儿开家族会议，会上一讲，他们就会把存的公粮交给我们。那时招兵也很容易。当时我们发的衣服是灰、黄各一套，打绑腿，穿草鞋。警卫团的人，一些军校学生，军官很讲究穿戴，有所谓“三金主义，五皮宪法”，就是指：金丝眼镜、金戒指、金牙；皮鞋、皮绑腿、皮带子、皮包、皮鞭子。
第三关：秋收暴动
秋收暴动是在阴历8月。
起义前，卢德铭同志经鄂归队，任暴动总指挥，前敌委员会的书记为毛泽东同志。到公历9月9日在修水的渣津等地区，卢总指挥严肃地宣市，现在我们起义了，这次起义由毛泽东同志领导，毛泽东同志还没有赶到，目前在军事上要我来负责。
秋收起义是由几个战斗组成的，进攻的主要目标是长沙。当时分兵两路：三团、二团首先打浏阳；一团、四团首先打平江，然后包围长沙。结果，驻安源的王新亚的第二团，虽然攻下了醴陵和浏阳城，但没有与三团取得联系，攻下浏阳后由于缺乏经验，疏于防范，遭到优势敌人袭击，几乎全军覆没。据说王新亚同志以后下落不明了。三团由铜鼓赴浏阳增援，到浏阳东门遭敌阻击未成。这时他们知道二团已被敌人消灭，就回师向修水、铜鼓之间的张家坊，白沙来同我们会合。打浏阳的一路就这么失败了。我们与四团一起打平江，首先打长寿街，这里驻有敌人一个团的兵力，有一些防御工事，虽然我们装备不好，打还是可以打胜的。一打，我们一营、二营失利，一营战斗失利，二营损失很小，二营营长钟文璋失踪。同时，第四团邱国轩部在火线的后方洪岭叛变，这个团原是夏斗寅部队残部，改编后也没经过改造和训练，马上投入战斗。他们野性未驯，我们在前面打仗，他们在后面造反，使我们战斗失利，不得不撤退，向南到浏阳东乡的张家坊，白沙一带与三团会合，会合后一起进驻浏阳文家市。
这时，毛主席还没有到部队来，我们还比较幼稚，打仗还是按照黄埔军校的思想体系来的。现在看来，进攻长沙是相当冒险的。当时是个急于报复的进攻战略。另外，由于我们采取了分兵的办法，不是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各个击破敌人，相反地把队伍分成几路打敌人，力量分散，结果被敌人各个击破了。我们这个团损失不大，但在情绪上受了打击。加上这时炎天暑热，很多人发疟疾，医药又很缺乏，部队的健康情况也不好，于是在文家市休息了一两天。（1927年9月18日，毛主席在浏阳文家市与部队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