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神保町，无须选什么良辰吉日，如果是周末反嫌人多。神保町位于东京都的中心地带，交通十分便利，爱书的人信步可达。这个集中了150余家各式书店的街道，正体现了日本人读书爱书的情节。在鳞次栉比的书店里，大的有几层楼，小的只有一间门面房。中国人从鲁迅先生的文字中读到过的内山书店——这也算是中国人自幼知道的第一家日本书店——就在这条街上。
从神保町我想到了中国的一些书店街，如北京的海淀图书城，上海福州路的文化街，还有就是台北市内的一条书店街。确切地说，北京的海淀图书城是一座大楼，内里分割着多家书店，但销售最好的是各种考试类用书和计算机网络相关的图书，门类相对单一，倒是距离图书城不远处、北京大学南墙外的风入松书店和位于清华大学西墙根儿的万圣书园为这片科技地带补充了些人文科学的养分。不过，由于这片区域远在北京城的西北方，从市中心去一趟着实不易；上海福州路位于上海市区正中心地带，可谓文化一条街，但算得上书店的也就十多家，规模也都不算太大，要找更为齐全的还得进上海书城，但就是这条文化街也绵延只不过半里。
当然，若论书店的数量，中国大陆肯定要比日本多。但或出于意识不同，中国大陆的确难以找出像神保町这样成规模、常年开放的书店街。走在神保町街面上，不需深入，站在店口就可见小小的书店内琳琅满目的全貌，随微风飘起的黄色书价签是这条街上的一道风景。不要小看窝在书店深处的老先生，那都是装了一肚子书的“书虫”，与他们论一会儿书，胜于苦哈哈地读上一年的目录学——是这样的人维系着家族书店的传统，同样也维系了日本人读书的传统。这传统就像神保町这条街一样，通过150多家书店和信步走进书店的各色读者延续着。
日本人爱读书在全世界是出了名的，曾经有过一个统计：日本人平均每年要读40本10万字的书，而中国人只有4.7本。这个数字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日本地铁中各色服饰的孜孜不倦的读书人。
读书是需要与时俱进的，同样也需要像呵护幼苗一样悉心培养。随着现代社会向海量信息化社会发展，各种形式的媒体纷至沓来，令人眼花缭乱，印刷到纸面上的读物越来越不受人重视，甚至以其耗费时间、大脑避而远之。读书的风气就这样日益失却了。
有人曾经说过：“不喜欢读书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我想，中国的“书虫”们应该也能够像神保町的“书虫”那样，用心培育一个爱读书的民族。
读书从娃娃抓起
说起关于读书的话题，让我想起了2012年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和中国作家莫言角逐诺贝尔奖一事了。虽然莫言胜出，但也有观点指出，这一成绩无法掩盖中国人读书贫乏、读书率世界排名靠后的现实，应该借莫言获奖的东风设立中国全国范围的读书节。
日本的读书节至今已走过67个春秋，其中的从娃娃抓起尤其值得中国学习、采纳。在2000年年底OECD公布的国际学生评量结果中，日本中学生的阅读、科学、数学能力在32个国家中名列前茅，很有说服力地证实了“阅读从娃娃抓起”取得的效果。
日本社会重视儿童阅读，离不开对其作用的认识，就像1999年8月日本国会通过的一项正式决议中指出的：儿童可以依靠阅读学习语言、提高敏感度、促进表达能力、拓展想象力，同时更深刻地体验人生。其次，近年来校园暴力事件频发，青少年犯罪日益增加，令教育制度面临迫切的危机。出于解决这一现实难题的考量，推动儿童和青少年阅读被视为改善校园秩序、加强生命教育、提升学习能力的良方。正是这两条原因，使日本政府在设施、立法、资金投入等方面做出了长期投入。
早在1995年，日本国会议员就开始推动设立国际儿童图书馆，并成立非营利组织协助规划。2000年5月5日，日本国际儿童图书馆（一期）开馆。开馆日期适逢“男孩节”，足以说明日本社会对创设儿童专有阅读场所的重视。这一点更是能够从面积和藏书规模来印证：第一期开馆时，建筑面积约2600平方米，藏书约4万册；第二期开馆后总建筑面积增至6600平方米，藏书接近40万册。馆内不仅有专门为孩子、大人开设的楼层，还为孩子和大人设立了儿童书博物馆。
除了设施提供，立法推进同样不遗余力：一是对已有法律的完善。早在1997年日本就修正了《学校图书馆法》，规定学校规模只要超过12个班级，都必须在2003年4月之前指派学校图书馆管理员。儿童和青少年一天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校园度过的，图书馆进入校园，让他们近距离接触了阅读。二是颁布新法。2001年12月，日本公布了《儿童读书活动推进法》，其中将每年的4月23日定为“儿童读书日”。一系列法律法规的颁布，在很大程度上使促进阅读成为带有一定强制力的活动，推行的范围、深度和广度得以保证。
当然，无论阅读场所的创建、维护，还是增加藏书，都离不开财政支持。虽然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开始呈现衰迹，但《学校图书馆法》中依然提出下拨特别预算来改善学校图书馆的藏书与设备。《儿童阅读推进法》颁布后，日本政府投入650亿日元的巨资以改善儿童的读书环境。
后来，日本的“儿童读书日”又逐步发展成了一年一度的“儿童读书周”。在每年4月23日~5月12日的活动期间，总会有推进儿童阅读的方案被提出，各种表彰、纪念、讲演活动也在此时轰轰烈烈地展开。比如去年的读书周，日本读书推进运动协议会围绕“如何推进家庭读书”制定方案，并对营造家庭读书的环境提出了建议。文部科学省、国立青少年教育振兴机构等举办了“儿童读书活动推进论坛”，表彰为推动儿童读书活动做出贡献的学校、图书馆和个人。日本各地的公共图书馆举办了绘画交流会、戏剧表演和图书展示会等与儿童读书相关的活动。日本国际儿童图书馆则邀请了著名教育心理学者、儿童文学研究者，围绕读书和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联系以及如何提高阅读能力等问题发表演讲。
一个人童年和青少年时受到的教育，会在日后深刻影响其一生。日本“阅读从娃娃抓起”，使孩子们从小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并将其作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自然会在全社会形成浓厚的读书风气。这一习惯得以代代相传，民族素质的提高、全球竞争力的增强，便成了水到渠成之事。
神秘禁书知多少
爱读书之人，其猎奇心也必然旺盛。圣贤书要看，“民间珍品”也不能遗漏。什么叫“民间珍品”呢？就是民间长期流传的，诸如《剪灯新话》、《品花宝鉴》等既流芳百世又声名狼藉的禁书……
中国有所谓的十大禁书，日本自然也少不了。据统计，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因“坏乱风俗”而被有关部门下令禁止发行的书就达一万种以上。
有些书籍为逃避遭禁的命运，往往抄袭中国模式——“此处删减×××字”或用代替。比如，“女人们越发娇媚了，眼前这个就把起，将我的和自己的向间。（节选自《拉斯普金》）”文中用代替的部分分别是“裙子卷”、“手伸”、“两腿”。只可惜，这本《拉斯普金》（1929年7月出版）尽管满页都是四方框，但还是在刚出版一个月就被下令禁止发行。
据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副所长井上章一透露，当时的出版社为了通过审核，将有关部门可能关注的关键字都用代替，但实际上通过邮购还是有可能买到无删节版的。
还有些书籍为逃避遭禁的命运，故意取上一个冠冕堂皇的名字。比如1930年由画家伊藤晴雨出版的《论语通解》。虽名叫《论语通解》，但里面全是伊藤晴雨的弟子佐藤伦一郎所作的春宫画等。
再比如同期出版的《圣经》。这本书哪怕外观都装裱得跟真的《圣经》一模一样，但翻开里面全是日本版的“亚当夏娃欢爱录”，赤裸裸的文字描述令人咋舌。
也有部分同类书籍的作者，一开始就清楚自己的作品是无论如何都不能通过发行审核的，压根无法“惠泽众生”。于是他们干脆就只面向少数的，腰包富裕的爱好者们限量出品。这样的书，在日本又被叫做“地下书”。
日本爱媛县宇和岛市多贺神社（俗称凸凹寺）的第一代宫司（相当于寺院住持）久保盛丸，就是这样一位专门撰写“地下书”的主儿。
1922年，久保盛丸编撰了一本《生殖器崇拜话集成》，里面全是他自日本各地搜集来的关于生殖器崇拜的故事。该书还介绍道，日本的所有信仰都来源于生殖器崇拜。就连人们耳熟能详的日本民间故事《桃太郎》也是如此。据久保盛丸诠释，桃子是女子生殖器的象征，和桃太郎一同前往魔鬼岛为民除害的小猴子是男子生殖器的象征。神社的鸟居其实是女阴，而“安忍不动如大地，静虑深密如秘藏”的地蔵菩萨竟然是根阳具。幸好这本“地下书”很快就被有关部门没收了，不然所有的和尚还不都得抱痛哭。不能因为是光就被看成阳具啊？真是毁人三观啊！
久保盛丸的兴趣不单单局限于日本国内，凡古今中外的有关生殖器崇拜的故事他都喜欢。1931年，他编撰了一本名叫《凹》的书，就专门介绍国外的有关女性生殖器崇拜的故事，里面居然还收录了一则杨贵妃的秘闻。据该书介绍，杨贵妃的下体毛发拉直的话，长度能达膝盖。当然，这本书后来还是被日本有关部门发现，并纳入了禁书之列。
到了1960年，久保盛丸的儿子久保凸凹丸（看看这名字起得）又子承父志，将老爹的遗稿整理出版，取名为《大恶书》。这《大恶书》可是一本地地道道的手抄本，里面都是久保盛丸从日本各地收集到的带颜色的民间故事。比如冲绳有一位妇人，因为在丈夫那里得不到满足，遂将爱马“破格提拔”为情人，最后为了这匹马殉情自杀了等等。对于研究日本民俗学的人士来说，倒真是难得的好材料。
到了昭和后期，日本政府逐渐缓解了书籍出版审核规定，部分禁书得以“重见天日”。像1931年香川孟所著《裸体女店员》、海野不二所著《性爱十日物语》，1932年墨堤隐士所著《女魔的怪窟》，1934年佐田魔理男所著《贞操大盗》等，如今都能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的网页上看到。
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禁书之列里，还有日本第一个“基友亲睦会”——“阿多尼斯会”发行的会刊《ADONIS》。作家三岛由纪夫、中井英夫等都加入了该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