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策反周佛海始末
当汪伪政府乃至汪伪76号的主要人员叛离的叛离，被害的被害，汪伪政府和汪伪76号的覆灭，也就昭然若揭了。然而谁也想不到，汪伪政府的二号人物周佛海，曾经被军统成功策反，这件事情一直到抗日战争结束后才大白于天下，关于此事，笔者不能不浓墨重彩地写上一笔。
周佛海，湖南沅陵人，本名周福簋。这个周佛海，还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建党的一大代表之一。后来，成了中国国民党的政府要员，曾历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国民党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职。日本侵华后，周佛海任汪伪政府财务部部长、伪行政院副院长等要职。
根据南京市档案馆《审判汪伪汉奸笔录》记载，周佛海的确曾经被军统策反。
在1946年10月21日，国民党高等法院对周佛海的公审中，军统局特工周镐作为证人，向法庭提供了这样的证词，声称在抗日战争期间，他曾打入汪伪内部策反，在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后不久，周佛海就接受了策反，掩护周镐等人进行特工活动，并于1942年，请周镐和另外两名军统特工程克祥、彭寿，代自己向戴笠自首。
而另一位证人，顾祝同的部下，参议张叔平也出庭陈述，证明周佛海当时的确向军统传送了大量的秘密情报，并与顾祝同有过书信往来。
而第三位证人，当时任苏浙皖区挺进军总部高级参议的杨思平也出庭作证，声称他在1945年奉国民党党中央命令反攻时，曾接到上级指示，指示中明确指明，周佛海将在上海策应国民党军队的反攻。
所以周佛海，的确曾被军统成功策反。
现根据有关资料，将历史的片段予以还原。
珍珠港事件后不久，戴笠就开始筹划策反汪伪政府的二号人物周佛海。1942年2月初，戴笠将策反汉奸周佛海之事交由军统驻重庆的上海实验区区长王安之负责。王安之接到命令后，先派军统特务找到了周佛海远在湖南抚陵杨树井窝溪村的老母，将其接到了重庆，安顿妥善后，以周佛海的母亲的名义，给周佛海写了一封策反信。在信中，周佛海的母亲对周佛海说，自己已经被******国民政府的相关人员从湖南接到了重庆，现已被安顿好，身边有人照顾，周佛海大可不必牵挂，然而母亲希望儿子能够回到母亲身边，陪母亲安度晚年。
在信的最后，王安之还以周佛海母亲的名义给周佛海写了一首诗：
忠奸不两立，生死莫相违；知否蜀中母，倚闾望儿回。
这封信经戴笠审核通过后，就发给了上海军统实验区第二情报站，情报站站长姜尚诚按照戴笠的指示，趁周佛海到上海度假之时，派人将这封信送到了周佛海的手里。姜尚诚随信还夹了一张便条，告之周佛海，三天内请给予回信，送至指定地点。而周佛海的母亲，随后被送往了贵州息烽集中营。
然而，周佛海收到信后，并没有回信。
一直到一年后，也就是1943年2月，周佛海见到被伪特76号抓捕的军统特务程克祥，将一封亲笔信交给了程克祥，请他把这封信面呈戴笠，然后转交******。并向程克祥提出，请他一定替自己见见自己的母亲。
1943年3月中旬，程克祥被周佛海释放，返回重庆，将这封信交给了毛人凤。
那么，周佛海在信里究竟写了些什么呢？
周佛海在信中，首先向******致歉，对自己之前的种种不当行径，以及投靠汪伪政府的行为进行了检讨，然后表示自己愿意戴罪立功……
4月10日，戴笠通知毛人凤，要他请程克祥到曾家岩戴公馆来共进晚餐。那晚，毛人凤、王安之、程克祥一起到戴公馆赴宴。戴笠同意了程克祥探望周佛海老母的请求，并任命程克祥为军统局直属南京区区长，回南京联络周佛海，积极开展行动。
至此，策反周佛海才算成功。
在周佛海投靠军统后，在程克祥的建议下，在自己的妻弟杨惺华家里架设了电台，定期向军统重庆总部发送情报。
然而，电台开通没多久，就被日伪特务们检测到了，周佛海、杨惺华和程克祥只得将电台迁移到虹桥路的一个花园内。然而这个地点也是临时的，周佛海为求长远，找到了日本上海陆军司令部“重庆工作部”部长川本芬太郎少将，说自己想架设一个电台，以便开展对国民党的情报侦察工作。最后，在取得川本芬太郎的证明许可文件后，终于将电台设在了愚园路1136弄29号周佛海的另一公馆内，这部电台一直工作到日本投降。
周佛海的母亲，于1945年6月去世，军统重庆总部，通过电台发报的形式，将这一消息通知了周佛海。为了安抚周佛海，戴笠派人厚葬周佛海的母亲，为周佛海的母亲修墓立碑，戴笠还亲自到灵前敬礼，并给周佛海发去了唁电。
1945年8月14日正午，日本天皇向全国广播了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的诏书，15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1945年8月14日当晚，周佛海在上海市广播电台，宣告汪伪政府行动指挥部成立，宣布重要组成人员，要求沪宁、沪杭沿线各政府机关服从指挥部的一切决定，维护地方治安，要求广大市民遵守一切法规，保持社会秩序，另外还在街头巷尾贴满了告示。
9月初，戴笠由重庆来到上海，周佛海秘密协助戴笠建立了军统上海办事处。这是一个临时性的机构，是专为对付汪伪政府上海方面的上层而设，借用杜美路70号杜月笙的公馆作为办公地点。
1945年中秋节过后，在******的命令下、戴笠的指挥下，军统上海办事处开始逮捕汉奸，盛幼意、林康侯、袁履登、唐寿民、周吉甫等先后落网，他们的动产被搜，不动产被封，银行存款被冻结，戴笠最后才将周佛海押送到重庆磁器口军统缥丝厂办事处。
因为周佛海虽然是汪伪政府的二号人物，但也的确算得上被策反的军统特务了，然而全国上下声讨周佛海的呼声不断，所以戴笠就算对周佛海特别照顾，也不得不将其关押。
然而1946年3月，戴笠坠机身亡后，周佛海就没有了“保护伞”。
国民党最高法院公审周佛海
1945年9月9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南京向中华民国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呈交投降书。日本正式投降，抗日战争彻底结束。
战争结束后，民众要求严惩汉奸的呼声日益高涨。
1946年1月21日，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奉命将伪国民政府第一号人物汪精卫的坟墓炸毁，并将其棺木和尸体运往清凉山火葬场彻底焚化。
1946年4月1日，国民党政府司法部正式任命赵琛为高等法院院长，陈光虞为代理首席检察官，高等法院即在南京朝天宫正式成立。据有关资料记载，从1946年4月到1947年2月，国民党高等法院共审理汉奸案530余件，结案381件。其中14人被判处死刑，24人被判处无期徒刑，265人被判处有期徒刑。而公审周佛海，则是当时高等法院所审判的最大的汉奸。
1946年10月21日，国民政府在南京红纸廊朝天宫公开审理伪国民政府第二号人物周佛海，当时，南京公民一万多人赶去参加旁听。
当庭，检察长宣读了对周佛海的起诉书，起诉书列举了周佛海“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为日寇提供大量的资金和粮食，杀害沦陷区无辜民众等等罪行，提出应予严惩。
10月21日一审结束后，11月7日，高等法院再次公审周佛海，并当庭判处周佛海死刑。
周佛海被判处死刑后，他的妻子杨淑慧经过多方周旋，于1947年3月26日，******下达****令，将周佛海减为无期徒刑，在国民党逮捕和判刑的所有汉奸中，周佛海是唯一得到****的汉奸要犯，然而周佛海入狱后不到一年，就于1948年2月，病死在南京老虎桥监狱，终年51岁。
吴世宝打劫日军黄金
汪伪76号的警卫队大队长兼特务委员会的大队长吴世宝，在李士群前往苏州清乡之后，胆子越来越大了。李士群在1941年下半年，清乡夺权成功，当上了清乡委员会秘书长后，把全家都迁到了苏州，所以汪伪76号在上海的大部分工作，就由吴世宝负责了。吴世宝为所欲为，到处敲诈勒索，到处杀人抢劫，最后，为了钱财，主意竟然打到了日军的头上，颇有些不知死活。
1941年12月，日军从江海关抢了一批黄金，这批黄金数目巨大，日军准备动用重兵，护送这批黄金到日本的正金银行上海分行。这个消息传到了汪伪76号的特务、吴世宝的徒弟张国震和顾宝林的耳朵里，这两个特务迅速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吴世宝。按说，日军掠来的黄金，汪伪76号应该帮着护送才对，可嗜财如命的吴世宝竟然不知死活地打起了这批黄金的主意。吴世宝派张国震等人密切关注这批黄金的消息，随时向自己汇报，盘算着将这批黄金抢来拥为己有。
吴世宝当然知道日军的厉害，但是吴世宝却更知道钱的好处，于是他琢磨着，上海的抗日势力闹腾得天翻地覆，军统局、中统局杀了不少日本军人，只要他吴世宝保密工作做得好，即便抢了这批黄金，日军也不见得会怀疑到汪伪76号的头上。如果自己让汪伪76号的特务们再放出消息去，说是军统局抢的日军的黄金，造出汪伪76号积极协助日军抓捕抢劫黄金的军统特务们的声势，那么日军怎么也怀疑不到汪伪76号的头上。
吴世宝想得很好，然而汪伪76号的特务们张狂惯了，他们去抢劫日军的黄金，既没有戴面具，也没有派出陌生面孔的特务们去执行任务，而是由吴世宝的徒弟张国震亲自带着汪伪76号的特务们，去抢日军的黄金。
江海关与日本正金银行上海分行都在外滩，距离并不远，然而，日军却非常谨慎，生怕军统、中统的特务来抢这批黄金，运送的时间和运送的方式都特别隐秘。日本宪兵队先将这批黄金装入铁甲车，然后从江海关偷偷运出，从四川路向北前进，然后折入汉口路，再向东前进，抵达位于外滩的日本正金银行上海分行。
汪伪76号的特务张国震等人费尽心机，终于探明了日军运送黄金的方式，也探知了铁甲车的路线，然后，吴世宝一声令下，命令以张国震为首的特务们守在四川路和汉口路转角处，劫持铁甲车。
张国震等人的劫车行动进行得还算顺利，他们在伏击地点成功拦截了装有黄金的铁甲车，然后将保护铁甲车的日军全部击毙。而铁甲车的司机见日本宪兵队的宪兵都被击毙，也没有过多地抵抗，直接熄火，跳车逃跑了。
张国震等人大获全胜，然而就在他们登上铁甲车之后，却发现铁甲车的钥匙被司机拔掉拿走了。这下，张国震等人傻眼了，没有钥匙，这一车的黄金怎么弄走？没有钥匙，铁甲车后面的车门打不开，一块黄金都拿不出来，总不能把铁甲车抬走吧？再说也抬不走啊！张国震等人干瞪眼，一点办法也没有。此时，街上警报声大作，日本宪兵队的其他人马正在朝这里集结，无奈之下，张国震等人只好放弃铁甲车，迅速逃窜。
最后，日本宪兵队迅速赶到了劫车地点，装黄金的铁甲车的司机也回到了铁甲车里，在大批日本宪兵的保护下，将装甲车安全开到了外滩日本正金银行上海分行。
这件事情对日军震动极大，虽然黄金一块都没丢，可这件事情却让日军高层极为震怒。此时的日军已经全面占领上海租界，上海已经完全沦陷，不再有不受日军监管的公共租界，可竟然还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劫日军的黄金，打死日本宪兵，这让日军的高层高度重视此事，下令日本特高课和日本宪兵队，派出人手严查此事，一定要抓到劫车的中国人！
汪伪76号的特务张国震在劫车时，既没有戴面具，也没有注意隐蔽，所以，他的画像被放到了日本特高课的特务们和日本宪兵队的宪兵手中。不几日，就有人认出了张国震，将其真实身份报告给了日军。于是，此事暴露，经过查证，日方确定是汪伪76号吴世宝手下的特务张国震带领汪伪76号的特务们劫持的日军装有黄金的铁甲车。
这下，吴世宝这个娄子捅大了，日军不屑于与吴世宝这样的小人物交涉，直接找到了汪精卫，说汪伪76号破坏“和平运动”，要汪精卫严惩劫持日军的黄金的汪伪76号的相关人员。汪精卫也火了，找到李士群，点名要他交出劫车的特务。
不知所以的李士群，接到汪精卫的命令后，连夜就从苏州赶回了上海，连夜找到吴世宝，吴世宝再也无法遮掩，只好承认说是他的手下张国震劫的日军的黄金。
吴世宝眼看事情闹大了，只好交出了张国震，他怕牵涉到自己，就要张国震一定要把所有的罪名都背下来。然而，当李士群派自己的秘书夏仲明把张国震送到位于北四川路的日本宪兵队本部后，日方却不肯罢休，他们认定张国震背后还有黑手，不甘心就这样了事，要求汪伪政府通缉张国震的顶头上司，也就是汪伪76号的警卫队大队长兼特务委员会大队长吴世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