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三二年六月五日起义是一次光明和黑暗的决斗。社会的各种矛盾愈演愈烈，社会诸多问题得不到解决。生活在下层的巴黎人民终于拿起武器，用利剑宣扬自己的理想，净化世界。马吕斯参加了“ＡＢＣ朋友社”在圣德尼区的巷战。为了法兰西，为了自由和民主的法兰西，他和他的朋友们在街垒中和敌人勇敢的战斗。这时候，他收到了由爱潘妮转交的珂赛特的信。马吕斯一则要与珂赛特决别，二则想救出父亲的救命恩人德纳第的儿子伽弗洛什，便派伽弗洛什给珂赛特送信。
冉阿让接到了马吕斯的信，他刚刚知悉了珂赛特对马吕斯挚热的爱情。静思苦想后，冉阿让悄然走向菜市场街。
当冉阿让来到时，战斗正激烈的进行，全体起义者视死如归，无一人离开战场。起义领袖让有家小的人出去，经过反复再三劝说，只有五人依依不舍的离去。伽弗洛什及时赶回街垒参加战斗，他听见起义领袖安灼拉说：“再过它一刻钟，街垒便剩不下十颗子弹了。”伽弗洛什像小精灵一样，跳到街上，左躲右闪，避过弹雨，在国民军死尸中为起义者收集子弹。但不幸被击中了，子弹穿过他幼小的身体，伽弗洛什脸上留出鲜血，举着起双臂，又一颗子弹射了过来，这个伟大的小灵魂飞逝了。
警犬沙威趁混乱之机混进起义队伍被发现。英雄们奋战十四个小时没合眼，没进食，衣衫破烂，疲惫不堪。在炮火连天，血肉搏斗的最后时刻，起义者决定处死沙威。冉阿让接受了这个任务但放走了他。起义领袖安灼拉身中8颗子弹，像钉子似的钉在墙上。马吕斯浑身是伤，满脸鲜血，一颗子弹打碎了锁骨，冉阿让一把抓住了他，却无处逃身，就驮着他克服艰难险阻从下水道前行。凭着超人的智慧勇敢，坚韧顽强，奇迹般地来到塞纳河出口处。德纳第拿着钥匙守在栅栏口，他以为冉阿让谋财害命，想把死尸扔在河里，便敲竹杠，搜干了冉阿让身上所有的钱，乘其不备，从死人衣服上撕下一个角，以便作为以后敲诈的凭证，放走了冉阿让。才出狼穴，又入虎口。冉阿让刚从腥气臭人的下水道出来，就遇上在此等候德纳第的沙威。冉阿让请求沙威让他把这个青年送回家后再逮捕他。沙威叫来守候在这里的马车，将冉阿让、马吕斯送至吉诺曼先生家。将马吕斯安顿好后，冉阿让发现，沙威不见了。沙威放走了冉阿让，出于法律和良心，职责与道义，内心产生了激烈的矛盾，他也找不回以前一向遵循的为人法则，终于他投入了塞纳河湍急的旋流中。
吉诺曼先生看到心爱的外孙回来，欣喜异常，激动万分，又哭又笑，日夜守护，还改变了政治信仰，同意了马吕斯和珂赛特的婚事。冉阿让将一笔丰厚的资产送给了珂赛特、马吕斯作为嫁礼。
冉阿让离开了隆重、热闹的婚礼，他清楚自己苦役犯的身份。经过了痛苦的思想斗争，彻夜未眠的冉阿让在第二天清晨就赶赴马吕斯家说明了自己的身份。“从前为了活下去，我偷了一片面包；今天为了活下去，我不愿盗窃一个名字。”冉阿让发现马吕斯有意疏远自己，便隐忍痛苦，在孤寂中生活。
一天，德纳第化名找到马吕斯，揭发他的岳父是杀人犯，想借机敲诈钱财，马吕斯的态度让德纳第感到惶惑。这个青年人听后不感惊慌，讲起话来颇有城府，但是大把大把的给钱像个傻瓜。德纳第本来要陷害冉阿让，不意却化释了马吕斯心头两大疑团。马吕斯认为冉阿让为报私仇，杀死了沙威。德纳第掏出打捞沙威尸体的报纸，证明沙威系投水自杀；马吕斯认为苦役犯冉阿让杀害了马德兰市长，盗窃了他的名誉，侵吞了他的财产。德纳第拿出保存发黄的当年的报纸，认定冉阿让、马德兰同为一人。冉阿让没有杀死马德兰，却杀死了一个青年人。马吕斯让他说下去，德纳第拿出一块衣角，马吕斯一看，正是自己衣服的一角。至此马吕斯才明白冉阿让正是自己寻找的救命恩人。待马吕斯夫妇赶到冉阿让身边时，处于弥留之际的冉阿让说明那笔巨款来路正当，祝他们幸福，送给珂赛特一对银烛台后，安祥死去。
拉雷兹甫神甫墓地，冉阿让没有名字的墓碑被荒草隐蔽，雨露冲洗。
2、原文赏读
……
在巴狄斯汀姑娘写过那封信不久以后，他又做了一件事，在全城的人的心目中，这一件事，比上次他在那强人出没的山中旅行，更加冒失。
在迪涅附近的一个乡村里住着一个与世隔绝的人。那人曾经当过……国民公会代表。他姓Ｇ．。
在迪涅那种小地方，大家一谈到国民公会的那位Ｇ．代表，便有谈虎色变之感。一个国民公会代表，那还了得！就差不多是魔怪。他尽管没有投票判处国王死刑，可是也差不多了。那是个类似弑君的人。他是残暴而令人害怕的。正统的王爷们回国后，就会有人把他告到特别法庭里去，即使不砍掉他的脑袋也要弄个终身放逐。并且他还是个无神论者。
Ｇ．由于他没有投票赞成处决国王，所以屡次的放逐令上都没有他的名字，他也就能留在法国。
他住在离城有三刻钟的地方，远离一切村落、道路，不知是在哪个荒山野谷、人迹不到的角落里。据说他在那里有一块地、一个土洞，一个窝巢。他没有邻居，那里甚至没有过路的人，那条通到他那里去的小路，自从他住在那山谷里以后，也就没有人再走了。大家提起他那住处，就似乎谈到刽子手的家。
但是主教不能忘怀，他不时朝着这位老代表的住处远远望去，那是有一丛树木标志着的山谷，他说：“那儿有个孤独的灵魂。”
在他内心深处，他还说：“我迟早得去看他一回。”
可是，老实说，那个念头在起初尽管产生得很自然，经过一番思考之后，他却又似乎觉得它很奇怪，觉得这是做不到的，几乎是不能容忍的。因为实际上他也具有一般人的看法，那位国民公会代表使他莫名其妙地产生一种近似仇恨的恶感，用四个字最能表达的那种恶感：“格格不入”。
但是羔羊的癣疥应当使牧人却步吗？不应当。况且他又是那样的一头羔羊！
那位慈祥的主教为此事犹豫不决。有时，他朝那方向走去，随即却又转回来。
一天，有个在那窑洞里伺候那位Ｇ．代表的少年牧人来到城里找医生，说那老贼已经快死了，他得了瘫痪症，过不了夜。这话在城里传开了，许多人说：“谢天谢地。”
主教立即拿起他的拐杖，披上他的外衣（因为，正如我们说过的，他的道袍太旧了，也因为将有晚风），直向那地方走去。
当他走到那荒无人烟的地方，太阳几乎沉到了地平线。他的心怦怦跳动，他知道距那人住的地方已经不远。他跨过一条沟，越过一道篱，打开栅门，走进一个荒芜的菜圃，相当大胆地赶上几步，到了那荒地的尽头，在一大丛荆棘的后面，他发现了他的住所。
那是一所极其低陋狭窄而整洁的木屋，前面墙上钉着一列葡萄架。
门前，一个白发老人坐在一张有小轮子的旧椅子（农民的围椅）里，对着太阳微笑。
牧童站在老人身旁。他把一罐牛奶递给那老人。
主教正在张望，那老人提高嗓子说：
“谢谢，我不再需要什么了。”
他笑着对孩子说。
老人听见他的脚步声转过头来，脸上露出极端惊讶的神色。
“自从我住到这里以来。”他说，“这还是第一次有人上我的门，先生，您是谁？”
主教回答：
“我叫卞福汝·米里哀。”
“卞福汝·米里哀！我听人说过这名字。老乡们称为卞福汝主教的，难道就是您吗？”
“就是我。”
那老人面露微笑，接着说：
“那么，您是我的主教了？”
“有点儿像。”
“请进，先生。”
那位国民公会代表把手伸给主教，可是主教没有和他握手，只说道：
“看您的样子，您一点也没有病。”
“先生。”那老人回答，“我会好的。”
他停了一会，又说：
“我过不了三个钟头，就要死了。”
随后他又说：
“我稍稍懂一点医道，我知道人将死时是什么样子。昨天我还只是脚发冷，今天，已经冷到膝头了，现在我觉得冷意齐了腰，等到冷到心头，我就该死了。夕阳无限好，不是吗？我叫人把我推到外面来，为的是最后看一下这一切景物。您可以和我谈话，这不会累坏我的。您赶来看一个快死的人，这是好的。这种时刻，能有一两个人在场，确实难得。谁都有妄想，我希望我能拖到黎明。可是我知道，我只有不到三个钟头的时间了。到那时，天已经黑了。其实，没什么关系！死是一件简单的事。并不一定要在早晨。就这样吧。我将披星戴月而去。”
老人对那牧童说：
“你，你去睡吧。你昨晚已经守了一夜。你累了。”
那孩子回到木屋里去了。
老人用眼睛送着他，仿佛对自己说：
“他入睡，我也将长眠。同是梦中人，正好相互作个伴。”
主教好像会受到感动，其实不然。他不认为这样死去的人可以悟到上帝。平时，遇到这种事，假如有人称他为“主教大人”，他认为不值一笑，但是现在没有人称他为“我的主教”却又觉得有些唐突，并且几乎想反过来称这位老人为“公民”了。他在反感中突然起了一种想对人亲切的心情，那种心情在医生和神甫中是常见的，在他说来却是绝无仅有的。无论如何，这个人，这个曾是人中豪杰的国民公会代表，使主教觉得自己的心情忽然严峻起来，这在他一生中或许还是第一次。
那位国民公会代表却用一种谦虚诚挚的态度看着他，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其中含有那种行将死去的人的卑怯神情。
主教平素尽管约束自己，不起窥测了解旁人隐情的心思，因为在他看来，想了解别人的隐情，就像是对人的一种侵犯，但是对这位国民公会代表，他却不能不细心研究，这种动机不是因为出自同情而是因为他是个国民公会代表，这使他免于良心的责备，甚至连慈悲的法律也是不保护国民公会代表的。
Ｇ．，这位八十岁的魁梧的老头，态度镇定，挺直的身躯，宏亮的声音，足以使生理学家惊叹折服。革命时期有过许多那样的和时代相称的人。从这个老人身上，我们可以想见那种经历过千锤百炼的人。离死已经那样近了，他还完全保持健康的状态。他那有神的目光、坚定的语气、两肩强健的动作，都无法把他和死联系起来。Ｇ．的样子似乎即将死去，那只是因为他自己愿意露出那样的缘故罢了。他在临终时却仍能自主，只是两条腿僵了，头脑却还活着，还保持着生命的全部活力，并且好像还处在精神焕发的时期。
他旁边有块石头。主教便在那上面坐下。他们的对话突然开始了。
“我祝贺您。”主教用谴责的语气说，“您总算没有投票赞成判处国王死刑。”
国民公会代表似乎没有注意到“总算”那两个字所含的尖刻意味。脸上的笑容全不见了。
“不要祝贺得太过分了，先生。我曾投票表决过暴君的末日。”
他那种刚强的语气是针对着主教严肃的口吻而发的。
“您这话怎讲？”
“我的意思是说，人类有一个暴君，那就是蒙昧。我赞成把这个暴君处以死刑。王权就是从蒙昧产生的，王权是一种伪造的权力，只有知识才是真正的权力。人类只应受知识的统治。”
“那么，你把良心放在什么地位呢？”主教接着说。
“那是同一回事。良心，是存在于我们心中天生的那么一点知识。”
那种论调对卞福汝主教是十分新奇的，他听了，不免有些感到奇怪。
国民公会代表继续说：
“关于路易十六的事，我没有赞同。我认为我没有处死一个人的权利，可是我觉得我有消灭那种恶势力的义务。我表决赞同处死那暴君，这就是说，替妇女消除了卖身制度，替男子消除了奴役制度，替幼童消除了不幸生活。我在投票赞成共和制度时也就赞助了那一切。我赞助了博爱、和谐、光明！我出力打破了邪说和谬见。邪说和谬见的崩溃造成了光明。我们这些人推翻了旧世界，旧世界就似乎是一个苦难的瓶，一旦翻倒在人类的头上，就成了一把欢乐的壶。”
“奇怪的欢乐。”主教说。
“您不妨说是多灾多难的欢乐，如今，自从一八一四年的倒退以后，也就可以说是昙花一现的欢乐了。可惜！那次的事业是不全面的，我承认，我们摧毁了现实中的制度，却没能把它在思想中完全铲除掉。仅消灭恶习是不够的，还必须转移风气。”
“您做了摧毁工作。摧毁可能是有好处的，但是对带有怒气的摧毁行为，我就不赞同了。”
“正义是含有愤怒的，主教先生，并且正义的愤怒是一种进步的因素。没关系，无论世人怎样评论，法兰西革命是自从基督出世以来人类迈出的最大的一步。它可能不全面，可是多么了不起。它揭穿了社会上的一切黑暗。它清除了人们的恶习，它起了安定、镇静、开化的作用，它影响了整个世界。它是仁慈的。法兰西革命是人类无上的光荣。”
主教不禁小声说：
“是吗？九三年吗？”
国民公会代表一下子从他的椅子上坐了起来，神情严肃，带着悲壮的色彩，好像用尽他全身的力气，大声喊着说：
“呀！对！九三！这个字我等了许久了。乌云把天空遮蔽了一千五百年。过了十五个世纪之后，乌云散了，而您却要怪罪驱散乌云的雷霆。”
那位主教，嘴里虽然什么也没说，心里却觉得他的话打动了他。不过他仍然不动声色。他回答：
“法官代表法律，神甫代表慈悲，慈悲也不过是种比较高级的法律而已。雷霆的一击总不应忘掉慈悲吧。”
他又聚精会神盯着那国民公会代表，加上一句：
“我是说路易十七。”
国民公会代表伸出手来，抓住主教的胳膊：
“路易十七！哈。您在替那无辜的孩子流泪吗？那么，好吧。我愿和您一起来哭。但替那个年幼的小王哭我还得考虑考虑。在我看来，路易十七是个无辜的孩子，他唯一的罪名是做了路易十五的孙子，以致被处死，卡图什的兄弟也是一个无辜的孩子，他唯一的罪名是做了卡图什的兄弟，以致被人捆住胸脯，吊在格雷沃广场，直到气绝，那孩子难道就死得不惨？”
“先生。”主教说，“我不喜欢您把这两个人相提并论。”
“卡图什吗？路易十五吗？您究竟在替哪一个叫屈呢？”
一对相对无言。主教几乎后悔来到这里，可是他觉得自己隐隐地、异样地被他的话打动了。
国民公会代表又说：
“咳！主教先生，您不爱真理的辛辣味儿。从前基督却不像您这样。他拿条拐杖，清除了圣殿。他那条电光四射的鞭子简直是真理的一个代言人。当他喊道‘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时，他对罪犯巴拉巴的长子和希律王的王子能一视同仁。先生，天真本身就是王冕。天真不必做什么也一样是高尚的。它无论是穿着破衣褴衫或贵为公子王孙，总是同样尊贵的。”
“那倒是真话。”主教轻轻地说。
“我要继续说下去。”国民公会代表Ｇ．说，“您对我提到过路易十七的死。让我们在这上面取得一致的看法。我们是不是应该为一切在上层和在下层的无辜受害者、殉难者、孩子们流泪呢？我会和您一道哭的。不过，我已对您说过，我们的眼泪应当从九三年以前流起。假如您也和我同哭平民的幼童，我一定和您同哭王室的孩子。”
“我为他们全体哭。”主教说。
“王室和平民是同等分量吗？”Ｇ．大声说，“这天平假如要倾斜，也还应当偏向平民一面吧。平民受苦的年代比较长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