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起了过去的事，说：‘从我们以前犯的错误中。你什么教训也没有吸取？杜巴瓦，你记不记得，小资产阶级意识是怎么把我们推上反对党的道路的？’你猜他怎么回答我？他说：‘那个时候，保尔，我和你都是工人，没什么顾虑，心里想什么，嘴上说什么，而我们想的东西并没有什么错。实行新经济政策前是真正的革命。现在呢，是一种半资产阶级革命。发新经济政策财的人个个脑满肠肥、绫罗绸缎身上挂，可国内的失业人员多得不可胜数。我们政府和党的上层人士也在靠新经济政策发迹。还跟那些女资本家勾搭上了，整个政策的目标都是发展资本主义。讲到无产阶级专政那就羞羞答答，对农民则采取自由主义态度，培植富农，用不多久，富农就会在农村当家做主。你等着瞧吧，再过五六年，苏维埃政权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被人埋葬掉，跟法国热月政变之后的情形一样。新经济政策的暴发户们将成为新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部长，而你我这样的人，要是还敢罗唆，连脑袋也会给他们揪下来。一句话，这么走下去，死路一条。’看到了吧，丽达，杜巴瓦拿不出任何新鲜货色，还是托洛茨基派的陈词滥调。我跟他谈了很久。
最后我明白了，跟他争辩无异对牛弹琴。依我看，杜巴瓦是拽不回来了。为了跟他谈话，我开会都迟到了。
临别的时候，他大概是要‘抬举’我一下，说：‘保尔，我知道你还没有僵化，没有成为因为怕丢官才投赞成票的官僚。不过，你是那种眼睛里除了红旗之外什么也看不见的人。’晚上，基辅的代表都到安娜家来聚会。其中有扎尔基和舒姆斯基。安娜已经去过省监察委员会，我们都认为她做得对。我在哈尔科夫待了八天，同安娜在中央委员会见过几次面。她搬了家。我听塔莉亚说，安娜打算流产。跟杜巴瓦分手的事，看来已无可挽回。塔莉亚在哈尔科夫又留了几天，帮她办这件事。
我们动身去莫斯科那天，扎尔基听人说，党的三人小组给了杜巴瓦严厉申斥加警告的处分。共产主义大学的党委也同意这个决定。离最高处分只差一步，这样，杜巴瓦总算没被清除出党。”
会场里渐渐拥挤起来，人群还在不断往里涌，周围是一片谈话声、笑声。巨大的剧场正在接待这世所罕见的、充满活力的人流，这些年轻的布尔什维克是如此热情奔放、如此乐观、如此勇往直前，犹如从山上奔腾而下的急流。
嘈杂声越来越大了。保尔似乎觉得，丽达并不在听他说话。他刚一住嘴，丽达随即说：
“杜巴瓦的事，我想咱们今天就说这些吧。干吗把余下的时间都花费在这上面呢！这儿这么明亮，生活气息这么浓……”
丽达朝他身边挪了挪身子，他们挨得更近了，说起话来都不大方便。为了声音小些，她朝他探过身去。
“有一个问题，我想要你回答我。”丽达说。“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但是我想你会告诉我的：当初你为什么要中断咱们的学习和咱们的友谊呢？”
虽然保尔刚一跟她见面，就预料到她会提这个问题，现在他还是感到很尴尬。他们的目光相遇了，保尔看出：她是知道原因的。
“丽达，我想你是完全清楚的。这是三年前的事了，现在我只能责备当时的保尔。总的说来，保尔一生中犯过不少大大小小的错误，你现在问的就是其中的一个。”
丽达微微一笑。
“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场白。但是我想听到的是答案。”
保尔低声说下去：“这件事不能完全怪我，‘牛虻’和他的革命浪漫主义也有责任。有一些书塑造了革命者的鲜明形象，他们英勇无畏、刚毅坚强，彻底献身于革命事业，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产生了做这样的人的愿望。对你的感情，我就是照‘牛虻’的方式处理的。这样做，我现在感到很可笑，不过更多的是遗憾。”
“这么说。现在你对‘牛虻’的评价改变了？”
“不，丽达，基本上没有改变！我否定的只是毫无必要地以苦行考验意志的悲剧成分。
至于‘牛虻’的主要方面，那我是肯定的，我赞成他的勇敢、他的非凡的毅力，赞成他这种类型的人，能够忍受巨大的痛苦而不在任何人面前流露。我赞成这种革命者的典型，对他来说，个人的一切同集体事业相比较，是微不足道的。”
“保尔，这番话三年以前就应该说，可是直到现在才说，只有使人感到遗憾了。”丽达面带笑容，若有所思地说。
“丽达，你说使人遗憾，是不是因为我永远只能是你的同志，而不能成为更近的人呢？”
“不是，保尔，你本来是可以成为更近的人的。”
“那么还来得及补救。”
“有点晚了，牛虻同志。”
丽达微笑着说了这句笑话，接着她解释说：“我现在已经有了个小女孩。她有个父亲，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三个生活得很和美，现在是三位一体，密不可分。”
她用手指轻轻触了一下保尔的手，表示对他的关切。但是她马上就明白了，这个动作是多余的。是的，这三年来，他不只是在体格方面成长了。丽达知道他现在很难过——这从他的眼睛里可以看得出来，但是他毫不做作地、诚挚地说：“不管怎么样，我得到的东西还是要多得多，刚才失去的东西是没法同它相比的。”
保尔和丽达站了起来。应该坐到离台近一些的地方去了。
他们朝乌克兰代表团坐席走去。乐队奏起了乐曲。巨大的横幅标语鲜红似火，闪光的大字似乎在呼喊：“未来是属于我们的”。楼上楼下的几千个座位和包厢已经坐满了人。这几千个人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强大的变压器——这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原动力。宏伟的剧院接待了伟大的工人阶级的青年近卫军的精华。几千双眼睛凝视着沉重的帷幕的上方，每双眼睛都是亮晶晶的，反映出“未来是属于我们的”几个闪光的大字。
人们仍在不断涌进会场。再过几分钟，沉重的天鹅绒帷幕就要慢慢拉开，全俄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恰普林在这无比庄严的时刻，也会暂时失去平静，他将激动地宣布：“全俄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六次代表大会现在开幕。”
保尔从来没有这样鲜明、这样深刻地感受到革命的伟大和威力，他感到有一种难以言喻的骄傲和前所未有的喜悦。这是生活给他的，是生活把他这个战士和建设者送到这里来，参加这个布尔什维主义青年近卫军的胜利大会的。
大会每天从清晨开到深夜，占去了与会者的全部时间。保尔只是在最后一次会议上才又见到了丽达。她正和一群乌克兰代表在一起。丽达对他说：“明天大会闭幕以后，我马上就要回去。不知道临别的时候，还能不能再谈一次。所以我今天把过去的两本日记找了出来，还写了一封短信，准备留给你。你看完了，把日记给我寄回来。这些东西会把我没向你说的事情全告诉你。”
保尔握了握她的手，目不转睛地看了她一会儿，好像要把她的面容铭记在心里。
第二天，他们如约在大门口见面。丽达交给他一个包和一封封好的信。周围人很多，因此他们告别的时候很拘谨，保尔只是在她那湿润的眼睛里看到了深切的温情和淡淡的忧伤。
一天以后，列车载着他们朝不同的方向走了。
乌克兰代表分坐在几节车厢里。保尔和基辅小组在一起。
晚上，大家全睡了，奥库涅夫也在旁边的铺位上发出了轻轻的鼾声。保尔移近灯光，打开那封信：
保夫鲁沙，亲爱的！
这些话我本来可以当面告诉你，不过还是写下来更好一些。我只有一个希望，就是我和你在大会开幕那天谈的事，不要在你生活里留下痛苦的回忆。我知道你很坚强，所以我相信你说的话。我对生活的看法并不太拘泥于形式。在私人关系上，有的时候，当然非常少见，如果确实出于不平常的、深沉的感情，是可以有例外的。你就可以得到这种例外，不过，我还是打消了偿还我们青春宿债的念头。我觉得，那样做不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愉快。保尔，你对自己不要那样苛刻。我们的生活里不仅有斗争，而且有美好感情带来的欢乐。
至于你生活的其他方面，就是说，对你生活的主要内容，我是完全放心的。紧握你的双手。
丽达
保尔沉思着，把信撕成碎片，然后两手伸出窗外，任凭风把纸片吹走。
第二天早晨，保尔读完两本日记，把它们包起捆好。到了哈尔科夫，奥库涅夫、潘克拉托夫、保尔和另外一些乌克兰代表都下了车。奥库涅夫要把住在安娜那里的塔莉亚接走。
潘克拉托夫当选为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有事要办。保尔决定顺便看看扎尔基和安娜，然后同奥库涅夫他们一起到基辅去。他到车站邮局给丽达寄日记本，耽搁了一会儿，出来的时候朋友们已经全走了。
他坐电车到了安娜和杜巴瓦的住所。保尔走上二楼，敲了敲左面的门——安娜就住在这里。里面没有人应声。时间还很早，安娜不会这么早就去上班。保尔想：“她也许还没醒。”
这时隔壁的门打开了，睡眼矇胧的杜巴瓦走了出来，站在门口。他脸色灰暗，眼圈发青，身上散发着刺鼻的洋葱味，保尔那敏锐的嗅觉还闻到了他嘴里喷出来的隔夜的酒气。从半开的房门里，保尔看见床上躺着一个胖女人，确切些说，是看到这女人的肩膀和一条光着的肥腿。
杜巴瓦注意到了他的目光，用脚一踹，把门关上了。
“你怎么，是来找安娜·博哈特同志的吗？”他眼睛看着墙角，用沙哑的声音问。“她已经不在这儿了。你难道不知道吗？”
保尔沉着脸，仔细地打量着他。
“我不知道。她搬到哪儿去了？”
杜巴瓦突然大发脾气。
“这个我管不着。”他打了一个嗝，又压住火气，不怀好意地说：“你是来安慰她的吧？好啊，来得正是时候。位子已经腾出来了，行动起来吧。你肯定不会碰钉子。她跟我提过好几次，说她挺喜欢你，或者像娘们的另一种说法……抓住机会吧，那你们精神和肉体就都一致起来了。”
保尔感到两颊发烧。他竭力克制自己，轻声说：“德米特里，你怎么堕落到这种地步！
没想到你会变得这么无赖。过去你是个不错的小伙子嘛。你为什么要堕落下去呢？”
杜巴瓦把身子靠在墙上。看样子他光脚站在水泥地上有点冷，所以把身子蜷缩起来。房门打开了。一个睡眼惺忪、两腮浮肿的女人探出头来，说：“我的小猫，进来吧，在那儿站着干什么？”
杜巴瓦没让她说完，猛地把门关上，用身子顶住。
“真是个好的开端……”保尔说，“你把什么人领到房里来了！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啊？”
杜巴瓦显然不愿意再谈下去，他大声喊道：“连我该跟什么人睡觉也要你们下指示吗！
这些说教我早就听够了！你从哪儿来的，滚回哪儿去吧！去告诉大家，就说我杜巴瓦现在又喝酒，又嫖女人！”
保尔走到他跟前，激动地说：“德米特里，把这个女人撵走，我想最后再跟你谈一次……”
杜巴瓦把脸一沉，转身走进了房间。
“呸，这个坏蛋！”保尔低声骂了一句，慢慢走下楼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