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了大像山伏羲庙和那位对伏羲文化有一定研究的道家师傅，我们又马不停蹄地赶到静宁，想了解一些伏羲文化在静宁的研究情况。
静宁县是陇山西麓的一个山区县，也是甘肃一个比较贫困的县份。国道212线，也就是西安至兰州的公路穿境而过，县城街道两边虽然在改革开放后也盖起了一些楼房，但这些处在青瓦土墙民舍中犹如鹤立鸡群般的楼房，难以掩尽静宁的贫穷和落后。
静宁县虽然在经济上比较落后，但其文化底蕴却非常浑厚，特别是静宁县南部的一些乡村，历史上曾是古成纪的一部分，故受伏羲文化的影响，静宁县研究伏羲文化的人较多，也有一定的知名度。我们正是在朋友的推荐下，来静宁求教一位颇有影响的专家的。
离开甘谷，日影将斜；抵达静宁，暮霭低垂。我们顾不上消除鞍马劳顿和酷暑炎热折磨后的疲乏，打算晚餐后去寻找那位专家。
静宁县城虽小，但她的特产——著名的静宁烧鸡和锅盔却在省内外都有名气，来此不品尝一下也是虚作此行的。一只烧鸡，一个锅盔，一瓶平凉特产的崆峒酒，我们择一小餐馆倚窗而坐，倒也别有一番情趣。暮霭中的静宁城少去了大都市的喧嚣，除来往汽车的几声鸣笛和轰鸣声外，倒也显得宁静。
餐间，我们向店主打听某老师的住处，店主也好像和某老师相熟，一听我们问的人，就介绍说这位老师最近离开静宁探亲访友去了。不过他有一个学生就在跟前，你们和他谝一谝，也许能了解到些什么。
店主接受了我们的请求，请来了这位年轻人。年轻人年约三十有余，长得挺帅的，浓眉大眼，鼻直口阔，一身合体的西装使他英俊和潇洒尽显。
互相介绍后，我们在进杯推盏中进入了话题。他说：“我和某老师并非师生关系，但却有师生之谊，老师研究伏羲文化，我受其熏陶，故也喜爱伏羲文化，老师今天不在，我就和你们切磋切磋。”
看到他毫不客气的样子，我们以为他是得那位老师真传，并自有心得的饱学之士，谁知他几杯酒下肚，就开始满嘴里跑火车，信口雌黄起来了。
我们问他：“秦安、甘谷的人都称自己的地方是羲皇故里，你对此有何看法，你认为羲皇里籍如何定位？”
他答道：“我认为伏羲是静宁人，因为成纪古城在静宁，他们秦安、甘谷人凭什么说伏羲是他们那里人，他们能说，我们静宁人也能说，况且我们县还搞了古成纪建城纪念活动，足以证明静宁是古成纪的一部分，县治既在此地，为什么就不能认定伏羲是静宁人！另外，庄浪人也说庄浪是羲皇故里。”
我们说：“对伏羲文化的研究和伏羲里籍的考证需要以科学的态度来进行，绝不能感情用事，更不能像争抢什么无主的东西，谁抢上就是谁的，那能行吗！”
他说：“这个我不管，别人争，我们也争，争上争不上是另外一回事，不争确实是不行的。”其架势颇像前些年一些县区的领导干部纷纷抢着把“贫困县”的帽子往自己头上戴一样。
我们问：“你的观点代表了某老师的观点吗，他是这样教你的吗？”
他说：“老师的观点和你们一样，但我不管他那一套，谁来我都敢和他争。”
看到他那不佳的情态和醉态，看着被吞噬得只剩下的一片鸡骨和一支空酒瓶，以及被扫荡的狼藉不堪的碟盘，一片失望洒向我们心头，只好求店主送他回去。
寄宿客店后，我们心里还在犯嘀咕，心想那年轻人感情可嘉，心态不端，那位先生如要教好这样一位学生还需下一番苦心的，难怪那位先生与他只有师生之谊，而未行师生之礼。
失望之感消失后，我们心底里涌出了一个念头，就是感到羲里之争是不利于伏羲文化研究的，应该澄清这种错误观念，把研究伏羲文化的人们的注意力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这样才有利于推动伏羲文化的建设工程。我们决定带着这个问题求教于兰州的贤能者。
李建柏，甘肃清水县人，从小生长于羲皇轩辕之里，受伏羲文化之熏陶，故对伏羲文化多有偏爱，钻研也颇有所得。他年三十有余，大学本科毕业，就职于某省属大企业，业余之时除课子之外，多在研究伏羲文化。
我们求教他说：“据天水市和有关县上研究伏羲文化的专家说，现在有关羲里之争的说法较多，我们在采访中也遇到了此类问题。据天水有关专家的统计，仅在天水一带就有三个‘羲皇故里’，如果再加上静宁那一个小伙子的说法，羲皇故里又多了一说，你对这种羲里之争有什么看法？”
李先生说：对于古代名人出生地或活动地点的争议古来有之，并不奇怪。一般来说有两个出发点，一是从感情出发，显示了对古人的崇敬和爱戴，从感情角度是可以理解的；另一种就是以狭隘的地方观念出发，借古人来为自己的小地方作宣传招牌，来抬高自己地方的知名度，特别是在商品经济时代，这种宣传更有利益驱动的嫌疑。有人为了一地之私利，抓住古代名人一点不可信的所谓线索，硬是说某某古人是他们地方的，急不可待的把这位古人写进地方志书，为古名人上了“户口”。实际上这种作法是不对的，至少是不严肃，不科学的。比如，在伏羲里籍之争的过程中，某县拉虎皮扯大旗，不惜民力、财力，大兴土木，搞所谓的文化形象工程，可它终究却成为全县老百姓的悲伤：拖垮了建筑公司不说，寒酸的县财政再来几任县长恐怕也还不清那千万元的借贷……至于说它究竟能够为老百姓带来多少好处就不得而知了。
对于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名人，特别是上古时期难以考证清楚的名人的里籍问题，争论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我们研究他们主要是研究他的思想文化，是要继承和发扬他们的思想精髓，对于难以论得清的里籍问题去争个你死我活可以说是本末到置，只能引起视听的混乱，分散人们的注意力，对研究古人的思恕十分不利。
特别是我们研究伏羲文化，就是要找到民族义化的楸，研究出这个根对后世的影响，让这个根和源成为联结全世界华夏儿女的纽带。如果我们在羲里之争上空耗力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当然，我们也不反对弄清羲皇的里籍，但这要凭借考古或史料的考据，弄清了更好，弄不清也无大碍，这并不影响我们研究和建设伏羲文化的大局。
目前，把伏羲出生地和伏羲部落活动的中心地带确定在天水，这也是正确的，古成纪包括了现在的天水市所辖地；把伏羲出生地确定在天水既合古俗，又合近情。古人讲郡望，说伏羲是灭水人没错，就像我们研究李氏文化，说天下李氏之根在陇西，这也是指秦置的陇西郡而言的，植根于郡，县、乡、里也就包括在其中了。从今天的情况看，天水作为甘肃第二大城市，又是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又是伏羲故里，她承担起伏羲文化研究中心的任务也就责无旁贷了。因此，说伏羲是天水人，是天水全市人民的骄傲，足甘肃人民的骄傲。有了这种骄傲和自豪，我们何必在伏羲里籍上做无益的争论呢！以后，我们真的弄清了伏羲的里籍，只要是在天水的辖地上，我们应当仍然骄傲地称伏羲是天水人，是甘肃人，是华夏儿女的人文始祖。
李先生稍顿片刻后又说：“我在前面说过古名人的里籍和活动地的争论古已有之，仅我知道的就有杜康酒之争，还有诸葛亮隐居地南阳草庐之争，对于这种无益之争，前人多有批判。我现仅举诸葛亮隐居地草庐之争为例，也很能说明问题。
诸葛亮在刘备三顾茅庐出山之前，隐居在襄阳的古隆中，他结草为庐，抚琴吟诗访友过着安静的隐士生活。因襄阳旧属于南阳郡辖地，故诸葛亮在其《出师表》中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后来由于地域划分发生了变化，襄阳属湖北，南阳则属了河南，后人不查这种行政区域上的变化，一时更为诸葛亮的草庐所归县争的不亦乐乎。襄阳人说诸葛草庐在古隆中，南阳人说诸葛草庐在南阳西郊卧龙岗，他们各有依据，结果谁也不服谁。
时至清咸丰年间，顾嘉蘅在南阳太守任上，听说了这种争论，他就写了一副对联，了结了这段公案。联曰：
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
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
他在联语里表达了他的立场，就是让人们去学习诸葛亮力保二主的忠心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至于诸葛草庐在何处并不重要，何必再争。这段公案也就了结了。后来据考证，诸葛草庐的确在襄阳古隆中。而南阳卧龙岗也是人们凭吊诸葛和游览的好去处。”
一口茶下，李建柏先生又说：“顾嘉蘅对诸葛草庐之争的批评含蓄而深刻，使这一副对联也成了联语中的佳作。
关于对羲里之争的批评，有个人写过一首诗批评得很直接，这首诗是值得一读的。诗作的作者名王树楠，生于1859年，卒于1936年，字晋卿，号陶店老人，山东桓台人，光绪12年进士，官至新疆布政使，在民国期间曾参加《清史稿》的编纂。著有《陶庐丛刊》、《陶庐文集》等。
他的诗作如下：
望朱圉山过羲皇故里
伏羌之西朱圉山，先儒传注相流传。
朱圉仅在鸟鼠下，导山次序毋乃颠。
昔与陶君讨山脉，陈子为说洮西偏。
中有一山类伏虎，两峰夹之雄且盘。
朱圉祝敌本同义，卓尼字变音流迁。
土司取名实可证，有若猪野讹居延。
古来地舆失图学，禹贡误说犹连篇。
行行廿里近城郭，羲皇故里丰碑镌。
曾闻羲都在天水，遗址又复留秦安。
世儒嗜古好附会，名人名地争依攀。
驱车访古日巳暮，下马四顾心茫然。”
读诗毕，李建柏说：“前贤对腐儒附会的批判是多么深刻，古人对此已有高见，我们不应当比前人做的更好一些吗！我愿我今天所谈能对羲里之争的人们有所帮助。我想我们如果能把眼光放远一些，把精力更加集中一些，团结的人更多一些，伏羲文化的建设就会快一点，就会更好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