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罗彩云为什么不离婚呢？一是她不同意。她说她是明媒正娶，除非犯了族规家法，否则是不能“休”她的；另一是当时上海习惯，离婚要付一笔终身赡养费，按我的经济状况，确是力所不能及。另外，我脑子里也有封建意识，觉得罗彩云为叶家生儿育女，也是一种美德，我不能太对她不起。因此，我采取妥协态度，形成了一种我们两人都很难熬的局面。
抗日战争爆发，我把罗彩云和儿女送回老家，同我父母一起生活。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曾回老家探望过他们。1946年我和戴爱莲去美国访问前，把女儿明明接出来寄养在张乐平家。次年我们从美国回来，明明就一直在戴爱莲的照顾下生活，后来进了舞蹈学校，继承了后母的事业。儿子申茀1953年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分配到江苏艺术学院任教。他结婚成家后便把母亲接来同住。在这以前，经儿子劝导，罗彩云和我办了离婚手续。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被打成牛鬼蛇神，进了监狱。罗彩云受我牵连，也遭了不少罪，生活上一直由儿子赡养。1975年我从监狱出来，女儿告诉我说，她母亲已在几年前吞服了过量的安眠药而离开了人间，临终最后一句话是：“你们叶家害得我好苦！”我心头为之一震。对她的死，当然要诅咒那场历史的浩劫，但说到她的苦，我也有责任。其实她苦，我又何尝不苦！我俩都是封建婚姻的受害者，但我毕竟有对不起她的地方。如今我已到了耄耋之年，想起这些往事，心里依然是感到内疚的。
一见钟情第三课
我和梁白波结识，是在1935年年初。那天，她拿着自己画的一幅漫画来我们编辑部找另一位编辑投稿。当时，漫画的投稿者中，女性几乎没有，所以她引起了我的注意。之后，我便以编辑身份和这位女画家打起交道来。
梁白波就住在离我家不远的一家女子公寓中。她以前在新华艺专和西湖艺专学过油画，后来去菲律宾的一所华侨中学教美术，最近才从那儿回国。目前她正失业，朋友介绍她向画报投稿，试着靠拿稿费过日子。
在接触中，我发现白波对我似乎颇有好感，主动约我陪她一起去吃晚饭，我们谈话很投机。我也感到，白波似乎有一股强大的吸引力，总把我往她那儿吸，每天下了班，我情不自禁地便往女子公寓走，竟忘了我还有个家，老婆孩子还在家里等我吃晚饭。
经过若干次晚间的约会，我和白波在心灵上紧紧地贴在一起了。既不像初恋那样陌生，也不像新婚那样新鲜；既是异性的同类，又是艺术上的知音，我俩一见钟情，相逢恨晚，彼此都感到是天作地设的一双，谁也无法抗拒。白波自然知道我有妻子儿女，但她不在乎。这就是30年代的浪漫主义。我呢，在罗彩云与白波之间，既甜又苦，唯其因为苦，才更觉得甜。我与白波，如同飘浮在空中的气球，一天一天地挨着。封建卫道者说，叶浅予是弃旧恋新的负心汉；个性解放者则说，叶浅予是个大胆的叛徒。
这一年春天，我和白波应津浦铁路局邀请，参加了卫生宣传列车活动。这真是一段我终生难忘的最幸福的日子。我们从浦口出发，途经蚌埠、徐州、泰安、济南、沧州，最后到达天津。每到一站，我和白波把我们画的大幅宣传画张挂起来，其他人就展开宣传。宣传结束，大家去游览名胜古迹，什么登泰山，逛趵突泉，看沧州大铁狮……其乐无穷。最后，铁路局又从天津挂上去北平的列车，招待大家游览故都北平，在北平玩了三天，路局的人南返了，我和白波却在金鱼胡同一家公寓住了下来。我好像是逃出牢笼的小鸟，尽情享受着本应属于自己的天堂，白波比我更大胆，她完全不在乎世俗的议论，热烈地占有她所深爱而又属于别人的男人。我俩白天故宫、天坛、颐和园……晚上看京剧名角儿演出。我因受墨西哥漫画家珂佛罗皮斯影响，在几年前就开始画速写，这次有白波作陪（她也开始画速写了），更是画兴大发，有如皮球打足了气，出手飞快，十几天时间就画出了几百张速写。这些作品后编成了一本《旅行漫画》。
北平之游，使我和白波之间增进了思想交流，密切了艺术上的切磋，感情发展到难舍难分的程度。但是一回到上海，这一切便不得不马上中止，因为我毕竟是一个有妇之夫！
没多久，上海的小报居然登出了“‘王先生’失踪”的消息。那是一位作家朋友从罗彩云处访来的，说什么“王先生”的作者“因感情突变，离家出走”云云。想不到我个人的家庭纠纷竟捅向了社会。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带着白波到南京去另外安了个“窝”。于是就出现了前面提到的一幕，我被罗家父女“押”回上海。离婚不成，后来由一位律师朋友出面，同罗彩云达成了分居协议。我具结保证按月向她提供赡养费，她则同意与我分居。这样做，最受委屈的是白波，她不得不长期居于“情妇”的地位。但白波为了能和我一起生活，甘心忍受这样的条件。这也充分表明了她对我的真诚和热恋。
和白波一起生活的几年，对我艺术上帮助很大。白波是个很有才能的画家，擅长于通过心理描写，把意识形态转化为抽象的图像。她曾画过一套《蜜蜂小姐》连环画，其中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就是意识形态的具体表现。这和她对生活追求的理想化是一致的。她平时喜欢读诗，还曾为殷夫的诗画过插图。她自己就具有诗人的气质。我和她相处，常常感到是和诗人在一起相叙。她对我的影响，使我在创作“王先生到农村去”这套画时，获得了新的想象力。我的思维活动不是局限在固有的生活观察中，而是延伸到地方政府压迫和剥削农民的现实，并且揣摩农民为保护自己所发挥的幻想，进而扩大到社会多方面人物与农民的依存关系。我的想象力之所以能长起翅膀，说得形象一点，也许是白波灵魂里的某些素质，移植到了我的灵魂中，催化和升华了我漫画创作的思维能力。
卢沟桥事变爆发，我和白波从南京回到上海，联合上海漫画家张乐平、胡考、特伟、陆志庠、宣文杰等组成漫画宣传队，奔忙于抗日宣传战线。白波是这条战线上一员勇敢的女将，她和队友们一起过着十分艰苦的战地生活，除了画大幅宣传画外，在武汉时还定期为《抗战漫画》供稿，构思与造型都独具风格。
我原以为，通过战地锻炼，我和白波的共同生活会过得更有生气和活力，哪知道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
1938年的武汉，是抗战神经中枢。各色各样的人集中在这里，白天为抗日工作，晚上则互相交流情怀，发挥人的本能。白波就在这时，与一位受人崇拜的空军英雄有了交往。一段时间之后，她对宣传队的工作不那么积极了，后来与我也逐渐疏远。漫画队的朋友们对此有所觉察，我却因全神贯注于工作，丝毫没有想到其他。这一年夏季，政治部第三厅派我到香港去监印《日寇暴行实录》一书，我很想让白波同行，想不到，她明白干脆地拒绝了我。这时我才意识到，她的感情已经起了变化。对我来说，这当然是莫大的打击，但冷静下来后，我也感到一点聊以自慰的心情，那就是，我不再对梁白波负欠什么了。
武汉话别后不久，梁白波就脱离漫画群体，去追求世俗的家庭幸福。漫画界从此失去了一颗发光的彗星。
妇唱夫随第四课
我怀着凄楚的心情从香港回到武汉时，武汉已在日寇包围之中：我随机关撤退到长沙、桂林，随后又受命再去香港筹办对外宣传画刊《今日中国》。
1940年春季的一天，以宋庆龄为首的保卫中国同盟，派宋的秘书廖梦醒大姐来找我，说孙夫人要为延安国际医院筹措一笔购置医疗器材的基金，特邀一位从英国来港的华侨舞蹈家戴爱莲举办表演会，希望我在宣传方面给以支援。廖大姐告诉我，我很熟悉的一家跳舞厅，晚上营业，白天闲着，戴氏就利用这条件，每天上午到舞厅去编舞练舞。廖大姐希望我约个时间去和戴氏见见面，并从旁观察一番，画点速写，为她的舞蹈晚会设计一张海报。
我如约去了。这位舞蹈家身材矮小，却舞技娴熟。她操一口英语，中国话根本不会说，我这只有中学程度的英语如何应付得了？没办法，只好通过打手势、画图画来交流思想。一个星期以后，我和戴爱莲成了熟朋友。我介绍她又认识了一些文艺界人士，并带她到香港仔、筲箕湾等地游览，帮助她接触更广阔的天地。经过这许多活动，我的英语口语日渐长进，已可以慢慢地和她对话了。她告诉我，她初到香港时，只能和英语阶层交往，我是她所认识的唯一来自抗战大后方的中国人，她对我有特殊的亲切感。我也告诉她，在她之前，我从未与土生华侨有过交往，更没有和华侨艺术家接触过，但我觉得和她很合得来。大约过了半个月光景，我俩之间即由“社会人”的关系升华到“生物人”的关系，开始谈情说爱。当然，主动权在女方，男方无法抗拒。
我们之间感情发展如此迅速，一个重要契机是在九龙半岛酒家举行的戴爱莲舞蹈表演会。我为它尽了最大努力，既当舞台监督，又兼服装管理，还请来一位话剧团的朋友管灯光。廖梦醒大姐则是前台经理。我们三个“义务劳动者”辛勤工作，帮助戴爱莲为祖国抗日的神圣事业献了艺，筹了款；也为保卫中国同盟完成了一大政治任务。
表演会之后，戴爱莲告诉我，她想去延安，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献身。
我说，我为《今日中国》的继续出版问题，也正要去重庆向政府请示，我俩可以结伴同行，但走之前最好明确我俩之间的关系，先结婚，再上路。爱莲高兴得像孩子似的把我抱住，连连亲我，我当然也欣喜若狂。我在地上失去了一个梁白波，却又从天上掉下来一个戴爱莲，丢失了的艺术家庭又可以重建，怎不让人兴奋！
爱莲为组织我们的小家庭积极奔忙。她在一个印度人家里租到一间房，精心布置了一下，就算作我短期的“窝”。宋庆龄主动当我们的主婚人，在她自己住处举行了一个宴会，宣布我和爱莲结为夫妇。参加宴会的有保卫中国同盟成员爱泼斯坦、廖梦醒、柳无垢、巧茉莱和《今日中国》的丁聪、刘邦琛。宴毕，新郎新娘乘船到香港、澳门之间的渔岛“长洲”上去度“蜜月”。三天后回香港，在我们的新居又举行了一次茶会，招待双方亲友，参加的有爱莲的姨母李夫人和她的一子一女，还有我在香港文艺界的朋友夏衍、马国亮、张光宇、张正宇，郁风、黄苗子、盛舜、丁聪、刘邦琛和冯亦代。这一年，我33岁，爱莲24岁。
一周后，我和爱莲踏上了返回祖国大陆的征途。我们先搭船到广州湾的赤坎镇，然后起岸步行。我为爱莲雇了一乘凉轿，一路连宿遂溪、廉江、陆川三站，然后换乘单车尾直奔广西的玉林、贵县。在贵县换拖渡走水路到柳州，再乘火车沿湘桂铁路到达桂林。这一路水陆兼程，艰苦备尝，爱莲却觉得十分新鲜有趣。在桂林受到欧阳予倩的热情接待，他请我们看了广西地方戏——桂剧的演出。爱莲初次接触中国戏曲中的舞蹈身段即爱得入迷，当即立下了学习祖国舞蹈的决心。
三天后我们离开桂林赴重庆。先乘火车再换长途汽车，一路颠颠簸簸又走了五天。若从离开香港算起，已走了半个多月了。幸亏我俩都还年轻，精力充沛，所以，当重庆的朋友们从长江北岸赶到南岸来迎接我们时，我们依然精神抖擞。
到了重庆，老朋友们把我俩团团围住，说要看看叶浅予凭了什么魅力。
“骗”来这样一位华侨舞蹈家。爱莲见他们唧唧喳喳，她一句也听不懂，就目瞪口呆地问我，朋友们在议论什么？我实话告诉她，说他们怀疑我是使了骗术把你骗来重庆的。爱莲急了，忙用英语回答说：“不，不，是我心甘情愿嫁给她的，他是个好人！”朋友们都哈哈大笑。事后爱莲悄悄对我说：“在香港时，我只认为你是个有才华的画家，到了重庆，看见你有那么多艺术界朋友，才知道原来你是中国有名的画家，我真高兴！”我说：“你看了那么多东西，走了那么多路，可知道你才走了中国西南部的一个角？”她大惑不解，问我，若去延安，是不是还要走这么远？我说，岂但是远，路还不好走。说不定半路被截住，送你回重庆哩。爱莲似信非信，催着我赶快去找周恩来，她说她有一封宋庆龄写给周恩来的信，信中会向周恩来介绍她想去延安的意愿。
我在武汉时期，是政治部三厅成员。那时国共联合抗日，周恩来在大本营政治部任副部长，负责指导三厅的文化宣传工作。后来大本营移驻重庆，蒋介石翻了脸，把共产党撇在一边，政治部换成清一色国民党的天下，三厅也变了颜色。
我一到重庆，新任厅长就把我召去，问这问那，特别问我是不是国民党员。我说不是，他说这可不行，《今日中国》将另派别人接办。你马上回去办移交。我本来就不想干，顺水推舟递上辞呈，不久就获准了。这期间，周恩来在化龙桥八路军办事处接见我和爱莲。他非常诚恳地告诉我们，大后方更需要我们，希望我们留在重庆工作。我觉得此说有理，便说服爱莲暂时不去延安，留下来。努力在重庆打开局面。
就在此时，日寇向重庆发动了连续一周的疲劳轰炸。每天二十四小时，昼夜不停地向重庆倾泻炸弹。我和爱莲原住在张家花园一位朋友家里，第一批炸弹就把那座房子毁了；第二批炸弹又毁了我们临时寄居的小旅店。七天内搬了三次家。重庆人也真经得起考验，旧房刚炸毁，三两天就能盖起新房住进人。日寇原以为中国人会挺不住，想借此逼迫蒋介石投降，哪知道中国人民就有这么股宁死不屈的硬劲！最后挺不住的是日寇，疲劳轰炸以破产告终。
爱莲经过这么一番战火的洗礼，渐渐能适应重庆的生活了。她说，这次轰炸，比希特勒夜袭伦敦厉害得多。希特勒逼丘吉尔投降，英国人硬是挺得住，如今中国人当然更挺得住。她觉得自己下决心回祖国来，能这样和祖国人民一道接受战争的考验，心里特别痛快。
轰炸过后不久，即在抗建礼堂举行了戴爱莲舞蹈表演会。重庆人第一次认识这位把芭蕾舞和现代舞糅合在一起的华裔艺术家。演出后，爱莲结识了音乐家马思聪，并把马所作的小提琴曲《思乡曲》和《新疆舞曲》编成两个独舞节目，在重庆交响乐团的配合下搬上舞台。
这年秋末我们回到香港。我把这次大后方之行中的所见所闻画成《重庆行》漫画80幅，在香港展出。原拟不久再同爱莲一起去新加坡作一次旅行，她演舞蹈，我开画展，然后回香港定居，不料这年年尾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进攻香港，我俩被困在九龙山尾村一户农民家里，为时将近一月。后来还是乘日寇疏散人口之机，化装混入难民队伍，才算脱险到了桂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