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秦安人能经商，产生这种说法有两个原因，一是在秦安本土坐商多，摊贩多，这是秦安商业的主体；再是就是你们说的货郎子多，他们走南闯北，买卖小影响大，所以许多地方的人都说秦安人能商。这是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现在新式货郎子可了不得，在秦安闯出了一片天地，我慢慢给你们讲。
“沿村叫卖的小生意人。他们货箱里多装着针线顶针、发卡首饰、儿童玩具、文化用品。一般箱分两层，上是首饰细货，下层是针头线脑。对这种生意人，兰州一带称他们为货郎子，而青海一带人称他们是秦州客。
“货郎子始于何时无从查找，可能始于明清。民国时期已经比较常见。这里有一件事可以做证。事情大概是这样的：
“民国十八年，大旱，某山村有一对中年夫妇忍受不了饥饿折磨，就带着两个儿子去逃荒。他们一家无目的地朝西走，走到半路上，夫妻二人受瘟疫传染相继死去了。剩下小兄弟二人了，哥哥十岁，弟弟八岁，两人抹着眼泪一边乞讨，一边漫无目标的往西走去。不知走了多少路，也不知受了多少罪，小兄弟二人来到西宁城，仍以乞讨为生计。后来哥哥被一个小买卖人家收留打工，弟弟还是讨饭。哥哥打工不给工钱，只管饭，什么活都得干，衣服没有，鞋子破得需要用绳子绑在脚上。正值冬天，高原之城冷的出奇，到河里挑水，木桶被冰糊成了冰疙瘩，死重死重的，还挑不上多少水，要把一个大水缸挑满，得吃不少苦，加上脚上的裂口像小娃娃的嘴，一道道的开了不少。才十岁的娃娃他实在受不了了，可怕的是弟弟又得了病，他怕弟弟再有个三长两短的，才八岁啊，回去怎么向叔叔们交待，更对不住死去的父母。在他无计可施之时，一位常在这一段做生意的秦安货郎子要回家过年去。哥哥和他早已相熟了，就托他在回去的路上，到那个小山村带个口信，让叔父们来接他兄弟二人。
“货郎子虽然归心似箭，但不负苦命孩子的重托，一边赶路，一边打听，终于找到了这个村子，找到了孩子们的叔父，告诉了孩子们受罪的情况。孩子的叔叔答应尽快去接，并感谢货郎子的传信。最后，这弟兄两个被叔叔用一头驴两个驮筐驮回了家乡。”
听完王忠武讲述的故事后，我们总感到货郎子有些艾谦传信、柳毅传书的味道。他虽然传的是两个穷孩子的口信，又无艾谦的豪侠之气，又无柳毅谦谦君子之风，但他们的诚实忠厚，乐于助人的品德货郎子是兼而俱有的。秦安货郎子的这段故事就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这件事，也说明货郎子在民国时期普遍存在并非无稽之谈。
新中国成立初期，货郎子还在到处做生意，甘肃、青海、宁夏的乡村里到处都能见到，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还能看见一些。这时候多了另一种专卖酱醋的，他一副担子，挑两个能装四五十斤酱醋的粗瓷罐子，口喊：“倒酽醋”，走村串户的。“文革”以后，货郎子在“以专政的办法办农业”中被当做“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了，他们从此在广大城乡的街道小巷里消失了。
有些人会问，在秦安为什么会出现货郎子这种商贩呢？其实，这也是秦安特殊的生活环境逼出来的。秦安虽说是我国农业的发祥地，即使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部分土地都被开垦为耕地，但也没有人口增长的快。加之耕地多属旱地，品种落后，耕作技术传统，收成很低。于是，人多地少，种粮的人粮食不够吃的局面就出现了。一些人家凑点钱，办些小货，乘农闲时间挑一副担子，摇起拨浪鼓，出去弄点小钱好回来买些粮吃。出去的人没有白跑，挣的钱可以补贴家用。有人说，这是“半年庄稼半年跑，半年不跑吃不饱”，别的人看到了也学着做，先出去的人也教给亲戚做，这样看着学，教着做，一传十，十教百，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就带出了一大批货郎子来。当然，这大部分都是贫苦人去干，富裕人家是不干的，他们要干就干大买卖。“出门跑外一担货，回来挑来一担粮”，就成了货郎子生意的真实写照。以后，有些人家劳力富余的还有专人一年四季跑的，这样的人少一些。
对于货郎子，广大乡村，特别是物资匮乏地区的老百姓对他们是非常欢迎的。他们不论走进哪个村，只要拨浪鼓一敲，男女老少闻鼓而动、夺门而出，把个货担子围个严严实实。他们看着挑着评议着忙的不亦乐乎。大姑娘小媳妇买上几把彩色丝线去描花绣草；老大娘买上几个顶针，一包大针准备去纳鞋底子；老爷们挑上个旱烟锅、旱烟嘴什么的，最让人看的高兴是小丫头缠着大人要买红头绳扎辫子，小孙子缠着爷爷要买一件玩具。他们的生意做的活，现金买也可，缺钱的也可以拿粮食、头发、猪鬃和其他农副产品等价交换。买的人挑好了买好了满意回去；卖的人货空了钱来了粮来了高兴而去。双方约定下次再会。可是好景不长，货郎子的身影再也不见不着了，不少的老人们常在唠叨这些受欢迎的人，因为他们是方便群众生活的人啊。
星换斗移，进入了八十年代，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制定的实事求是的政策出台了，开放搞活，让老货郎子们的后代赶上了好时候，他们有的挑上了祖辈们挑过的货担子，走起了新路子，他们不再围着秦安周围转，而是下川陕，走新疆，进内蒙，只要哪里能把货卖出去，那里的山村野寨，山颠谷底就会留下他们的足印。有的干脆撂下担子，玩起了新花样，担子变成了货包，货柜；有的摆摊设点，有的驻村驻点当起“老板”来了。秦安货郎子的商业活动涉及到了省内外许多地方，仅在西藏的樟木口岸就有三千多秦安人的贩运队伍。甚至有到边境到国外经商的。他们有的单干，有的合伙，经营的货物也非昔日老祖宗卖的那些了，小百货、小五金、塑料、布匹、针织、成衣、刺绣、鞋帽、毛料等竟多达3300多种。据统计，货郎子们在改革开放后的十年中收入多达1200万元。
走南闯北，也让货郎子们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更新了观念，带回了信息，锻炼了弪营能力。他们中的一些人按照市场需要投资办企业，不但发展市场需要的产品，又带动了部分富余劳动力的就业，使全县出现了“老板有钱挣，农民有业就，政府税增收”的局面。据统计，由货郎们投资兴建的十多家绒线厂曾创造了全国第二高产的成绩。五星铅笔厂的老板侯天才就是接过父亲肩头的货担子后，靠84元本钱起家的。仅十年工夫，他就和合伙人投资150万元创办了自己的工厂，年产各类铅笔一亿支，占领了西北铅笔市场40％的份额，部分产品还出口俄罗斯、印度等国。王忠武说，如今他和儿子也在县小商品市场办了两处百货批发商店，二儿子还在哈萨克斯坦办起了“秦安百货公司”，成为“国际商人”。
货郎子队伍的壮大和经营范围的扩大，不但增加了个人收入，也带动搞活了全县经济。他们内引外联，有本地和江、浙、晋、冀、秦、陇等10余省的近7000多个经营者在秦安经营，年成交额达4．5亿元。货物进出使县汽车站也大受其益，商业流通还带动了财政、税收、工商、邮电、饮食、旅店等的发展。货郎子走出了一条致富路，带出了一个经济繁荣的新秦安。有人看到这种情况后感慨地说，在西北高原，惟有秦安人创造了一根扁担挑出一批企业，带出一个市场的奇迹。
而享有盛誉的全国扶贫扶优先进工作者、天水“宏泰大酒店”总经理丁鸿太，秦安绒线集团董事长李福禄等，也都是凭着一股不怕艰险，不辞辛劳，从货郎担子或小木匠起家，闯出了自己一片新天地的秦安人的优秀代表。
王忠武讲完了，他把一本秦安商业史纲要送到我们脑子里，我们真钦佩他博学多闻，一再向他表示谢意，我们鼓励他把知道的，研究出的成果写出来，留给后人。我们还说，以后有时间一定跟他学周易，请他当先生。他说：“不敢不敢……”
陇城农贸市场依然那么热闹，人们仿佛不知太阳已经西移。对这繁荣的市场和深厚的文化淀积，我们无限感慨：
秦安是一个农业大县，是一个人口大县，现在也可以说是一个商品流通的大县，因为工业、农业和商业紧密结合，互为因果，促进了秦安的发展，这是留给我们最深的印象，我们非常钦佩货郎子们的创造。当然，秦安同时是一个文化大县，这里的历史文化底蕴非常厚实，如果秦安能把大地湾这一博大深邃的历史文化优势发挥出来，可能会创造出新的商机，让秦安经济发展多一条路子，让秦安的经济之车再安上一个文化商品的轮子，这样四个轮子跑起来，车会更稳，速度会更快。
从秦安商业的发展历史中，我们看到天水商业的冰山一角；从秦安的经济发展前景中，我们也感到了天水繁荣的明天，我们由衷的说，天水大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