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胜利了。伤寒没有能夺走保尔的生命。保尔已经是第四次跨过死亡的门槛，又回到了人间。卧床一个月之后，苍白瘦削的保尔终于站起来，迈着颤巍巍的双腿，扶着墙壁，在房间里试着走动。母亲搀着他走到窗口，他向路上望了很久。
积雪融化了，小水洼闪闪发光。外面已经是乍暖还寒的早春天气了。
紧靠窗户的樱桃树枝上，神气十足地站着一只灰胸脯的麻雀，它不时用狡猾的小眼睛偷看保尔。
“怎么样，冬天咱们总算熬过来了吧？”保尔用指头敲着窗户，低声说。
母亲吃惊地看了他一眼。
“你在那儿跟谁说话？”
“跟麻雀……它飞走了，真狡猾。”他无力地笑了笑。
百花盛开的春天到来了。保尔开始考虑回基辅的问题。他已经康复到能够走路了，不过体内还潜伏着别的什么病。有一天，他在园子里散步，突然感到脊椎一阵剧痛，随即摔倒在地上。他费了好大劲，才慢慢挪到屋里。第二天，医生给他做了详细的检查，摸到他脊椎上有一个深坑，惊讶地叫了一声，问：“这儿怎么有个坑？”
“大夫，这是公路上的石头给崩的。在罗夫诺城下，一颗三寸炮弹在我背后的公路上炸开了花……”
“那你是怎么走路的？没什么影响吗？”
“没有。当时我躺了两个来钟头，接着又继续骑马了。这是头一回发作。”
医生皱着眉头，仔细地检查了那个坑。
“亲爱的，这可是非常讨厌的事情。脊椎是不喜欢这种震动的。但愿它以后别再发作了。穿上衣服吧，柯察金同志。”
医生掩饰不住自己的忧虑，同情地看着这个病人。
保尔不知不觉走到松林跟前，在岔路口停住了。右边是阴森森的老监狱，有一道高高的尖头木栅栏，把它和松林隔开。监狱后面是医院的白色楼房。
就是在这里，在这空旷的广场上，瓦莉亚和她的同志们被绞死了。保尔在原来设置绞架的地方默默地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向陡坡，顺坡下去，到了埋葬烈士的墓地。
不知道是哪个有心人，在坟墓周围摆上了用云杉枝编的花圈，像给这块小小的墓地修了一道绿色的围墙。陡坡上挺拔的松树高高矗立，峡谷的斜坡上绿草如茵。
这里是小城的边缘，寂静而冷清。松林在低语，春天的大地在复苏，散发着潮湿的泥土气息。同志们就是在这里英勇就义的。他们为那些出生即贫贱、落地便为奴的人能过上美好的生活，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保尔慢慢地摘下了帽子。悲痛，巨大的悲痛，充满了他的心。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回首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卑鄙庸俗而羞愧；临终之际，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要抓紧时间赶快生活，因为一场莫名其妙的疾病，或者一个意外的悲惨事件，都会使生命中断。
保尔怀着这样的思想，离开了烈士墓。
保尔独自到了车站。
他劝母亲留在家里，免得她在送别的时候又伤心流泪。
人们争先恐后地挤进了车厢。保尔占了一个上铺，他坐在上面，看着下面过道上吵嚷的激动的人群。
还是和以前一样，人们拖上来很多口袋，拼命往座位底下塞。
列车开动之后，大家才静下来，并且照老习惯办事，狼吞虎咽地吃起东西来。
保尔很快就睡着了。
保尔要去的第一所房子，坐落在市中心，在克列夏季克大街。他慢慢蹬着台阶走上天桥。周围的一切都是熟悉的，一点也没有变。他在天桥上走着，一只手轻轻地抚摩着光滑的栏杆。快要往下走的时候，他停住了脚步——天桥上一个人也没有。在深不可测的高空，展现出宏伟壮观的夜景，令人看得入迷。黑暗给地平线盖上了墨色的天鹅绒，无数星星在燃烧，恰似磷火闪闪发光。下面，在天地隐约相接的地方，是万家灯火，夜色中露出一座城市……有几个人迎着保尔走上桥来。他们激烈地争论着，打破了黑夜的寂静。保尔不再去看城市的灯火，开始走下桥去。
保尔到了克列夏季克大街军区特勤部，传达室值班的警卫队长告诉他，朱赫莱早就不在本市了。
他提出许多问题来盘问保尔，直到弄清楚这个年轻人确实是朱赫莱的熟人，才告诉他，朱赫莱两个月以前调到塔什干去了，在土耳其斯坦前线工作。保尔非常失望，他甚至没有再详细打听，就默默地转身走了出来。疲倦突然向他袭来，他只好在门口的台阶上坐一会儿。
一辆电车开过去，街上充满了轰隆轰隆的声音。人行道上是不尽的人流。多么热闹的城市啊：一会儿是妇女们幸福的欢笑声，一会儿是男人们低沉的交谈声，一会儿是年轻人高亢的说笑声，一会儿是老年人沙哑的咳嗽声。人来人往，川流不息，脚步都是那样匆忙。电车上灯火通明，汽车前灯射出耀眼的光芒，隔壁电影院的广告周围，电灯照耀得如同一片火光。到处是人，整条街上都是不绝的人声。这就是大城市的夜晚。
大街上的喧嚷和繁忙多少减轻了他因为朱赫莱的离去而产生的惆怅。但是，上哪里去呢？往回走，到索洛缅卡去吗——那里倒有不少朋友，就是太远了。离这里不远是大学环路，那里的一所房子自然而然地浮现在眼前。他现在当然应该到那里去。本来嘛，除了朱赫莱之外，他首先想看望的同志不就是丽达吗？到了那里，他还可以在阿基姆房间里过夜。
他远远地就看到了楼角窗户上的灯光。他尽力使自己不要激动，拉开了那扇柞木大门。
他上了楼梯，在门外站了几秒钟，听到丽达房间里有人谈话，还有人在弹吉他。
“嗬！这么说，连吉他也让弹了？规矩放松了。”保尔心里想，一面用拳头轻轻地敲了敲门。他感到心情激动，赶忙咬紧了嘴唇。
开门的是一个不认识的青年女子，两鬓垂着鬈发。她上下打量着保尔，问：“您找谁？”
她没有关门，保尔扫了一眼房内陌生的陈设，就什么都明白了，不过他还是问了一句：
“我找乌斯季诺维奇，她在吗？”
“她不在这儿了，一月份就到哈尔科夫去了，听说又从哈尔科夫到了莫斯科。”
“那么，阿基姆同志还住在这儿吧？他也搬走了吗？”
“阿基姆同志也搬走了。他现在是敖德萨省团委书记。”
保尔无可奈何，只好转身走了。回到这个城市的喜悦心情已经暗淡了。
现在要认真考虑一下在哪里过夜的问题了。
“照这样一家家找下去，走断了腿也找不到一个人。”保尔克制着内心的苦恼，闷闷不乐地咕哝着。不过，他还是决定再碰碰运气——找潘克拉托夫去。他就住在码头附近，找他总比到索洛缅卡近得多。
保尔已经走得精疲力竭，总算到了潘克拉托夫家门口。他敲了敲曾经油成红褐色的门，暗暗下了决心：“要是他也不在，我就不再跑了，干脆钻到小船底下睡一宿。”
一个老太太开了门，她头上扎着一块朴素的头巾，这是潘克拉托夫的母亲。
“大娘，伊格纳特在家吗？”
“他刚回来，您找他吗？”
她没有认出保尔，回头喊道：“伊格纳特，有人找你！”
保尔跟她走进房里，把口袋放在地上。潘克拉托夫一面嚼着面包，一面从桌子旁边转过身来，对客人说：“既然是找我，你就坐下谈吧，我得先把这碗汤灌下去。从大清早到现在，只喝了点白开水。”潘克拉托夫拿起了一把大木勺。
保尔在他旁边的一张破椅子上坐下来，摘下帽子，习惯地用帽子揩了揩前额，心想：
“难道我变得这么厉害，连伊格纳特都认不出我来了？”
潘克拉托夫喝了两勺汤，没有听到客人说话，又转过头来，说：“说吧，你有什么事？”
他拿着一块面包，正往嘴里送，突然手在半路上停了下来。他一下愣住了，眨着眼睛说：“啊！等一等……呸！你真会胡闹！”
保尔看见潘克拉托夫紧张得满脸通红，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是你，保尔！我们还以为你死了呢！等一等，你到底是谁？”
潘克拉托夫的母亲和姐姐听到他的喊声，从隔壁房间跑了过来。他们三个人一起，终于认出了站在他们面前的确实是保尔。
家里人早都睡了，潘克拉托夫还在给保尔讲四个月来发生的各种事情。
“扎尔基、杜巴瓦和什科连科去年冬天就到哈尔科夫去了。这三个家伙不是去干别的，而是上了共产主义大学。扎尔基和杜巴瓦进的是预科，什科连科上一年级。”
直到后半夜，他们才睡觉。早晨，保尔醒来的时候，潘克拉托夫已经不在家，上码头去了。他的姐姐杜霞身体健壮，长得很像弟弟，一面招待保尔吃早点，一面兴致勃勃地向他讲着各种琐事。潘克拉托夫的父亲是轮船上的司机，随船出航了。
保尔收拾好东西打算上街，杜霞嘱咐他：“别忘了，我们等您吃午饭。”
团省委还跟从前一样热闹。大门总也关不上。走廊上、房间里，人来人往，办公室里不断传出啪嗒啪嗒的打字声。
保尔在走廊上站了一会儿，看看能不能碰到熟人，结果一个也没有，于是他走进了书记办公室。团省委书记穿着蓝色斜领衬衫，坐在一张大写字台后面。他匆匆瞥了保尔一眼，又埋头写他的东西了。
保尔在他对面坐下来，仔细观察这个接替阿基姆的人。
“有什么事？”穿斜领蓝衬衫的书记写完一页纸，在下面打了个句号，然后问保尔。
保尔把自己的情况说了一遍。
“同志，现在我需要恢复组织关系，回铁路工厂去。请指示下面办一办。”
书记往椅背上一仰，踌躇地说：“团籍当然要恢复，这是不成问题的。不过再派你回铁路工厂，就不太好办了。那儿的工作已经有茨韦塔耶夫在做，他是这一届的团省委委员。我们派你到别的地方去吧。”
保尔皱了皱眉头。
“我到铁路工厂去，并不会妨碍茨韦塔耶夫工作。我是要求到车间去干本行，而不是去当共青团书记。请不要派我做别的工作，因为我现在身体还很弱。”
书记同意了，他在一张纸上草草写了几个字。
“把这个交给图夫塔同志，他会把这件事办妥的。”
登记分配部里，图夫塔正在痛骂一个负责团员登记的助手。他们俩吵得难解难分，保尔听了一会儿，看他们一时吵不完，就打断了正喊得起劲的登记分配部部长，说：“图夫塔，你等一会儿再接着跟他吵吧。这是书记给你的条子，先把我的证件办一办。”
图夫塔一会儿看看字条，一会儿看看保尔，看了半天才明白过来。
“啊，这么说，你没死！现在怎么办呢？你已经被除名了。是我亲自把卡片寄到团中央的。再说，你也错过了全俄团员登记。根据团中央指示，凡是没有重新登记的，一律取消团籍。所以，你只有一条路好走——重新履行入团手续。”图夫塔用一种没有商量余地的腔调说。
保尔皱起了眉头。
“你还是那个老样子？年轻轻的小伙子，连档案库的老耗子都不如。图夫塔，你什么时候才能有点长进呢？”
图夫塔一下子跳了起来，好像被跳蚤咬了一口。
“我的工作我负责，用不着你来教训我。上面发指示，是要我照办，不是要我违抗。你骂我是耗子，我要控告你。”
图夫塔一面用这样的话威胁保尔，一面示威似的拿过一堆没有拆开的信件，那副神气表示：用不着再谈下去了。
保尔不慌不忙地走到门口，他想起了什么事情，又走回桌旁，拿起放在图夫塔面前的字条。登记分配部部长注意地瞧着保尔。这个长着两只大招风耳朵的年轻小老头，气呼呼地坐着，摆出一副一丝不苟的样子，真是又可气又可笑。
“好吧！”保尔用一种讥讽的口吻冷冷地说。“当然，你可以给我扣上‘破坏统计工作’的帽子。不过，我倒要请问你，要是有人事前没向你申请，自己一下子就死了，你有什么高招治他呢？这种事谁都会摊上，说病就病了，说死就死了。关于这方面的条文指示，大概没有吧。”
“哈！哈！哈！”图夫塔的助手再也无法保持中立，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
图夫塔的铅笔尖一下子折断了。他把铅笔摔到地上，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回击保尔，就有几个人说说笑笑地涌进了房间。其中有奥库涅夫。大家见了面，又是惊又是喜，问长问短，简直没有个完。过了几分钟，又进来一群青年，其中有一个是奥莉加·尤列涅娃。她简直有点不知所措了，惊喜地握住保尔的手，久久不放。
后来的人又逼着保尔把他的情况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同志们出自内心的喜悦、真挚的友谊和同情，热烈的握手，亲切而有力地拍肩打背，使他一时忘记了图夫塔。
说到最后，保尔把他和图夫塔的谈话告诉了同志们，大家都气愤地嚷了起来。奥莉加狠狠地瞪了图夫塔一眼，到书记办公室去了。
“走，找涅日达诺夫书记去！他会叫他开窍的。”奥库涅夫说着，一把搂住保尔的肩膀，和大伙一起跟在奥莉加的后面，找书记去了。
“应该把图夫塔撤职，送到潘克拉托夫那儿去，在码头上当一年装卸工。他纯粹是个死抠公文的官僚！”奥莉加忿忿地对书记说。
团省委书记宽容地微笑着，倾听着奥库涅夫、奥莉加还有其他同志提出的撤换图夫塔的要求。
“恢复柯察金团籍的事，没什么问题，马上就发给他团证。”涅日达诺夫安慰他们说，接着又表示：“我也同意你们的看法，图夫塔是个形式主义者，这是他的主要缺点。不过，也得承认，他那摊子工作搞得相当不错。凡是我工作过的团委机关，统计和报表工作都搞得一塌糊涂，没有一个数字是可靠的。可是咱们这个登记分配部门，统计工作一清二楚。你们自己也知道，图夫塔有时在办公室一直干到半夜。我想，撤换他随时都可以。不过，要是换上一个小伙子，人也许挺痛快，就是对统计工作一窍不通，到那时候，官僚主义倒是没有了，可统计工作也没有了。还是让他干吧。我好好克他一顿。这能管一阵子，以后看情况再说。”
“好吧，去他的！”奥库涅夫同意了。“走，保夫鲁沙，咱们到索洛缅卡去。今天我们在俱乐部开积极分子大会。还没有人知道你活着，我要突然宣布：‘现在请柯察金同志讲话！’保尔，你真行，没死就对了。真的，要是你死了，对无产阶级还有什么用处呢？”奥库涅夫开玩笑地结束了他的话，接着就搂住保尔，推着他一起到走廊上去了。
“奥莉加，你来吗？”
“一定来。”
潘克拉托夫一家等保尔吃午饭，没有等着，他直到晚上也没有回去。奥库涅夫把保尔带回自己住处去了。他在苏维埃大楼有一间房子。他倾其所有，款待保尔，然后又拿出一堆报纸和两本厚厚的共青团区委会会议记录，放在保尔面前，说：“这些东西你看看吧。你在家养病，耽误了不少时间。翻翻这些东西，了解一下过去和现在的情况。我晚上回来，咱们一起到俱乐部去。累了，你就躺下睡一会儿。”
奥库涅夫把一大沓文件、证明、公函分别塞进几个衣袋里——这位团区委书记根本不用公事包，一直把它扔在床底下——最后，又在房里兜了一个圈子，走出去了。
傍晚，他回来的时候，屋里满地都是打开的报纸，床底下的一大堆书也拖了出来，有一部分就放在桌子上。保尔坐在床上，读着中央委员会最近的几封指示信。这些信是他在奥库涅夫的枕头底下翻出来的。
“你这个强盗，把我房间弄成什么样子了！”奥库涅夫装作生气的样子喊道。“喂，等一等，你怎么偷看机密文件呢？唉，真是开门揖盗啊！”
保尔微笑着把信放在一边。
“这正好不是什么机密文件，你当灯罩用的那张才是地地道道的密件呢。它的边都烤焦了，看见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