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罗门非常重视科学文化知识，据《圣经》上记载，他无论是建造神殿，还是造船等，都体现了他丰富的科学知识。他本人也是一位出色的诗人，他写了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同时对动物、植物等都有深入的研究。犹太人发扬了所罗门重视科学文化知识的传统，他们非常重视教育。
在犹太民族的生活习惯中，孩子第一次进学校总是先将用蜂蜜写在干净石板上的希伯来字母舔干净，希望他们知道学习是甜蜜而充满诱惑的。他们有一条万古不变的真理：财富可以被带走，唯有知识和智慧永不流失。
在四处流浪的恶劣环境下，犹太人从来没有忽视教育、学习，而是将其列为第一位的事情。
《塔木德》中所说的“学习是最高的善”，同样强调了学习与教育在犹太文化传统中的特殊重要地位。说犹太民族是个重视学习的民族，是因为犹太宗教和传统本身就包含着注重学习的内涵。
犹太人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应信守与上帝订立的契约，认真学习上帝的律法，并将上帝的律法带到世界各地。因此，犹太人把他们在历史上遭受到的种种“放逐”事件，不仅看成是对一度不遵循上帝律法的犹太人的惩罚，而且认为提供了向各民族传播“上帝律法”的良机。为了完成这个使命，犹太人认真学习上帝律法，在蒙受苦难、经历折磨中更深刻地理解和领会“上帝之谕”。
犹太教的教义和律法本身就十分强调人与上帝的立约和沟通，认为不熟悉教义、不研读律法，就会失去精神信仰的支柱，也就失去了日常宗教活动的基石。认真学习圣经，从小接受宗教教育，是每个犹太人的责任和义务。
中世纪时，犹太社区进入“隔都”，犹太人遭受了种种屠杀、驱逐、掠夺、侮辱，但即使在这种环境中，他们仍然不忘教育的重要性。犹太社区中的慈善机构或救济机构尽可能设法让青少年有机会学习。在东欧还有一种穷学生“吃日子”的形式--为了让他们读完学业，允许他们在一周内分别到各家做客用餐。
在一份17世纪波兰的年鉴上记载道：每个犹太社区中都要抚养年轻人，并提供他们去拉比学院学习所需要的经费；社区还要支持每个年轻人辅导两个小孩的费用；如果社区由50个家庭组成，就至少要抚养30个青年和儿童，使他们潜心学习《托拉》等犹太律法。这被视为当时犹太社区的教育理想。
犹太人最早的学校出现在希伯来王国所罗门执政时期。王国定都耶路撒冷，不仅建起了王宫，而且建造了第一圣殿，圣城成了犹太民族的政治与宗教的中心，带动了诸如商业、技艺等各业的发展。为了培养宗教和技艺方面的急需人才，便办起了“先知之子”学校。虽不能确定其存在的具体形式，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很可能附属于圣殿，这样不仅能通过圣殿宗教活动来集资征捐解决办学资金，还可以由祭司、先知们担任教师以发挥其所长。他们向学生传授律法、祈祷式、反省、冥想等仪式，以及讲解自己体悟出来的进入神境的奥秘。此类学校后来也出现在耶路撒冷以外的一些城市，以满足各地宗教活动对祭司和先知的需求。
当南方犹大国亡于新巴比伦的铁蹄后，犹太人面临传统被中断、民族被同化的危险。所幸的是身为囚徒的犹太人并没有忘记犹太律法和犹太圣殿，他们创立了犹太会堂以代替被毁的圣殿，整理出《摩西五经》以代替不知去向的约柜，犹太会堂这种宗教活动的组织形式由此产生。《摩西五经》这种成文的犹太律法成为宗教的正典，不仅对犹太文化传统与宗教信仰的继承和发扬至关重要，而且开辟了一种社会全民教育的新形式。
当犹太人结束巴比伦被囚的岁月，重新回到迦南时，犹太会堂的组织形式和《摩西五经》的书面文本也带回了故土。祭司以斯拉重新颁布法令，向人民宣读《摩西五经》，敦促百姓遵守犹太的节期和习俗，不惜与异族妻子断绝夫妻关系以维护民族血统的纯洁性。约稍后于这个时期，犹太会堂内开始设立小学，让儿童在小学中学习，得到律法上的启蒙。会堂不仅有手抄的《摩西五经》，还设立图书馆。这些用羊皮纸抄写的书籍成了儿童和成人学习犹太律法和历史知识的教材。
在教育上承担工作的一般是三类人员：祭司、先知、未来的祭司或先知。祭司主要在会堂和附设学校中进行律法的研究和教学。先知主要在社会和宫廷中宣传律法，他们关于民族、统治者前途的预言常常被后来的事件所证实，所以他们这些启示性的讲演成了全国舆论的热点，具有很强的教育作用。未来的祭司或先知是刚从学校中毕业的学生，经过一定考核能承担用希伯来语诵读讲解《摩西五经》的工作，可以派往各地的会堂或学校。
公元前4世纪，在希腊文化的冲击下，不少犹太人运用亚兰语甚至希腊语，生疏了希伯来语，这给学习与讲解犹太律法带来了语言障碍。于是，凡培养诵读讲解律法的人才，便先要他们学习希伯来语。那些用亚兰语或希腊语讲解律法的祭司可以在以后发展成为学院（类似学习班）的机构中学习希伯来语，同时参加犹太律法的研究。这些机构通常设在会堂中。这样，犹太会堂不仅成了犹太律法的研究基地，同时也成了学习希伯来语的场所。
随着希腊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鼓励学希伯来语无法与希腊语流行的趋势相抗衡。许多犹太人用希腊语在会堂中学习与讲解犹太律法。在这种现象最为突出的亚历山大时期，请了72位犹太学者，将希伯来圣经译成希腊文即《七十子希腊文译本》，不仅满足了熟悉希腊语言的犹太教徒的要求，而且还将犹太教中的概念与希腊思想中的概念进行了对照与融合，这使得希腊化程度较高的犹太人也能了解和学习祖先的律法和传统。
虽然很难说当时到底有多少犹太会堂使用《七十子希腊文译本》，但犹太会堂成为犹太民众公共祈祷和学习的中心，却是确定无疑的。人们在会堂中宣读、听讲、研究《圣经》，会堂仍然是犹太教育的主要场所。公元1世纪的巴勒斯坦有一个从初级到高级的教育机构网。初级教育是小学，可以设在会堂内，也可设在会堂外，主要教育儿童学习读书识字的基础能力。青少年入中级专门学校，学习犹太宗教文学，青年则入类似学院的高级机构，它们往往设在会堂内，由会堂的祭司与学者主持，青年学生在他们的指导下学习与研究律法。
在犹太会堂所办的高级教育机构中，聚集了相当一批虔诚的犹太人，他们恪守犹太教的信仰和传统，被称为哈西德人（希伯来语“虔诚”之意）。他们与亲希腊的倾向展开论争和斗争，而教育青少年一代便成了他们的重要任务。
第二圣殿被罗马人烧毁标志着犹太人复国希望严重受挫。此后，切实可行的不是政治复国，而是维护犹太文化传统，特别是保持犹太教的宗教信仰。在罗马军队的屠杀中幸免于难的法利赛哲人和文士们，在约哈南·本·扎凯的领导下，于靠近犹大海岸的亚布内城继续从事犹太律法的研究。他们就是最早的犹太拉比。拉比本身就是“博学”的同义词。以后在巴勒斯坦与巴格达分别编纂的两部《塔木德》，成了拉比犹太教的经典。“塔木德”是“教学”的同义词。失去政治上独立地位的犹太人，通过各种形式的“教学”维持了民族与宗教传统的双重延续。
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拉比学院的地位不断上升，甚至与宗教领袖或社区领袖平起平坐，有的地区的拉比学院甚至代行社区领袖的职权。拉比学院培养出来的人才活跃在犹太社区所开设的学校与会堂中。在缺乏条件设立学校的犹太社区中，犹太会堂成为犹太教育得以继续进行的主要场所。在会堂中，会众通过听讲《摩西五经》和《塔木德》、参与会堂赞美诗的咏唱得到一种广义的社会教育。
会堂是一种学习的场所，是一座犹太教的学校，为犹太儿童和成人提供教育；或者可以这样说，如果会堂不能作为正规的学校，那么可以说是学校的前身和支柱。
虽然最早承担教育责任的是犹太圣殿以及犹太会堂，最早的小学也是从会堂中诞生，但这个事实并不意味会堂之外就没有其他形式的学校教育。犹太会堂办小学受到社会上的欢迎，但无法满足众多学龄儿童读书的要求。在公元前1世纪，出现了会堂之外的小学。这些小学从识字、写字、读书开始，以启蒙教育为主。
这类小学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公元前75年，耶路撒冷犹太教公会颁布广泛实施初级教育的条例，规定犹太社区必须资助公共教育，家庭必须送儿童入学。随着小学教育的开展，对于从小学毕业的10岁儿童来说，进一步的教育便成了实际的需要。有些城镇设立了专门学校，通常是律法学校，主要学习如何口述犹太律法。这种专门律法学校的学制1~3年不等，要学会用希伯来语背诵和讲述犹太律法。从专门学校毕业后，学生如很有才干或父母能支付教育费用，还可以到以著名学者命名的学校如“山迈之家”、“希勒尔之家”等继续深造。山迈、希勒尔两位贤哲在口传律法上很有研究。在他们的学校中，以书面律法的原则精神来研讨当时实际生活中的公正与诚实、道德责任等问题。希勒尔属法利赛教派，这派文士以服侍上帝不计报酬而著称，所以他的学堂不以贫富划线，向所有好学的青年敞开大门。
探究犹太的教育，《旧约》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出发点。作为教材的《旧约》与犹太教育具有紧密的关系。在成文的教材形成之前，那些在社区中、家庭中口头流传的神话故事、传说人物、历史事件、民歌民谣便成了古代每一个民族对下一代进行教育的主要内容。对犹太民族来说，《旧约》既是宗教经典，又是教育杰作。《旧约》是古代犹太民族关于世界与人类起源和本民族形成与发展的传说，包括先知们的故事和他们对于犹太民族重要历史人物与事件所作的思考，以及诗歌、智慧书、戏剧故事的汇集。
犹太教学内容从书面律法《摩西五经》转向口传律法，是犹太教育思想发展的新阶段。其特点在于不拘泥于书面律法的字面意义，使人们在书面律法的内涵中发掘出数层含义，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犹太宗教生活从早期依赖于献祭崇拜转向依赖于人世间的道德行动和忏悔行为，进而使犹太教育重心从对神的虔诚向人世间道德转移，同时引起了犹太教育体制上的变革。
拉比学院的诞生是犹太教育体制变革的一大成果。在公元3世纪时，犹太人在遭受残酷镇压后学会了与罗马统治者和平相处。犹太人的族长被罗马当局认可为“王公”，享有某些自治特权。
到公元3~4世纪，巴勒斯坦一带已经建立了加利利、该撤利亚、齐波拉等学院。在巴比伦则有蓬贝迪塔、莫霍札等学院。巴勒斯坦的拉比学院以加利利学院为代表，而巴比伦的拉比学院被统称为萨珊波斯学院。《巴勒斯坦塔木德》和《巴比伦塔木德》便是这两个地区拉比学院研究犹太律法的成果集成。
值得注意的是，《塔木德》极少利用《旧约》，它把过去自上而下的上帝权威、自下而上的崇拜，转变成为对许多社会事物的广泛论述。人们在这种讨论式的论述中，不仅保持着与世俗生活的持续联系，而且能使后来的学习与研讨者在其中进行推理和思考。这与犹太人善于辩论与思路敏捷的特点不无关系。
公元7世纪60年代，穆斯林势力已达到相当大的领域，巴比伦犹太人的社区领袖被阿拉伯统治者所认可。同时拉比学院的院长们对犹太社区的发言权越来越大，他们与社区领袖一起分享着犹太社区中的权力。苏拉学院和蓬贝迪塔学院在巴比伦以至在许多犹太社区拥有很高的威信。
9世纪后，在巴比伦和波斯一些地区的犹太社群中，已经将原先交给社区领袖的捐税上缴到了拉比学院。学院的首领甚至有任命法官的绝对权力。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到11世纪时，社区领袖已成为一种荣誉职位，实权均在拉比学院首领的手中。
在拉比学院的全盛时期，学院是学者进行深入探讨研究的机构，也是培训年轻拉比的场所，各地的学生都前往苏拉学院和蓬贝迪塔学院求学，经过深造成为未来的拉比、法官、社区行政官员，拉比学院的权力因此得到了强化。此后，北非亚历山大、凯鲁万等地也纷纷建立拉比学院。
欧洲犹太人也以极大的热情从事《旧约》和《塔木德》的学习研究。10世纪时，在莱茵兰城市、美国兹和沃尔姆斯、法国北部的特鲁瓦和桑，已出现了拉比学术中心，学习与研究律法的气氛较为热烈。
14世纪时，波兰成了犹太人的移民热土，犹太社区规模很大。犹太社区自治机构选出管理委员会，负责向它的成员摊派上缴政府的捐税，确保基本教育的需要及其他需要。当地的拉比要经过选举才能担任，任期为三年，领取公职津贴。在波兰犹太人中仍然沿用初级到高级的教育体制。13岁以上的犹太青年才能进入塔木德学院学习。波兰犹太青年高级课程的核心仍旧是塔木德和拉比经典。
在19世纪犹太人获得解放时代到来之前，犹太教育体系模式是：一个教师带着一群学生，整日学习宗教课程。这样的学校被称作“塞得”（意为“房间”）。学生随着学业的增长，可以从一个教师那里毕业，再跟另一个教师学习。部分犹太人社团还开设一种律法学堂，有各种班级，绝大部分课程与宗教有关。在东欧开办了大量犹太经学院，有正式的年级划分；它们从十几岁的青年中招收学生，好的学生有可能在那里学习终生，成为犹太经典的专家；开设的课程主要与《塔木德》和其他口传律法有关，《圣经》和其他宗教内容主要靠学生自学。学习世俗课程的人往往会遭到谴责，或面临被革出教门的危险。
随着犹太人解放时代的到来，犹太教育开始再次涉及世俗科学，语文、数学及其他课程纷纷开设。在犹太人被准许进入当地公共学校学习时，犹太学校开始失去吸引力。然而，经过一段时间后，犹太人又发现宗教教育和课程对下一代人来说是不可缺少的，于是“塞得”学校和律法学校又开始恢复。它们大多由犹太教会堂组织教学，授课时间大多在星期日或公共学校放学后的时间，每周上课2~12小时不等。这一出现在20世纪上半叶的教育模式现已成为标准模式，为绝大多数犹太人社区所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