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2月25日晚，居住在山塘街福全巷3号的赵进兴去隔壁邻居范彩琳家玩。本想在范家看电视，但一不小心，将电视机的电源线路拌动，一台12英寸黑白电视机顿时摔落在地，显像管摔破，天线拉断，内部机件也损坏。赵进兴见状，当即表示愿意赔偿。范即请其父赵坚前来协商。然赵坚一面埋怨儿子不该随便表态，一面提出处理意见，说是该电视机已用一年多，应当有所折旧，要求购买显像管的费用，对方负责一半，其余损坏部分由其自行修复。范的爱人贾兆俊在南京工作，为此事专门来苏。双方经当地调委会几次调解达成协议（显像管费用赵家负责七成，贾家负责三成，其余损坏部件由赵坚在两周内修好。后因一时买不到12英寸显像管，改由电视机厂修理部维修。于是又经数次调解，再次达成协议。贾兆俊因工作关系返回南京，临行时对其妻说，电视机修好，必须等他来苏验收，双方一起到修理部取货。当范彩琳将这一意图告诉赵家时，受到赵家谩骂。次日，又生口角，赵进兴竟冲上前去，对准范的面部猛击两拳，当场鼻子出血，被群众拉开。一向和睦的邻居，一时变成冤家对头，不久，贾兆俊回苏，即要求调委会解决。调解主任戴秀宝五次上赵家，耐心说服教育赵家父子。在她的苦口婆心劝导下，赵家父子自知理屈，答应上门向范慰问赔礼。最后在3月14日达成调解协议：赵家支付显像管费56元，修理费10元，范彩琳病假工资及医药费25元，贾兆俊事假工资18元，共109元，至此，一场意外引起的两次赔偿纠纷，终于圆满解决。
（第二节））法律服务
一、律师
苏州地方律师制度始于民国元年（1912)，是全国律师制度建立较早、律师人数较多的地区之一。二年5月，根据元年9月公布的《律师暂行章程》的规定，成立吴县律师公会。民国时期的律师是自由职业者，由私人设立律师事务所，挂牌开业。。
苏州解放后，1955年7月，市中级人民法院抽调审判人员筹建苏州市法律顾问处，1956年4月正式成立。但不到两年即行撤销。
1980年5月，恢复建立苏州市法律顾问处。1984年6月，金阊区建立法律顾问处。1985年5月更名为苏州市第四律师事务所。有律师工作者5名，隶属区政府司法科领导。
1985年3月，桃坞街道建立司法办公室，后改称法律服务所。1988年，其余6个街道相继建立法律服务所。至1990年末，基层法律服务所共有工作人员23人。1997年末，全区有8家法律服务所，25名法律工作者。
1993年6月，第四律师事务所更名为苏州市商务律师事务所。嗣后，相继建立桃花坞、经纬律师事务所(后改名为中成、民信律师事务所）。1996年又新建2家律师事务所，其中1家为合伙性质，为探索律师机构改革进行有益的尝试。1997年2月，建立大金桥律师事务所。
1999年末，金阊区共有4家律师事务所:江苏苏州成诚律师事务所（朱家庄17—1幢）、江苏苏州丰云律师事务所（阊胥路130号七楼）、江苏苏州公民信律师事务所（三香路168号）、江苏苏州兴吴律师事务所(金门路108号二楼）。
【业务】民国时期的诉讼法程序制度和法律条款十分繁琐复杂，故是否聘请律师成为当事人参与诉讼、争得胜利的重要条件。律师索取的酬金很高，民国十八年明文规定的“公费”标准为：撰写民事诉状，每件60元；民事出庭费，每次80元；撰写刑事诉状，每件40元；刑事出庭费，每次40元。一般平民无力负担此高额费用，只有殷实富户或地方权贵才能延请。律师队伍中一些品德恶劣、私欲横流者受聘后，玩弄法律条文，“唆讼搀越者有之，滥取公费、一案而顾此而兼彼者有之，指示当事人捏造事实、湮没证据、别有希图者亦有之”。有的律师还与法官联手，上呼下应，在双方当事人间左右逢源，捞取额外酬金。这些以“金钱收人为主要企图”的律师，深为社会上一些平民所嫉恶，被称之为“恶讼师”。当然，在民国时期的律师队伍中，敢于仗义执言、富有爱国正义感的律师也不乏其人。吴县律师公会也做过一些有益于社会的事情，特别是当国民党政府迫害爱国志士之时，不少律师挺身而出，主动为之辩护，在法院内外进行巧妙的“合法”斗争，为维护正义作出过贡献。
新中国建立后，新组建的律师事务所，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于1956年3月颁发的《律师章程（草案）》规定开展工作。1957年因受反右扩大化和法律虚无主义的影响，律师大部分转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社会主义法制才逐步健全。
金阊区律师事务所建立后，积极开展工作，受聘于各有关企事业单位担任法律顾问，为受聘单位办理经济事务，为企业索回应收款，审阅经济合同，避免因合同纠纷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受理民事诉讼和非诉讼案件，认真做好刑事辩护工作，解答法律咨询。在工作中，坚持以事实为依据，把好事实关、定性关、法律关、注重工作质量，讲究优质服务，在实践中树立威信，赢得群众的信赖。
全区7个街道法律服务所都能认真贯彻“发展、巩固、提高、完善”的八字方针，加强管理，从严治所，逐步理顺内外关系。各所除严格执行上级的有关规定外，还建立学习例会、案件讨论、案卷归档、登记、统计、财务管理、请示汇报、岗位责任制等制度。各所努力开拓业务，认真开展法律咨询服务工作，以其优质服务受到普遍欢迎。街道法律服务所的工作包括:调解经济纠纷和其他纠纷、开展法律知识宣传、协办经济合同公证和其他公证、民事诉讼代理和非诉讼代理、为街道企事业单位担任法律顾问、代写法律事务文书、解答法律咨询、协助企业追回欠款、挽回经济损失。
1998年全区律师担任法律顾问93家，开展刑事诉讼辩护及代理62家，民事案件诉讼代理190起，经济案件诉讼代理209起，办理非诉讼案件20件，解答法律咨询#31人次，代写法律文书110余件，涉及财产标的0.65亿元，索回赔欠款3739万元，避免和挽回经济损失0.53亿元。1999年各律师事务所积极为国企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供法律服务，维护经济秩序，区司法局挑选9名律师(或公证员），成立由局长任组长的政府法律顾问组，并为正、副区长各配备法律顾问，积极主动地为政府决策、依法行政提供法律服务。
【民事案件诉讼代理案件选介】
孙联诉平江区实验幼儿园人身损害赔偿案。
原告:孙联女7岁，法定代理人:孙俭、孙琪敏，为孙联父母。
被告:苏州市平江区实验幼儿园（东港幼儿园），法定代表人：张英姿（园长）。
1998年6月5日中午，被告将不加盖的滚烫的汤桶放在教室的地上，未有保育员看护。因排在后面的小朋友的推挤，使原告一屁股坐进滚烫的汤桶里，造成大面积烫伤，造成身体及生活、精神伤害，为此提起诉讼，要求被告赔偿护理费5000元，营养费2700元，尚需治疗费30万元，残疾赔偿金24364.87元，残疾生活补助费48729.74元，赔偿精神损失费70万元，并承担诉讼费用。
被告辩称，因孙恒插队推了孙联，致孙联坐进汤桶，本案属共同侵权，应追加孙恒为共同被告，承担连带责任；另原告提出赔偿数额过大，法律依据不足。
苏州成诚律师事务所包国山律师受理担任被告代理人。律师接受委托后，即与被告同去看望孙联，了解事情的全过程，并到现场重演当时的场景，查阅有关法律资料，参考类似案情的审理结果，核对孙联所有的医疗凭证和幼儿园支付的医药费凭证，提出律师的意见。法院在了解案情和所取律师的意见后，作出的判决是:苏州市平江区实验幼儿园赔偿孙联护理费1423元，营养费298元，残疾生活补助费11910元，精神损失费10万元，合计113136元；案件受理费由苏州市平江区实验幼儿园承担3783元，由孙联之法定代理人承担9035元。
二、公证
民国二十五年（1936)，吴县地方法院根据国民政府司法院在二十四年公布的《公证暂行规则》，设立公证处，办理土地、房屋买卖、房屋租赁、遗产分割等公证事项。由此，苏州地方始有公证制度。但因当时无明文规定民间法律行为必须公证，私证形式又为法律所承认，公证工作进展十分缓慢。民间产权转移、结婚离婚等行为仍习惯用“中保人”、“证人”、“证婚人”等私证形式。
新中国建立后，市人民法院在1953年11月设立公证室。1956年5月，成立苏州市公证处。当时的公证业务主要有两项：一是办理国家与公私合营、私营、合作社等企业之间的合同公证;二是办理处分财产的委托书、遗嘱、继承、赠与、分析共有财产、房屋转移和租赁等公证。1957年后公证业务逐渐收缩，直至停顿。
1980年2月，恢复建立苏州市公证处。1982年4月，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苏州市公证工作遂全面展开。
1997年5月，建立金阊区公证处，配备公证员5人。至年末，共办理公证和见证200余份。翌年，区公证处以合同公证、群众关心的热点公证和有关部门难点公证为工作重点，共办理拆迁公证580件和有关财产公证260件，各类涉外公证232件，民事公证321件，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1999年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不断拓宽新的业务领域，实现由单独的证明向综合化、系列化的深层次法律服务转变，全年共办理各类公证1106件，其中涉外公证达508件。
三、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制度是一种司法救济制度。1994年司法部提出建立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1995年起，金阊区逐步在法律援助机构、组织、制度、体系上作探索，1999年9月，在区司法局内设法律援助中心，其职能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和上级司法行政有关法律援助的规定，组织、检查、指导全区法律援助工作；受理、承办法律援助案件和事项，完成与法律援助相关的其他工作；协调有关部门单位在法律援助工作中的各种关系。同年，区7个街道均先后成立法律援助站。
区法律援助中心成立当年，为贫、弱、残者等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共办理各类刑事援助案件10起，民事援助案件8起，义务法律咨询800多人次。成诚律师事务所援助的聋哑人离婚案被市法律援助中心评为二等奖；留园司法所承办的老年人赡养案被评为三等奖。
（第三节）法制宣传教育
一、普法教育
增强全体公民的法律意识!是综合治理社会治安的根本措施之一。区司法局（科）建立以来，经常深人工矿企业、居委会、机关、部队开展各种形式的法制宣传教育，举办法律知识讲座，发放宣传材料，展示典型案例图片、出刊法律宣传黑板报、橱窗；法制宣传队还自编自演文艺节目，寓教于乐。
1986年区抽调专门人员，成立“普法”领导小组，下设普法教育办公室，抓好全面普法教育。首先抓好干部的普法教育，组织收看法律常识录像讲课，参加全市统一考试。其次组织讲师团，培训基层普法小教员。在居委会、小学、个体户中开展各种法律宣传活动，提高干部群众的法律知识，增强法制观念。翌年，普法教育在群众性的自报自学、自娱自乐活动中进行，收到明显效果。至1989年底，全区先后有16367人通过普法学习考试，占应考人数的97.6,。
1991年起，连续五年开展“二五”普法教育（第二个五年普法教育计划），从上到下都拟订规划，筹建“二五”普法讲师团，以油墨厂、彩香街道为普法试点，征订、下发“二五”普法教材，印发宣传资料，建法制宣传橱窗，出刊黑板报，举办大型法律咨询活动。全力以赴搞好“二五”普法工作，同时坚持经常性法制宣传，自编自印《法制宣传》书刊，特别加大经济法律法规宣传的力度，使依法治理工作有新突破。1995年省举办的“二五”普法知识竞赛中，全区组织2.82万余人参与。金阊区获省“二五”普法先进单位称号。
1996年起开展“三五”普法教育，区制定《金阊区“三五”普法教育规划》和《金阊区依法治区五年规则》，调整、充实普法教育领导小组，落实试点单位，开展经常性、针对性的各种宣传活动。坚持领导干部带头学，实施每月学法，一月一法制度，并专题培训副科以上干部；开展法制文艺汇演和外来工法律知识竞赛活动；推行依法行政规章制度，明确执法责任制，制定和实施错案追究制，加强执法、普法、重大事项、述职评议等监督工作，使普法教育向深度、广度发展。1998年，以加强普法宣传教育，提高全民法治意识为基础，以依法行政、公正司法为重点，以基层依法治理、行业依法治理和地区依法治理三大工程为主体，围绕以法治区五年规划，普治并举，学用结合，基本实现法制建设和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同步推进。1999年又将普法宣传教育推向军营，开展法律拥军活动，组织法律拥军服务组，定期为驻苏部队举办法律知识讲座和法律培训。
二、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
对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人员进行安置和帮助教育，使他们顺利地走上新生之路，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工作。根据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于1994年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对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安置和帮教工作的意见》，金阊区于1998年2月成立有关该项工作的领导小组，由区委副书记任组长，下设办公室（设于区司法局内），负责处理日常工作。是年上半年，全区7个街道相继成立工作站，站长由街道办事处行政领导兼任。下半年各居委会相继成立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帮教工作小组，形成区、街、居三级帮教工作网络。
1996年至1999年，全区共接受刑释解教人员384名，安置率达85%以上，帮教率达92%以上，重新犯罪率控制在5%以下。
历史上的民政工作包括掌理保甲、户籍、禁烟、救恤等事务。同时组建救济院，办理社会救济。有贫苦孤儿收养、贫苦幼儿育养、贫苦鳏寡恤养、灾贫游民教养等内容。创办于清康熙年间的普济院(今苏州社会福利院)，即设于现金阊区境内的山塘街下塘。但政府救济极微，扶困济贫主要由民间团体通过发救济金、赈米施粥、施衣施药、施棺置冢、收养孤幼等方式进行。民国初年，辖境内的一些市民公社就办过施粥厂，以济贫民。大户慈善人家亦效尤救济。
新中国成立后，金阊区的民政工作在致力抓好民主建设的同时，着手解决旧社会遗留的各种社会问题，改造游民和娼妓，收养孤老残幼，组织生产自救，辅以救灾救济，开展拥军优属，负责婚姻登记。尤其是做好社会上两部分人的工作（一是烈军属、残废军人、复员转业军人;二是游民和无依靠、无劳动能力、无经济来源的老人，包括无家可归的孤儿和无法维持生活的残疾人——盲人、聋哑人、痴呆者、肢体残缺者（以下称前者为“优抚对象”，后者为“三无对象”和“四残人员”），成为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金阊区的民政工作，解放初期在公安分局内设民政股，派出所设民政干事，具体负责民政的日常工作。1951年西区人民政府成立，设民政股，接替公安分局的该项工作。1954年8月底，改称民政科。“文化大革命”期间，民政工作由延安区革委会办事组专人负责。1978年恢复民政科；同年，各街道办事处也相应配备专职民政员，并在各居委会成立由居委会分管主任、户籍民警、烈军属代表、退休职工代表和居民积极分子组成的民政委员会。1988年6月，民政科改称民政局，一直延续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