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立”当然是不容易的，世界上绝大多数毕竟是庸凡盲目的人，庸凡盲目的人也有自己的生存智慧和价值体系，这种智慧和价值体系，无时无刻不在解构着这个古老的文化程式，于是，“三立”这种散发着古老的文化芳香的花朵一直是没有春色满园过的，漫长的历史帷幔上，点缀着几朵怒放的伤花而已。吴冠中先生，以耄耋之年，思想解放，大胆说真话，他说：“我说的是真话。我这个年纪了，趁我还能说，我要多说真话。”
于是，一朵鲜花在“三立”的文化程式里绽放了，它的芳香也许会让许多人过敏、流鼻涕、打喷嚏，但它无疑会让更多的人闻之愉悦，也说明了时代的环境和氛围生态越来越良性。
原载《深圳商报》2008年1月25日
不理解的崇拜
侯志川
我一直不理解格瓦拉为啥从上世纪90年代在中国重新走红并一直能红到现在。在我眼里，他是一个在政治上太不懂事的人。他完全不了解拉丁美洲的现实情况，以为在小小的古巴岛上实现了的也一定可以拷贝于辽阔的大陆。于是霸王硬上弓“输出革命”。他有点像20世纪的唐？吉诃德，始终得不到美洲人民的支持，因玻利维亚一个农民的“告密”而被俘并遭杀害。我不明白这么一位悲剧性的人物为何在咱们这儿会有恁多的粉丝。或许因为他那张戴贝雷帽的照片很“酷”，颇显“男子汉”魅力，但这只应该吸引“女粉丝”，小伙子们起什么哄？或许因为他是“游击队”，咱们的年轻人看惯了《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以为这地球上凡“游击队”都是“好人”，却不知道同样是游击队的“红色高棉”杀起柬埔寨的平民百姓来，那是一点儿也不亚于希特勒杀犹太人的。现在青年人“追星”，对“星”的一切都了如指掌，爱吃辣子呀，怀过孕呀，上幼儿园的班主任姓赵呀，根根底底都晓得，可是对于格瓦拉，除了那张照片和“游击队”三个汉字，具体知道多少？他“安邦定国”的能力如何，他的生活情况如何，青年们一无所知，就像是连毛阿敏的“主打歌曲”都说不出来便不顾一切地“追”了上去，只是因为看着顺眼！
对格瓦拉的盲目崇拜，源于对他缺乏真正的了解。如果把他从云遮雾罩的“神坛”请下来，我们就会发现他是一个很普通的人。近些年用《走下神坛的×××》作为题目的书籍文章不少，最近我也读到一篇《走下神坛的格瓦拉》。不看不知道，一看真的吓一跳。
“格瓦拉有革命的激情，但却未必有恰当的管理国家经济的能力”，“1962年，在格瓦拉担任工业部长一年后，古巴经济开始滑坡。”——这倒不算什么大缺点，他不会“管理国家”，不会“坐江山”，也许善于“打江山”呢，虽然后来在玻利维亚不幸“失事”。
格瓦拉一方面“戴名表，打高尔夫，迷恋‘甲壳虫’乐队”，另一方面又在古巴掀起了“打击欣赏西方音乐、穿紧身裤”的运动。——严重提醒把格瓦拉当“星”追的中国青年注意，如果你们一边穿着牛仔裤（紧身裤），一边哼唱着欧、美国家的流行歌曲跑到古巴，要去面见你们心爱的“偶像”，千万小心一下飞机就被格瓦拉“打击”了！
1965年3月，格瓦拉到埃及访问，“在埃及开罗和《大金字塔日报》某记者一起观赏夜景。一个烟花女子向他暗送秋波，他不顾记者劝阻将这个女子带进了下榻的酒店，还让警卫再送几个姑娘来。”——格瓦拉的上述做法虽然霸道（自己喜欢“甲壳虫”乐队，却不准别人欣赏“西方音乐”），属于“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然而世界上好歹还远不是只有古巴一家有这种现象。要说不合理，一句“革命需要”完全足够给你打发。只是，无论如何，“革命领导干部”公然嫖娼，这在所有“革命国家”里都是违反“纪律”的丑闻，是要被撤职的。例如2004年2月发布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五十六条规定：“嫖娼、卖淫，……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可见嫖娼不是拿了老百姓两根蒜苗那样的“小节”，而是严重的问题。
世界上有些国家不把嫖娼当做“大问题”，可在咱们国家的法律与道德观念中，“嫖娼”仍是不被允许的，所以咱们的年轻人把他当英雄宣传和崇拜，真不知想干什么。
原载《杂文月刊》2008年第2期
浪漫主义的“新闻眼
魏剑美
我做过多年的报刊记者，如今在大学的新闻学院谋饭，教过一批又一批将来出去做记者的学生，但我始终不能忘怀与原谅自己当年采写的一篇报道。
那是2005年的正月，我和同事在湖南永州最偏远的一个山区采访。我印象中所有的“下乡采访”事实上采访的都只是乡干部以及乡干部们指定的农户，但在回来的路上，我们意外发现那么冰冷的天气下居然有人在吆牛耕田，更让我们兴奋的是耕田的农民居然还是一个老人家。做过党报记者的人都知道，这样的场景对于每年春季都要“掀起春耕生产高潮”的报道传统来说意味着什么。所以我们马上凑过去找老人聊天，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老人居然已经是75岁高龄！交谈才知道，老人的儿子进城有事，家里再无其他男劳力，而当地的水利条件非常恶劣，为了抓季节，所以不得不冒着严寒亲自下田。而且在此之前，他已经翻整了二三亩水田。
由我执笔的报道很快发了出来，主标题是《人勤春早，年老志高》。报道的主题自然是激昂的、欢快的、富有感染力的，记得结尾是这样写的：“空旷的田野中，老人的吆喝声显得那么粗犷，那么豪迈！”整个报道都透着革命浪漫主义的意气与豪情，不仅弘扬着正面宣传的主旋律，更提前进入了“掀起春耕生产高潮”的宣传状态，切合了时势要求，因此想不成为“好新闻”都难了。
但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农家子弟，我内心清楚也完全可以从另外一些角度来解读：比如山区农民对改善水利条件的盼望；“留守老人”充当主要劳力的现象；农村老人的福利保障问题；边远山区农民的艰苦生活等等，而这当中的任何一个角度都比我实际写的那个要更吻合现实情况。有时候我很惊异于自己的冷酷：一个75岁高龄的老人在春寒料峭的水田里耕田这一让人心酸的事实，居然让我给描绘得如此诗意盎然，洋溢着浪漫主义的豪情！不说西方进口的什么“人文精神”，我甚至连最起码的“哀民生之多艰”的传统文人的悲悯情怀都失却了。“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的人固然可鄙，但在人民的疾苦面前睁着诗意的、浪漫主义的眼睛的不是更可耻更可悲吗？
然而，任何一个具备基本新闻思维模式的人都清醒地知道，最保险、最高效也最容易得到职业提升机会和业界权威认可的，恰恰就是这种浪漫主义的新闻角度。所以即使是残酷的大洪灾、大火灾、大旱灾等事件，在具有浪漫主义“新闻眼”的记者及其所在的媒体看来，正好是宣传“救人英雄的儿女情怀”、“灾区群众战天斗地挽回损失若干”、“小灾小丰收大灾大丰收”、“人间真情暖心田”、“军民鱼水一家亲”的大好时机，至于灾难背后那些残酷死伤的生命，那些被惊吓的心灵，尤其是导致灾难的那些疏忽与失当，已经没有人去直面，更别说良知拷问与责任追究。在浪漫主义“新闻眼”扫视的范围内，事实的深层真相和生命的悲悯情怀早已经湮没在高歌猛进的胜利凯歌之中。不仅没有苦难与悲痛，相反倒展示着“到处莺歌燕舞”、“十亿神州尽尧舜”的华丽诗篇。
作为一个混出了心得的老新闻人，面对讲台下那些纯净的眼睛，我不知道是不是该帮助他们也提前具有这样用以谋生的“新闻眼”。为他们的“前途”考虑，我应该无私地奉献自己浪漫主义新闻写作的心得，而如果仅考虑“新闻”自身因素，此类的“杰作”只会让我感到无地自容的羞愧。更悲哀的是，很多写类似《人勤春早，年老志高》新闻的记者正是我从前的学生，尽管在校时我真的没有给他们做过范文。
原载《中国经济时报》2008年1月17日
“暴发户”心态
杨建业
敝人积十多年的思考观察，深感当今中国社会，从各级行政当局到民间，上上下下，似都弥漫着一种极不健康的“暴发户”心态。
何谓暴发户？这里且不谈它准确的定义，只对其心态特征略述一二。
一是，极爱炫富晾富。住豪宅，开名车，穿名牌，已不足为奇；“天价”年夜饭、天价征婚、派对、楼盘……更是“湿湿碎”。连汽车牌照、电话号码等也一定要斥“巨资”购得“靓号”。去年上海一男子，竟用一大叠百元大钞点烟以炫其富，可见已炫到何等嚣张又无聊的地步。那么某些地方政府呢？也不甘富人之后。郑州惠济区是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区，但区政府大楼及周边设施就花费了7个多亿，竟吞掉了三年半区财政！如果这只是个案，那倒也罢。问题是各级政府奢靡成风，争相比阔已成了常态。这你看看网上的“政府豪华大楼大全”，就知此言不虚。在市政建设中，你还可经常看到一条路铺了挖，挖了铺，一些大楼也是炸了建，建了炸，几乎成了政府部门的家常便饭。且折腾起来毫无痛惜之情。如此作为，和那位民间纨绔“小龙少爷”的烧钱又有何二致？即使没有腐败，也是一种天价浪费。且浪费得很嚣张、没有耻感，也是罪过。
或曰，既然有富人钱多得花不完点烟抽，干吗不捐献给希望工程或慈善事业呢？这就要说到暴发户的另一个重要特征了，那就是，他可以把钱胡乱糟蹋尽，也不愿拔一毛而利天下。对这些人谈社会责任感，无异于是对牛弹琴。而某些政府也是这样。搞面子工程，可以一掷千金，办起正事，就念穷经。前些日子，日本人水谷准来到安徽颍泉区杨庄小学考察，看是否应进行国际援助，结果他看到这座被庄稼包围的小学，校舍都是危房，房顶和墙壁到处是裂痕，桌椅破旧。果然急需救助。但当他乘出租车离开阜阳时，看到了距杨庄小学十几公里的颍泉区政府那座被当地人称作“白宫”的欧式办公楼，就不明白了：为什么当地政府有钱建豪华办公楼，却无力改善一所农村小学的基本设施呢？其实，他还不知道，为了盖“白宫”，还拆除了高井小学1990年代的校舍，让学生们搬回1960年代的破旧校舍上课。这一切，都是那个毫无责任感、羞耻感的颍泉区政府干的。这样的政府，我们除了说它有一副权力暴发户的嘴脸外，还能说它什么好呢？当这件事在日本《产经新闻》披露出后，日本舆论一片大哗。有网友称是“丢了安徽人的脸”。岂止是丢了安徽人的脸，我看中国人的脸，中国政府的脸都被它丢尽了。
暴发户第三个特征是，捞着一把是一把，今朝有酒今朝醉，对企业的发展，市场的研判，很少用心。于他们，根本谈不上什么事业心。所以暴发户那里，不要说富不过三代，有时一代也够呛。现在许多地方政府，之所以缺乏对地方利益的长远谋划，短期经济行为却甚嚣尘上，是否也是源于这种暴发户心态呢？反正我任期几年内，把自己的好处捞足就行了，哪管离任后洪水滔天。你道我说的是对也不对？
官员的“暴发户”表现还很多，细说起来，怕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譬如，举办一个纪念庆典，或什么节，都要花天价请歌星，甚至不惜乱搞摊派，极尽铺排豪奢之事；市政建设，连公厕也要一投巨资豪华起来，以显其“实力”；堂堂高等学府，在一些官员式的校长和书记主导下，不思教改科研如何更上一层楼，如何救助贫困生以彰显人文精神，竟在建造豪华大门上争相攀比，甚至还要建高尔夫球场……值得探讨的倒是，这种暴发户心态是怎么形成的？这似乎也可从民间的暴发户那里举一反三。众所周知，当今中国的许多富人，特别是一夜暴富的富人，岂止是第一桶金，恐怕第N桶金，也是说不清“合法来源”的。正因为不那么合法，钱才来得极容易，自然也就不把钱当钱了。所以才有暴发户烧钱的种种怪象。官员也是如此，首先是他手中的权力，就来得极容易——既未通过直接民选，又缺乏有效的监督，自然使用起来也是很随意的。有权就有钱，它的钱当然也来得不困难。特别是那些半官半企的垄断行业，它们那些巨额利润，几乎是唾手可得。更可怕的是，官员们花起钱来更容易。几乎不受任何监督。这使得他们的很多作为，都极具暴发户特征。也因此，当今很多政府的所谓“政绩”、“改革”，几乎就是劳民伤财的同义词。可见，归根结底，官员们“权力暴发”的特征，才是问题的全部症结所在。
又因为中国富人中，绅士少，暴发户多，所以总是很难排在慈善榜上，犹如狗肉上不了席面。同理，如果中国的官员，也为这种暴发户心态所笼罩，自然也是事业型少，投机型多。所以官虽很多，和民一比三十，但庸官懒官居多，皎皎者微乎其微。
暴发户烧钱，归根结底烧的还是自己的钱，但“暴发户”式的官员们却用的是公权力，来烧民脂民膏。故而，他们要比前者更招人恨、讨人嫌。
原载《杂文报》2008年8月5日
三任书记一任不如一任
刘洪波
前“腐”后继的事情，光是被查办的，就一点也不新鲜。但河南漯河连续三任市委书记落马，还是让人难以置信。
检察日报社《方圆法治》半月刊的报道，大略勾勒了这三个人的形象，文字简略，却是栩栩如生。我读过这个报道，脑子里还是略去了不少材料，印象深的就只剩寥寥几笔了。
王有杰1991年至1995年在任，口号是“苦战三五载，漯河变珠海”，建“内陆特区”，《漯河日报》也更名为《漯河内陆特区报》，并由王有杰题写报名，直至王有杰2007年因受贿600多万元，不明财产890多万元被判死缓，《漯河日报》才恢复。
程三昌1995年至1999年在任，获名“程卖光”，主营卖厂，亲自经手卖掉的国有企业有27家，个人获利上千万元，并做好跳船准备，现潜逃新西兰，住在奥克兰市一栋四层豪华别墅里著书立说，讲述出售国有资产中的内幕。刘炳旺1999年至2006年在任，人称“刘草包”，主营卖官，家里被搜出存款两千多万元；又主持“和谐拆迁”，2003年底两个月拆清31公里河岸，引发村民卧轨事件死4人，但未出现一例上访事件。
一个地方的人民，连续被三任市委书记祸害，是什么概念？抗战是8年，“文革”是10年，而王有杰、程三昌、刘炳旺三任市委书记，在漯河长达16年。16年间，漯河的发展估计也是有目共睹，但我想，不能因此说漯河人就要歌颂他们的功德。如果不是遭受如此长期的祸害，情况又会如何？
除程三昌潜逃，这三人中，有两个是边腐边升，边升边腐，直到退休以后才得以查处的，如果程三昌不潜逃，是否也会这样？不过，程三昌还是有理由得意，毕竟他一走了之，现在还可以津津有味地讲述“卖光”的事迹。他的跳船行动，我想将是或者已经是某些人不约而同的选择，我们可能会继续看到边腐边升和跳船而去的故事。
三个人的连续剧，是否某种程度上再现了某些地方这16年的官场景象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