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澜（1872—1955），字表方，四川南充人。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和人民教育家、中国民主同盟杰出的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德高望重的国家领导人之一。他自清末保路运动以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政治生涯中，发表了许多演讲，撰写了不少著述、函札、文电及公牍。这些资料不仅记录了他个人爱国忧民、追求真理的一生，同时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艰难历程……
——摘自《张澜文集·后记》
一、他为什么要身穿长袍
我的父亲是“民主人士”，因此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张澜先生身穿长袍、面留长须，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并肩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开国大典的那张照片。
20世纪50年代，胡适与蒋介石在台湾。胡适跷着二郎腿，满面笑容。
老照片之所以弥足珍贵，是因为其中包含着出人意料的历史信息。然而多年来，我却一直没有充分解读的能力。直到最近，才好像略有所悟。
这感悟大概与下面两件事有关。
一是2008年年底，我去安徽绩溪参加“纪念胡适诞辰117周年学术研讨会”时，台湾“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潘光哲主任在会上展示了一张大家熟悉的照片。照片上的蒋介石正襟危坐，非常严肃，坐在旁边的胡适却跷着二郎腿，满面笑容。为此潘先生感慨地说：“在那个时候，除了胡适之外，谁敢在蒋介石面前有这样的表现！”
二是2009年年初，我读了《张东荪和他的时代》。书中选用了一张1949年民盟代表团在中南海的合影，并向读者介绍说：在这18个人中间，只有张澜和张东荪穿着长袍；相比之下，“最在意装束的史良”，已经穿上当时最时髦的列宁装了（《张东荪和他的时代》，79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在传统文化中，“衣冠服饰”具有特殊的意义。它不仅是社会形态与正统地位的标志，也包含着人们对现实的态度与角色的认同。1949年后，中山装和列宁服成为一种社会时尚。据说在开国大典前夕，周恩来曾拨出专款让张澜置办服装，张以不愿耗费公帑而谢绝这笔款项。于是，在新中国开国大典上，张澜虽然贵为国家副主席，但依然是布衣长袍，给人一种深刻印象。
除此之外，张澜之所以要身着长袍，恐怕还有另外一层意思。
自古以来，搞政治的人都离不开军队。但是以张澜为首的中国民主同盟，却是一个以文人为主体、以“从不沾手军队”为宗旨的政治组织。再加上旧时代的文人习惯于穿长袍，因此张澜及其同人被称为“长袍先生”（同上，294页）。
也许人们会怀疑这样的分析有些勉强，但只要读一读《张澜文集》，特别是其中的一封信、一篇文章和一个提案，就会有释疑解惑的作用。
张澜先生身穿长袍、面留长须，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并肩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开国大典。
1949年中国民主同盟代表团在中南海的合影，只有张澜和张东荪穿着长袍；相比之下，“最在意装束的史良”，已经穿上当时最时髦的列宁装了。
二、致蒋介石的一封信
张澜一生曾多次致信蒋介石，这里只介绍1943年7月6日所写的那封信。当时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但是国内形势却不容乐观。于是张澜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首先指出：“……国际战事，虽胜利可期，而国内政治情形，则忧危未已。”这种“忧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才未能集中，二是民意未能伸张，三是党争未能消弭。这一切，主要是因为不能实行民主政治。
紧接着张澜分析说：第一，所谓人才，本来是供国家使用的。但是现在政府用人，却只问党籍，不问才干。这样一来，那些才智贤能之士不仅会遭到排斥，还可能为敌人所用。因此只有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所谓民意，就是民之好恶。但是现在民意机关的代表，都要由党部和政府指定。这等于是只有党意、官意，唯独没有民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人批评政府，指责时弊，就会被视为反动。另外，由于“官吏敷衍，惟肆贪污”，再加上“人民遭受压抑、痛苦百端，……厌恨之情到处可见”，因此只有实行民主政治，并“废除言论、思想、出版的统治与检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才能建立一个“政治修明，人心悦服”的社会。
第三，所谓党争，是由于“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各有主义，各有区域，各有军队”。所以国共两党能否合作，就成了全国人民最关心的大事。
在这封信的最后，张澜还恳切地说：如今国民政府正在准备实施宪政，宪法草案也已经在研究讨论之中。假若能够趁此机会实现民主政治，不仅在目前可以集中人才、伸张民意，消弭党争，而且在抗战结束以后，还可以迎来“国内统一，国际平等”的新局面。因此他希望蒋介石既不要“徒貌民主之名，而不践民主之实”；更不要“内不见信于国人，外不见重于盟邦”，从而使国家前途陷于不幸。
三、把蒋介石“训”了一顿之后
两个月后，即1943年9月17日，是国民参政会三届二次会议召开的前一天。当天晚上，蒋介石邀请张澜等人讨论宪政问题。张澜当面要求蒋介石立刻结束训政，还政于民，但是蒋介石却不以为然。第二天，蒋介石在开幕式上不无幽默地说：“训政还是需要的，昨天，张表老不就‘训’了我一顿吗？”（《张澜评传》，253页，群言出版社2002年版）
国民参政会开会的第一天，正好是“九一八”事变12周年纪念日。为纪念这个日子，张澜写下了《中国需要真正的民主政治》。该文不仅揭露了国民党一党专制的弊病，还阐述了实行民主政治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文章分五部分：
一、近代民主政治的消长
二、什么叫民主政治
三、什么叫党治
四、训政与宪政
五、中国今天需要从速实行真正民主政治
在第一部分中，张澜首先回顾了1940年前后政治思想领域的基本情况。他说：“二战”之前，由于法西斯主义盛行，所谓“领袖独裁，厉行党治”的思想曾经风靡一时。“二战”之初，由于轴心国的军事胜利，致使许多人以为独裁政治将成为世界政治的一种合理形态。但是随着战争的进程和美英两国的胜利，人们才逐渐认识到民主政治将成为各国政治形态的唯一准则。于是蒋介石在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宣布：要通过实行宪政还政于民。张澜认为，这一承诺，“宣明了国民党的民主精神，……读了令人钦佩，令人庆幸。”
在第二部分中，张澜指出真正的民主政治至少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第一，政治主权一定要掌握在全体国民手里，而不是掌握在一个人或一个党的手里。
第二，政治民主分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两种。
第三，在实行间接民主的时候，代表应该按民众的自由意志直接推选，不得由党派或政府指定。
第四，各地人民参与中央政事，应该自由行使其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的权利，不得有威胁利诱之事。
第五，任何人都要严格遵守宪法，即使国家元首也不例外。
在此基础上，张澜还批驳了实行民主政治必须经过训练和民主政治效率不高的错误论调。他说：“民主政治，实在是人类进化的最合理的政治”，只有实行这种制度，人民的自由才有保障，国家的利益才有保证。
在第三部分中，张澜分析了政党政治与“党治”的不同。他说，政党政治是由间接民主制度产生的。政党执政后要允许反对党存在，要承认“全国官吏军人警察学生……是属于国家的，属于人民的”，因此不能强迫或变相强迫他们入党。这是民主的真谛！相比之下，“党治”是一个党获得政权后不能还政于民的产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把国家视为私有，把党权凌驾于国权之上。他们鼓吹的“党即国家，与所谓朕即国家，毫无二致”。这种“党国不分”的政治制度有两大弊害：一是独裁者唯我独尊，唯我独智，并必然会导致官场上贪污腐败的盛行。二是不允许有反对的言论和行为，因此需要大批特务人员维持其统治。
在第四部分中，张澜根据有关规定，指出训政的本意是要训练国民行使政治权力的，但事实上多年来无论中央还是地方，虽然办了无数训练机构，却从来没有听说举办过“国民使用政权的训练”。因此他希望国民党早日结束训政，实行宪政。
在第五部分中，张澜认为民主政治有形态与实质等区别。如果不能“放弃一党专政，结束党治，取消党化，所谓真正的民主政治，便将永远无从谈起”。为此，他提出从速实行民主政治的四个“要点”，其中包括“人民有权来监督政府、纠弹官吏”等内容。（《张澜文集》，185～196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由于这篇文章无法正式发表，张澜便把它油印成小册子广为散发。1944年2月，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专题文章，在指出张澜的文章“风行一时，对备方影响甚大”之后，还对其内容作了详细报道。
四、在政协会议上的一个提案
皖南事变后，为了调解国共两党之间的纠纷，几个党派联合组成中国政团同盟，公推黄炎培为主席。不久黄炎培辞职，由张澜接任。1944年，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中国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举行重庆谈判，并签署《双十协定》。按照《双十协定》的约定，政治协商会议于1946年1月10日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开幕，张澜率梁漱溟、罗隆基、黄炎培、沈钧儒、张申府、张东荪、张君劢、章伯钧等人代表民盟出席这次会议。在会上，他们提出《关于实现军队国家化并大量裁兵案》，要求“会议为奠定国家统一，并树立现代国防起见，应通过下列两大原则：一、全国所有军队应即脱离任何党派关系，而归属于国家，达到军令政令之完全统一（现役军人脱离党籍）。二、大量裁减常备军额，而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工业建设，而一面普及国民军训，以为现代国防根本之图。”
有意思的是，在会议召开之前，《新民报》著名记者浦熙修采访了张澜，并作如下报道：
政治协商会议中，民主同盟参加的代表将是九人，记者昨日前往访问了该同盟主席张澜先生。他那坚定而坦白的态度，确称得起为第三方面的领导人物。他说抗战以来和蒋主席谈过十次上下，因为他自己谈话直憨，有时不免使对方脸红筋涨，但蒋主席始终容忍，这就是不愧为政治家风度。（同上，242～243页）
浦熙修1936年起在南京《新民报》当记者，1944年加入民盟。她之所以成为一名著名的女记者，是因为她认定“一个记者的条件，除了基本的知识外，需要有热情、良心、正义感，并且要有吃苦耐劳为社会服务的精神”。1946年政协会议期间，她因为写了许多有影响的人物访谈而声名鹊起，与大公报的彭子冈、杨刚被称为报界“三剑客”。如果再加上新华社的戈扬，则被称为新闻界的“四大名旦”。
张澜于1955年逝世，享年83岁。两年后，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并亲自为《人民日报》撰写一系列社论，其中《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分量很重。他在这篇社论中指出：
文汇报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印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脱。帅上有帅，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并且指名道姓，说是章罗同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53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这里所说的“章罗同盟”，就是上述提案中的章伯钧和罗隆基。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民盟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与共产党密切合作，因此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章罗二人分别担任交通部部长和森林工业部部长。此外，他们都是张澜的助手，即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钧还是农工民主党主席。1957年，当他们接受毛泽东邀请，诚恳地帮助共产党整风时，毛泽东却突然写下了上面的话。
于是人们不禁要问：如果张澜多活几年，他的命运又会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