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肇是曾巩最小的弟弟，字子开。曾肇出生于庆历七年（1047年），这一年父亲因病去世。大哥曾晔已四十岁，二哥曾巩也已二十九岁。但大哥此时已是体弱多病，在曾肇六岁那年去世了，且留下了年幼的儿女。而此时的曾巩还没有娶妻成家，曾肇主要是在母亲和哥哥曾巩等人的培养和教导下长大成人的。拿他自己的话来说，哥哥曾巩是他的“父师”。曾肇自小就聪明好学，加之勤奋，学业日有长进，治平四年（1067年），这一年曾肇二十一岁，他考中了进士。可以说，他是一位大器早成的青年才俊。
学而优则仕，中得进士之后就可以进入仕途。曾肇出任了台州黄岩县（今属浙江省）的主簿。虽然官阶不大，只是一个九品的官员，但这毕竟是朝廷的命官。而在黄岩县任职时，他遇上了惜才的简亢。简亢知曾肇之才学，向朝廷推荐曾肇到州学里去任职，当起了老师。一时四方之士人，闻声而来求学，州学门庭若市，座无虚席，曾肇声名远播。
正当其时，朝廷正是想重用一些有学问的人，想以“经术造士”。也就在这时，皇帝身边的近臣，向皇帝推荐了曾肇。说像他这么一个有才学的年轻人应该到京城里来，不应该久居那么一个偏僻的地方。于是，皇帝在延和殿召见了他，皇帝当面问了他一些问题，曾肇从容对答，回答的都是皇帝关心或想知道的事情。事后，曾肇得到了提拔，被任命为崇文校书兼国子监直讲。虽然级别没有得到跨跃式的提升，但已从地方到了京师任职。不久，曾肇得到了再一次的提拔，他进入了馆阁。这是中央掌管图书、编修国史之官署，掌管图书经籍和编修国史等事务。他在那儿校勘删定《九域志》；后改任大理寺丞、同知太常礼院，权判太仆寺殿中省。熙宁中，他的哥哥曾布因为“市易”一案而被追究责任，曾肇也因之而受到牵连，被停职。这时很多人都认为曾肇可能要大祸临头，可是曾肇泰然处之。元丰元年（1078年），他被任命为集贤校理，后又转任殿中丞。此时他已官至五品，随着职位的提升，肩上的担子也更重了。
曾肇曾为已故宰相曾公亮撰写了行状《曾鲁公行状》，神宗读到，直称“好”。恰在此时，朝廷又要会修仁宗、英宗两朝正史，曾肇被提升为国史院编修，官中书。在此期间，曾肇做了大量的工作，自秦以来，礼文残缺，先儒们各以臆说无所稽据，而曾肇对此一一进行厘正。神宗皇帝在北郊亲自祭祀皇地祇（地神），此俗也是从曾肇时开始。对此，朝中虽然有不同的看法与议论，但是曾肇引经据典地加以辨析，并且在明堂里的配享也遍及五帝。曾肇得到了皇帝的器重，又迁任吏部郎中。每次皇帝召见后，皇上总要目送他出殿。后又调任为朝奉郎。本来不是侍从官不能坐殿，但皇上特许他可以进出。就在任朝奉郎不久，曾肇的母亲去世，曾肇颇是伤心，他回家守制，一时间消瘦了许多，须发也变得斑白，人也老了许多。服丧期满后，他入京担任户部郎中，不久又回到吏部，担任右司郎中，覃恩赐绯衣银鱼。
神宗赵顼去世，哲宗赵煦即位，改年号元祐。因哲宗年幼，宣仁太后垂帘听政，司马光和吕惠卿为相，朝中诸多大臣趋附于他们，而曾肇却不为所动。当时朝中的多数大臣对曾肇较为了解，知道此人有才有德，又是先帝神宗时的史官，于是令他为《神宗实录》检讨，并兼权中书舍人，赐三品服。
曾肇为官正直，敢于直言。当时朝廷正讨论叶康直以直龙阁身份知秦州一事，曾肇上奏反对这一动议。他认为叶康直此人才能欠佳，又在陕西一带军事失利，以致当年神宗要治他的罪，后因宦官李宪去世，才得以不受追究。同时，曾肇认为，像叶康直这样的人应当罢黜，只有这样才能彰显先皇帝神宗的英明。但是曾肇的弹劾，受到御史们的攻击，曾肇只好请求外调。这时，范纯仁在朝上站出来，范纯仁是名臣范仲淹的儿子，此时的范纯仁已是宰相了，自然说话有分量，他说：“若善人不见容，吾辈不可居此矣。”纯仁之意是像曾肇这样忠于朝廷的正直的好人，朝廷不能容纳，要将他赶走，我们这些人也只好走人。在范纯仁等人的力挺之下，曾肇才没有被追究。侍郎韩维上奏范百禄一事，太后认为韩维是进谗言，要贬黜范百禄，于是要将韩维外调到邓州。曾肇出言反对，他说：“维为朝廷辨邪正是非，不可以疑似逐。”且坚持不草拟诏书。谏议大夫王觌因上奏论胡宗愈一事而被调任润州，曾肇又上书说：“陛下寄腹心于大臣，寄耳目于台谏，二者相须，不可缺一。今觌一言论及执政即去之，是何异爱腹心而涂耳目也，岂不殆哉！”{1}皇上恍然大悟，加封王觌直龙图阁。元祐四年（1089年）天下春旱，而按照惯例在春天里朝廷要举行一次春宴。曾肇与彭汝砺一起上书反对举行春宴。他们在奏章里说：“天灾方作，民食未充，乃于此时君臣相与饮食燕乐，恐无以消伏天灾，导迎和气。”第二天，皇上下旨罢宴。
曾肇在此时可以说，仕途较为顺畅，且很长时间是在朝中为官。而自元祐以后，似乎仕途就变得不是那么的顺畅，波动起伏较大。元祐中，朝廷要将蔡确贬至新州，而新州是“烟障最甚”之地，有“人间地狱”之称，曾肇与彭汝砺相约要好好地为蔡确进言。而这时，正要升肇为给事中，肇不曾站出来进言，只有汝砺进言为蔡确说话。这一事被人们抓住了把柄，称曾肇“卖友”，当然曾肇也没有为自己申辩。自此，曾肇以宝文阁待制的身份出任颍州知州，后又调任邓州、齐州、陈州和应天府等地。元祐七年（1092年），曾肇回到了礼部任侍郎。此年正值皇帝祭祀天地，当年曾肇有“亲祠北郊”之议，为此再次上书，请求在明堂同祀上帝与五帝。此后他自己请任刑部，不久又出任徐州，再调至江宁府。第二年，哲宗亲政，起用了一批旧臣，曾肇被召回朝廷。曾肇向皇上进言说：“人主虽有自然之圣质，必赖左右前后得其人，以为立政之本。宜于此时选忠信端良之士，置诸近班，以参谋议，备顾问。与夫深处法宫，亲近亵御，其损益相去万万矣。”{2}他这一言出，就遭到了皇戚们的攻击。绍圣四年（1097年），前史官范祖禹等在修撰《神宗实录》时有讥讪言语，被降罪。曾肇因参与修撰，亦被降调滁州。后复为集贤殿修撰，出知泰州、海州（今连云港）。
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徽宗即位。曾肇又被召为中书舍人。他上疏建议广开言路，得到了徽宗的赞同，下诏之后，进言者无数。这可得罪了时相章惇，章惇想把他排挤出朝廷，但皇上并没有听取章惇意见。曾肇又建议昭雪元祐党人，并作训词哀悼他们，悼文深情感人。不久改任翰林学士兼侍读，掌管起草诏令。时有谏官陈灌、给事中龚原以言获罪，无人敢救，曾肇挺身而出，极力为他们进行辩解。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因兄布在相位，避嫌拜龙图阁学士，提举中太一宫。不久，曾肇先后出任陈州、太原、应天府和扬州、定州等地职务。也就在这一年，被封为曲阜县开国侯，食邑一千户，赐紫金鱼袋。崇宁元年（1102年）七月，元祐期间的士大夫再度遭贬，曾肇也在被贬之列，他被贬到和州（今安徽和县）、后又调到岳州（今湖南岳阳），继而再贬到濮州（今山东鄄城）为团练副使，最后到汀州安置，在汀州两年时间里，他闭门谢客，不与外界接触，每天都是手捧书卷品读，房间也只放置床一张，坐也在其上，睡也在其上，悠然自得。崇宁四年（1106年）才回到润州，此时其兄曾布也居住于润州，兄弟俩出入成双。次年，即大观元年（1107）八月，病逝于润州，终年六十一岁。
曾肇从举进士入官以来四十年，历英宗、神宗、哲宗和徽宗四朝，在十四州府任职，担任过吏、户、刑、礼四部之侍郎，两度为中书舍人。一生也可谓是跌宕沉浮，功过是非自有人评说。杨时（1044—1130年）在《曾文昭公行状》里对于曾肇有一段总结式的话，基本概括了曾肇的一生。他说：
公天资仁厚，而刚大之气睟然见于颜面，望之若不可犯，而即之则温然可亲，不问知其为成德君子也。与人交，无远近亲疏之间，不为虚词饰貌，一以诚意。引掖后进惟恐不及。一经品目，人人自好。自少力学于六经百氏之书无所不究，含英茹实，以畜其德，非如世儒徒摭其华，雕绘组织，为辞章而巳。经纶之业，盖其素所蕴积也。故其在朝，则以论思之责为己任，出藩于外，则所至有成绩。瀛州救荒之政，全活者不可以数计。至其受代，则民挽留之，圮道阖门而不得去。更十一州，若此类不可悉数，然在公为不足道，故略而不载，平居于物无所嗜，惟藏书万余卷，手自雠校，终老不倦，穷探博取，无所遗忘。虽外国山川道里远近夷险，无不洞悉。与辽使语，道其委曲，皆大惊服。及自胊山还朝，某官某送伴辽使，使者语某曰：“昨期会日执某事者，非曾舍人耶？吾闻其名久矣。”其为夷狄钦慕如此。家素贫，未尝屑意有无，而以字孤赈乏为急。由布衣以至处显，视其居处被服饮食无少异。殁之日，陈无新衣，荐无完衾帷，器用敝恶，阖门千指无所归。闻其风者，虽庸夫贱类，皆叹息为之泣下。{1}
从杨时的记载看，曾肇天资仁厚，含英茹实，为人诚恳，一生好读，穷探博取，宵衣旰食，无论在朝廷还是在州府皆有政声，为文卓然成一家，有两汉之风，莫不令人叹服。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曾肇被高宗追赠为“少师”，谥号“文昭”。《宋史·曾肇传》认为曾氏家学有“两汉之风”，并对于曾肇评价说：
曾巩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肇以儒者而有能吏之才。宋之中叶，文学法理，咸精其能。
曾肇一生著述丰富，有《曲阜集》40卷、《外集》10卷、《奏议》12卷、《元祐外制集》12卷、《庚辰外制集》3卷、《迩英进故事》1卷、《内制集》5卷、《尚书讲义》8卷、《曾氏谱图》1卷。但今天仅存的只有《曲阜集》4卷收录在《四库全书》里，这四卷为曾肇裔孙曾俨在清代康熙年间所辑，其实这四卷中只有三卷是曾肇的著述，一卷为附录，附录收集了曾肇行状、神道碑及一些与曾肇著述相关的序、论等。其余著作均已散佚。
现存曾肇诗主要见于《曲阜集》中，有十七首。《全宋诗》中收录二十九首及残句，现能见到其词有一首，即《好事近》。诗词存量虽不多，但也能看出他的诗词的一些基本情况。
曾肇的诗生动清新。在现存的曾肇诗中有几首写景诗，秀丽清新。如其《淮南道中》：
四山蓊郁气朝隮，晚雨廉纤未有泥。
鸭绿几寻塘水浸，鹅黄一段稻秧齐。
幽花布地金钱小，野蔓萦林翠幄低。
满目淮南风景好，不堪时听子规啼。
诗人笔下是一幅淮南春景图。傍晚下着小雨，诗人行走于道中，四面青山，春之气息弥漫，味有菊香与野蔓，色有鸭绿与鹅黄，景有稻秧和水塘，还有晚雨与翠幢。而在这美好的风景中，几声子规鸣啼。静中见动，动中有静，状景于眼前，读之如临其境，清新秀丽自在不言中，而在这清新之中又多了几分幽静。
再如《京口甘露寺》诗：
屈曲危楼倚半空，诗情无限景无穷。
江声逆顺潮来往，山色有无烟淡浓。
风月满楼供一览，乾坤万里豁双瞳。
片云逈逐斜阳去，知落淮山第几重。
这首诗写的是甘露寺多景楼之景，同样清新秀丽，写景生动形象，从这一角度看不失是一首好诗。但人们读到曾肇的这首诗，总喜欢把它与其兄曾巩的《甘露寺多景楼》相比。这两首诗写的是同一景，巩诗写得大气雄阔，肇诗清新动人。风格迥然，一首细笔漫描，一首粗画勾勒。两首不可放在一起相比，不可以此论高下，而只能是读者对诗之风格各有喜好。
其次，曾肇的诗情感丰沛。曾肇流传下来的诗不多，而这不多的诗中思亲诗、寄友诗、唱和诗占了相当的比例。这些诗往往充满感情，情真意切，感人至深。如《出门寄家》诗：
出门日日念归期，恐过归期未得归。
画角数声来别浦，孤帆一点背斜晖。
行逢山树秋前落，坐见江云水上飞。
尽是南人好风景，客心惊此却依依。
长期在外就不得不让人想家，思念家中的亲人，总也盼望着回家，哪怕是刚刚离家都是如此。曾肇刚一离家就念叨着回家的日期，担心误了归期。夕阳下，画舫中，孤单单地行进于江水之上，坐在船上看着身边树木逝过，头上白云飘过，尽是这般好风景，更是勾起了思家依依不舍情，表达了诗人思亲的真挚情感。
再如《次后山陈师道见寄韵》，诗云：“故人南北叹乖离，忽把清诗慰所思。松茂雪霜无改色，鸡鸣风雨不愆时。著书子已通蝌蚪，窃食吾方逐鸒斯。便欲去为林下友，懒随年少乐新知。”后山即陈师道（1053—1102年），比曾肇小几岁，曾从曾巩学。也是一位官员、诗人。与曾肇相友善。曾肇在这首诗里表达对朋友的思念，同时也对朋友间的友谊流露出依赖。像这种诗还有《寄吕南公》，吕南公与曾肇同属建昌军人，也是同庚好友，曾肇曾向朝廷举荐过吕南公。这首诗称赞了友人的才华，“风骚寓兴垂金薤，翰墨传家富玉杯。”也表达了对友情的坚贞与对友人的思念。他说：“倾盖相知胜白首，扁舟临别重徘徊。”
这种情真意切不仅体现在思亲念友中，也体现在对自己生活与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中。如他的《族兄山庄》一诗，就通过近于口语化的语言，表达了自己对于兄长寄情山水间，远离官宦仕途忧扰的羡慕与追求，也表达了自己对于仕途生活的厌倦与无奈。诗云：“宦路崎岖寄此身，羡君筑室离嚣尘。能将孝谨传家法，何用声名动世人。桑落百壶宁惜醉，竹竿千亩不忧贫。求田更欲依丘垅，来往他时愿卜邻。”
曾肇的一些诗想象丰富，表现夸张。如他的《上王荆公墓》，诗云：“天上龙胡断，人间鸟来。未应淮水竭，所惜泰山颓。华屋今非昔，佳城闭不开。白头门下士，怅望有余哀。”诗中以“龙胡断”喻宋神宗之老，以“鸟来”喻王安石之死；又以“淮水竭”“泰山颓”写王安石之死对国家的损失，也借此表达自己彻骨的悲伤思念之情。再如《武夷山天柱峰》：“燕越相望路八千，忽惊天柱落尊前。何如乞我双鳬舄，飞上峰头访列仙。”这首诗极具夸张与浪漫之特色，颇具李白诗的韵味。
元代陶宗仪《说郛》（八十二卷）里录陈师道《后山居士诗话》说：“世语云：苏明允不能诗，欧阳永叔不能赋，曾子开、秦少游诗如词。”宋诗多以议论为诗，而词多是写景抒情，秀丽清新。此中说曾肇诗如词讲的正是他诗的特点，正是他的诗与众多宋代诗的不同之处。
曾肇不仅能诗，还能词，只可惜他的词仅存一首《好事近（亳州秩满归江南别诸僚旧）》，词云：“岁晚凤山阴，看尽楚天冰雪。不待牡丹时候，又使人轻别。如今归去老江南，扁舟载风月。不似画梁双燕，有重来时节。”这首词是他在亳州任职期满，告别同事们时所写，词借景抒情，表达作者宦游的无奈与惆怅，全词语言晓白，富有婉约风韵。
曾肇的著述多是应用性文章，因为写这些文章可以说是他的工作，是他的职责所在。就在今天能看到的《曲阜集》中，除了近20首诗外，其余则是应用性文章，主要有诏、制、表、奏议、启、状等。这些文章大多都有特定的读者对象，或是皇帝或是大臣，由于特定的对象就决定了文章该怎么写了，写什么。要说服别人，就得把事情说清楚，就得把理由说充分，有理有据。如果这个理说得不好可能会遭遇到降级、外调、牢狱之苦甚至血光之灾。正是出于这种需要，他的文章长于记事说理。如在《上哲宗皇帝议明堂祀上帝及五帝》奏议里，可谓是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他引用《周礼》《尚书》和《孝经》等重要典籍，同时引用孔安国、孔颖达等人对于这些典籍的传疏内容，并对这些内容逐一分辨，指出其是与非，通过摆事实，指出古代及当朝不同时期是如何祭祀上帝、五帝的。通篇有理有据，既有理论上的引证，又有事实根据，最后亮明自己的观点：“伏请自今宗祀神考于明堂，以配昊天上帝，并祀五方五人帝、五官神，以称严父之孝，以成大享之义。”他博学而有辩才，立论本源于六经。当然，这是向皇帝进言，得讲究语气、用词等，得娓娓道来，不急不躁，温和而有风度。这也正如《宋史·曾肇传》里所称他“博览经传，为文温润有法”。《文献通考》称：“肇制诰温润典雅。其草兄初拜相制，汪玉山称之，以为得命次相之体。”清人所纂的《四库全书总目》也称其制诰“渊懿温纯”。再如他的《再论韩维不当罢门下侍郎奏》，老臣韩维因口头陈述范百禄之过，哲宗想因之对韩治罪。于是曾肇上此奏。曾肇首先肯定韩维是有不当之处，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不是口头陈述，而应在于陈述的事情是不是事实，是不是欺君，如果所陈述的是事实则不是欺君。接着又分析如果借此治罪韩维，必然是弊大于利，失大于得。在分析的过程中，他也是以古论今，晓之以理，并明确表态，我蒙厚恩食厚禄，决不会袒护韩维而辜负陛下。他说：
今陛下责维徒口奏而已，遂以谓有欺君之意。恐命下之日，人心眩惑，以谓陛下以疑似之罪而逐大臣，恐于陛下盛德不为无损也。执政大臣自此以维为戒，无敢开口议论臧否人物。君臣上下，更为形迹，恐非陛下推赤心以待大臣之谊，亦非大臣展布四体以事陛下之道也。夫执政大臣，天子之所礼貌，所以共安危治乱者也。古人以谓：“人主之尊如堂，群臣如陛廉，远地则堂高。”又言：“二千石尊重难摇，乃能使下。”夫二千石，盖一郡守耳，犹不可轻易去之，况陛下左右执政之臣，有堂陛之势者乎？臣蒙陛下厚恩，食朝廷厚禄，岂有私一韩维以负陛下？{1}
他的大多奏议等“应用文”都体现了这一特点，以至于后世将他的这种“应用文”体作为写作范本。南宋著名学者王应麟在《玉海·辞学指南》里说：“散文当以西汉诏为根本，次则王岐公、荆公、曾子开诏熟观，然后约以今时格式。不然，则似今时文策题矣。”很显然曾肇的这类散文可以与王珪、王安石同论。曾肇也曾两度入朝担任“制诰”之职，也足以见得他在这方面的才能与专长，也足以见得上自皇帝下至大臣们对他这一才能的肯定。以至于杨时在为曾肇所撰写的《曾文昭公行状》里称赞说：“其文之精也，克承其家学，有两汉之风。其不以言语辞色假借人，而慎重得大臣之体，于今可以庶几前辈风流者，惟公一人而已。”
曾肇的散文，还擅长抒情。其情或蕴藏于叙事的字里行间，或跳跃于文字之表。如《子固先生行状》一文，对于兄长的生平事迹叙述中充满感情，而行文快结束之时，他的感情也达到了高潮，他直问苍天：“呜呼！天夺吾母，不数月又夺吾兄，何降祸之酷至于斯极也！岂其子弟积恶，罚不于其身，而及其母兄，使之抱终天之痛，为世之所大僇耶？”再如他的《上哲宗论亢旱乞罢春燕》一文，开篇他以一种忧虑的心情叙述京西、陕西的灾情，“而雨不时应，旱气已成，麦苗萎黄，势将槁死，虽有收成之处，所得固已无多。”接着夸赞哲宗及太皇太后，“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畏天爱民，海内所知，岂忍生灵转徙沟壑。”再下来就转入了他所要论述的正题了，他说：“伏见已定今月十七日春燕。臣愚切谓天灾方作，民食未充，乃于此时君臣相与饮食燕乐，恐无以消伏天灾，导迎和气。伏望特赐徳音为罢春燕，使百姓咸知陛下忧恤民穷，则天意亦顺，必有膏泽应声而至，犹足以苏枯槁，以答生民之望。盖辍一日之适而成终岁之功。”其中饱含殷殷爱民恤民之情，也隐含企盼皇上、太皇太后开恩罢宴的急切心情。
曾肇为人称道的文章再如为其兄曾布所拟的《曾布银青光禄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兼门下中书侍郎制》。据《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七十八）记彭汝砺言，“如肇者，其文可以掌大命令，其学可以决大谋议。顷在西掖，屡能补缝阙漏。”而后人还往往对其兄弟在这方面作一比较，如元代袁桷在《题曾文昭诗》里就说：“文昭、文肃当贫苦时皆舍人抚字，迄见有成，至于制诰则殆青于蓝。”而更多的学者从其家学渊源论之，古之论者常说曾肇“犹能不失家法”和“克承其家学”，其意是指他的文法等与兄长曾巩相似，或者说是曾巩的继承。这一点可以从曾肇的文章看出。名师出高徒，曾肇的文章达到一定高度，古有论者以为他“诗、古文与子固齐名。”曾肇“从兄中书舍人子固学，日夜不辍”，况且兄长又是弟弟心目中的“父师”，焉能不受其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