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给阿比盖尔的一封兴高采烈的信中，他称荷兰为“世界上最大的珍品”。他怀疑，是否有任何欧洲国家“比荷兰更值得尊重，就比例而言。”他们的勤俭节约应该成为全世界学习的典范。他们没有邻国那么野心勃勃，我指的是在征服欲和军事扩张方面。我也不觉得他们非常贪财。而且我认为，他们将知识和艺术发展到如此伟大的地步，他惟一忧虑是这儿的空气“不是那么有利健康”，和法国有所不同。
9月16日，弗朗西斯·达纳从巴黎赶来。他带来消息说，大陆会议颁布命令，亨利·劳伦斯赴任之前，由亚当斯向荷兰寻求贷款。亚当斯因此通知约翰·撒克斯特，收拾在巴黎旅馆的所有行李，立即赶来协助他工作。约翰·昆西和约翰·查尔斯在阿姆斯特丹著名的拉丁文法学校注册，亚当斯开始了工作。几乎没用什么时间，他就在新闻界、知识分子圈和金融圈里结交了大量的朋友。亚当斯说，其中很多是犹太人，他们是所有人中最开放、最宽容的。
说服
从1781年2月到3月，亚当斯不顾恶劣气候一直活动。他所有和凡尔塞宫格格不入的精力、热情、顽强决心，还有他的理想主义和品质现在都能得以应用。他在阿姆斯特丹、莱顿和海牙之间来回旅行，尽可能多地同他的荷兰朋友联系、协商。又一次，就像在巴黎一样，问题在于宣布他的新职务的时机。
有人建议说，就他的新职位而言，他在阿姆斯特丹的住宅太“简陋”，这样的议论会影响他的工作效力。亚当斯因此安排一家在阿姆斯特丹的美国公司为自己“租”一套相称的房子——“以尽可能低的价钱租一套最好的房子”，他这样写道——再将其装修得“足够体面，使任何欧洲人物能在此与共和国公民共餐”。就此事的冗长通信中，他强调这座房子必须“大、宽敞、美观，适合当美国大使馆”。他需要两名男仆和一个厨子。一辆“时髦的马车”也是必须的，还要一个车夫。而且亚当斯特别要求，侍从的着装要巴黎式的：深蓝色的外套和裤子，红色的帽子和马甲。这对他是件“新工作”，他补充说，自己以前从来没有主持过家务。
与此同时，维尔热纳在凡尔赛写信给在费城的大使，说在荷兰担任新职位的亚当斯使人为难，他指望吕泽尔恩把这个意见传达给他在大陆会议的许多朋友。一想到亚当斯对和平谈判会有发言权，维尔热纳就感到特别沮丧。“他的刻板、自大和固执会给他带来上千次的不幸……”根据外交惯例，只有在被派往国的政府愿意接受时，被派使节才能宣布自己的使命，即其“公职”。在春天到来之前，亚当斯决定了不顾外交细节自己必须做的事情。“美国……在欧洲保持沉默的时间太长了”，他写信告诉弗朗西斯·达纳，“她的事业也是所有国家和所有人的，除了解释清楚以得到支持外，什么都不需。”
亚当斯接着到了莱顿，暂时同儿子们、约翰·撒克斯特和本杰明·沃特豪斯——那个学医的学生——在那里住了下来。他们住在皮埃尔教堂后面窄街上的一所房子里。皮埃尔教堂是这个城市著名的大教堂，坐落在拉彭堡运河岸边，对岸就是莱顿大学。他们住的房子是朝圣者们在莱顿的时候住过的老寓所，亚当斯对这种关联感触很深。教堂的一个执事后来叙述说：“凝视这座伟大建筑，亚当斯先生难以抑制住眼泪。”
他认真研究了荷兰人的风俗和性情，深人阅读了荷兰历史，在阿姆斯特丹许多藏书丰富的书店里找寻更多的书籍。他努力学习当地语言，还完成了一项同样令人畏惧的任务：弄明白荷兰的政府体系。
亚当斯逐渐了解到，在海牙，支持美国事业的人很少，有可能采取决定性措施的希望很渺茫。对于不熟悉情况的外人，这个国家的政府机构复杂得令人发狂，这是一个共和国，却没有真正的行政长官，只有一个象征性的国家元首，即世袭总督、威廉五世奥兰治亲王。他和英国王室有亲属关系，而且安于现状。正如亚当斯告诉大陆会议的那样，这个国家的统治权真正掌握在国民大会议荷兰议会手中。但即使议会成员也不过是各个城市“摄政者”的代表，这些“摄政者”是各地影响力极大的精选人员。因此，正如亚当斯所写的，真正的权力掌握在各个城市，特别是阿姆斯特丹手中。“阿姆斯特丹的市长们……被人们称为摄政者，他们是这七个联合省主权的分支之一，而且是最重要的一支，因为在整个共和国，阿姆斯特丹这个城市所缴税款是整个共和国的四分之一。”
亚当斯以他非凡的工作能力——勤劳的荷兰人也不乏这一特质——写出各种材料，竭尽全力让他们“明白真相”。同时，他还向大陆会议提供了自己在外交生涯中写下的最敏锐的政治报告。他新结交的许多荷兰朋友提供了帮助。这些是“有着一流品质的人”，亚当斯这样描述他们。他们在美国争取独立的斗争中看到了全人类的希望，正如亚当斯一直争取的那样，他们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
他也偶尔写信给大陆会议，要求加强海军力量。最近意识到海上商业对荷兰的所有意义之后，他对此的立场更坚决。“按照我的愿望，一点儿都不要阻碍诲军、商业的发展和私掠巡航”，亚当斯写信告诉本杰明·拉什，“因为我坚信，一个水手绝对比两个士兵对我们更有利。”他对大陆会议强调指出：“海军才是我们天然的、惟一的防御。”
到了10月份，事情发生了出人意料的转变。有消息传来，亨利·劳伦斯在来阿姆斯特丹的路上被英国军舰截获。被指控有叛国罪的劳伦斯被囚禁在伦敦塔里，而且有“指令说，无论什么人都不能跟他讲话”，亚当斯在伦敦的联系人托马斯·迪格斯报告说。装有劳伦斯秘密文件的大麻袋被从他的船上扔进海里，但为时已晚，英国人又把它从海里捞了出来。文件中有一份拟议的美国和荷兰的秘密条约。这份文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英国却很乐于有这样一份文件，因为他们能以此为借口，表现得义愤填膺，威胁要把战争进行下去，虽然这对其他国家没有什么用，却可能让荷兰深为担忧。
现在，寻求贷款确凿无疑成了他的责任，和平像以前一样遥远不可及，亚当斯在阿姆斯特丹安顿下来，从长计议。他写信告诉大陆会议。他的主要任务是说服荷兰，除了完全、彻底的独立外，美国不会接受其他任何结果。不对此做出保证，就得不到任何荷兰贷款。亚当斯现在对这一点看得非常明确。“另外，荷兰人对美国知之甚少，这一点让我感到非常惊讶。荷兰被严重地蒙蔽了。它对美国的入门、财富和资源知之甚少，更不相信美国最终会支持独立，这一点只能取决于信誉。他们对英国实力的看法也远远高于现实情况。必须采取谨慎、微妙的措施使他们明白真相。”应该说，亚当斯那敏锐的预判能力又一次发挥了作用。
海牙政府大胆承认合众国之前，政府里的任何人都不会被允许正式地接待亚当斯。事实上，几乎所有人都在回避他。情况就是这样，看起来惟一理智的办法就是集中努力对付阿姆斯特丹，因为无论真正的钱财还是政治巨头都在这里。
但亚当斯发现，荷兰人所谓的财政支持和真正的荷兰贷款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至今为止，没有一家我认为谨慎的银行胆敢承担这项任务，”他写信告诉大陆会议。原因还是由于对美国的不信任，战争之前，为了商业利益，荷兰一直与英国为盟。整个18世纪荷兰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英国在公海上对荷兰商贸的支持。更重要的是，荷兰向英国提供了大笔贷款。因此，他们极不愿意采取任何措施，做出任何轻率举动，惟恐英国不安，影响他们的贷款。
思念
从第一次到达欧洲大陆算起，亚当斯在法国和荷兰的遭遇简直可以用“糟糕透顶”来形容。他一直在压抑的心境下工作，总是被忽视、总是被遗忘、总是被摆在明显对他不公的位置上。如果除掉一个爱国者对祖国的热爱之外，很难想象一个人可以如此为国家服务。荷兰的冬天来了之后，亚当斯此时的心情与这冬日的气候一般阴凉。白天潮湿阴冷，夜色在下午4点就已经降临，阿姆斯特丹的空气因为烟囱排除的烟尘而混浊不堪。城里的运河结冰后，数千名滑冰者出现在冰面上，这幅奇妙的景象为亚当斯的生活增添了少许的乐趣。
他的健康状况变得不好，孩子们也让他感到操心。在拉丁文法学校，因为不会讲荷兰语，约翰·昆西被安排和小学生一起上课。这个孩子变得焦躁不安，垂头丧气。学校校长告诉亚当斯，他认为约翰·昆西鲁莽无礼，罚他受鞭笞。亚当斯对此的反应和他自己父亲的一样。“今晚把孩子交给我”，他回答说。他不愿看到自己的孩子屈服于这样“狭窄的心胸”，他写信告诉阿比盖尔。在信中，他向阿比盖尔倾诉了自己对校长的愤怒，表达了自己所见的荷兰人性格中极令人讨厌的一面，他希望自己的孩子决不沾染上这一点。“教师们都是气量狭小、卑鄙的人，他们总是对孩子们又踢又打，还扇他们耳光”，他写道。
现在，他离开家已经一年多了。阿比盖尔没有他的陪伴独自度过了两个冬天，从一个季节到另一个季节，她从没有停止过写信，尽管这些信件很少能到达目的地，而且大都会迟到5、6个月。她写信告诉他战争的情况和恶劣的天气。在信中，她悲伤地讲述他的弟媳玛丽和他的继父约翰·霍尔去世的消息。他的母亲，她写道，“想告诉你她对你最深切的关心，尽管她担心自己不能活着看见你回来。”
其他的来信则全是生意上的要求，要他购买一些货物，定期给她发送包裹。阿比盖尔打理着农场的一切，同时力所能及地做一些小小的贸易。她向丈夫要欧洲的丝绸手套、丝带、线、扇子、普通印花棉布和手帕。其中，手帕是尤其受欢迎的品种，她每次都是几十打的订购，“手帕可以兑成值钱的硬通货……”她提醒他。只有一次她为自己要了一样东西，一把巴黎买的绿伞。她在信中承认，她发现没法写短信，给约翰·昆西和查尔斯的信长达数页，充满强烈的母亲式的教导。努力做到优秀，罗嗦的母亲鼓励查尔斯。她对孩子们的思念难以用语言表达，得知他们搬到荷兰之后，她不止一次地感到担忧。尽管自己很孤独，但她向亚当斯保证努力保持心理平衡，她告诉约翰，“我不会突然很喜悦或非常沮丧。自从你离开后，我从没有意识到这样会给你带来痛苦”。她在第二个冬天来临时写道，“如果我以前抱怨过的话，那是因为我炽热的爱意，不能容忍哪怕一丁点儿被忽略的忧虑……自从你离开我之后，我确实没有让任何抱怨之词玷污我给你写的任何信件。”
没人知道，亚当斯写的信究竟有多少葬身汪洋大海。但因为一些未知的原因，或许即使他也不明白的原因，亚当斯似乎几乎没有给她写过信。在这些很少的通信中，他也很少告诉她自己的工作和孩子们的情况。顽强的斗争占有了他所有的注意力和精力，他像以前那样全神贯注，时间证明，在这样的思想状态下，他常常不愿给她写信。他放弃记日记却总是提醒约翰·昆西坚持记录日记。由于学校总是对孩子没有足够的耐心，加之明显低估了昆西的学习能力，亚当斯开始为两个孩子安排更好的学习环境。通过一个在莱顿大学学医、名叫本杰明·沃特豪斯的年轻美国人的帮助，亚当斯为两个孩子安排了导师，使他们有机会在这所大学听课。
到了12月，骄傲的英国驻荷兰大使约瑟夫·约克开始公开威胁荷兰，这几乎引起恐慌。“对于荷兰人来说，战争是最可怕的恶魔”，亚当斯写道，“约克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他一直让人们对此保持担忧。”到了年底，约克突然不辞而别，离开了荷兰，英国对荷兰船只不宣而战。当战争不可避免后，亚当斯相信此时是赢取荷兰对美国独立认同的好时机。荷兰和美国的联盟近在眼前，他认为只有结盟才能得到贷款。亚当斯催促大陆会议授予自己更大的权力。随着严冬临近，对他的新任命也已到达。大陆会议任命他为驻荷兰共和国的全权大使，这给予了他所希望的权力。
早在亚当斯离开法国之前，本杰明·富兰克林就写了一封描述维尔热纳对亚当斯不满的信，到达费城之后，在大陆会议上引发了激烈的辩论。辩论的一方是塞缪尔·亚当斯和詹姆斯·洛弗尔等人，他们坚决支持亚当斯的独立思想，不愿看到美国总对法国的愿望屈服。另一方是约翰·威瑟斯庞和弗吉尼亚州的詹姆斯·麦迪逊等人，他们信任法国，相信法国的友谊和支持如此重要，不允许任何事情威胁到与法国的联盟。最后，赞许亚当斯独立的阵营占了上风，对他的正式任命其实成为这次辩论的直接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