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氏通常被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范畴，然而将它作为生物学标记进行群体遗传学研究，在国外已有相当长的历史。
从19世纪开始，西方姓氏遗传学家已从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姓氏传递中，找到了有关生命遗传的信息。
1985年，美国斯坦福大学人类群体遗传学专家卡瓦利·斯福扎将他的“姓氏基因”理论带到中国。那时，有着5000年姓氏记载的华夏民族尚未意识到姓氏与基因有关联。
“洋学者”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主要看中的是科研资源。
斯福扎认为，通过对中国人姓氏和同姓人群分布规律的研究，即有可能找到探讨中国人起源和父系遗传物质进化的一条新的重要途径和科学依据；中国人几千年来有关姓氏的记录，甚至可以解开人类遗传的奥秘。
斯福扎来到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这位国际最著名的群体遗传学权威提议，与我国大陆科学家联合开展中国姓氏与遗传信息方面的研究，从这时起，北京大学生物系毕业分配到中科院遗传所的袁义达加入研究行列，开始了长达16年的“姓氏基因”研究，自此，国内开创了人类群体遗传学的一个分支-姓氏群体遗传学的研究。
在许多国家，姓氏传递的历史不够长久也不够连贯。
欧洲大陆普遍使用姓氏的历史只有两三百年，有些地区直到20世纪尚未普遍使用。土耳其1935年才以法律形式规定使用姓氏；犹太人按传统不能使用基督徒的名字，德、意、奥地区尤其是这样，故都很晚才使用姓氏。
许多国家姓氏的形成与血缘、宗族等关联不多。日本公元5世纪晚期产生姓氏，但这仅仅是代表社会政治地位和职务的世袭称号，直到明治维新时期的1875年，政府才颁布法令实施户籍登记，要求每一个日本人必须有姓，日本人这才急匆匆地为自己找姓，且多以居地名称为姓，因此多为两字姓。日本一下子涌现30000多个姓，今天已达12万个之多。但是，此种背景下形成的姓氏传递，很难找到与遗传基因的关联。
然而，中国姓氏历经四、五千年始终延续，它一直是代表中国传统宗族观念的主要外在表现形式，并以一种血缘文化的特殊形式记录中华民族的形成和繁衍，在民族文化的同化和国家统一中曾起到独特的民族凝聚力作用。
大约在5000年前的伏羲氏时代，姓就被规定为世袭并由父系传递。受宗法制度的影响，祭祀祖宗、不断烟火，成了家族的头等大事。尤其是汉族社会，宗族观念根深蒂固，有着同姓聚居和修谱联宗的习俗，国内形成了无数群大小不等的同姓群体。
中国人姓氏的悠久历史和相当稳定的传递，以及具有中国社会进化特色的改姓现象，不但增加了国人姓氏的多样性，为追踪各个姓氏的始祖和年代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更重要的是广大农村一直存在同姓聚居的习俗，加之婚姻半径较小的特点，同姓人群可以认为是某种程度隔离的Y染色体群体，这为近代生命科学探讨人类Y染色体DNA多样性和进化，提供了有价值的研究模型和线索。
历史悠久的姓氏文化和传统独特的中国谱牒学，不但在社会科学中得到发展，在生命科学中也受到重视，并已形成中国资源特色的跨学科研究领域——中国姓氏群体遗传学。
在多数情况下，中国人的姓氏是世代遗传的，姓氏人口资料比较容易搜集，其历史跨度也很长，非常适于大量数据统计性质的研究。人们可以通过各种姓氏在不同人群中的分布，探讨人群的遗传结构、不同群体间的亲缘关系以及人群迁移等。
我国科学家自正式加入人类群体遗传学研究起，共收集了上百万份血型数据，经过计算机聚类统计分析，发现不同人群血样中的血型、酶、蛋白质的区域分布和人们姓氏的区域分布高度一致。这证明了中国人的姓氏分布是稳定的！这一发现，无疑说明“姓氏基因”存在的可能，而且证明研究姓氏的遗传规律将有助于找到特殊姓氏人群的特殊遗传基因。
我国姓氏基因研究还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全国第3次人口普查小组也给予很大帮助，当代人口的资料就来自于他们提供的人口普查资料中0.5‰的抽样。
此项研究中宋朝和明朝的姓氏数据，是从上千种文集和年谱中收集到的。研究者先从各种文献中找到人物的姓名，再根据他们的籍贯和居住地进行统计。为便于与现代的姓氏研究结果比较，宋朝、明朝的地名省份归属均按目前的行政区划归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