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也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社会风气好一些，说明宗教在一切从头开始的新大陆上是起作用的。但以上的讨论表明，对中、美、日的社会风气进行比较，不能只看宗教，事情要先从涉及初始条件的演化博弈看起。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思维”，按照这个“非常识”的思维，政府和宗教都是文化的结果而不是初始原因，政府和宗教的作用只是在于表现和强化那个“初始原因”。当然，政府和宗教会在下一步起作用，从而成为某些新变化的“后发原因”。演化博弈考虑文化之间的撞击以及文化与制度之间的互动，它是一种“起点”、“过程”和“结果”并重的世界观。
说到“政府”这个关键问题时，相信“都是文革惹的祸”的人，潜台词要么是“只有基督教才能治中国的社会风气”，要么是“只有多党民主才能治中国的社会风气”。
如果说食洋不化指的是中国人不懂中国甚于不懂西洋，那么，“只有基督教才能治中国的社会风气”就是一种典型的食洋不化。中国人就是信了基督教也改变不了原有的信仰，因为信仰是在血液里流的东西，不是脑子一发热选择出来的东西（注意，我不是说信基督教是脑子发热，我是说将基督教工具化是脑子发热）。“潜意识”中的信仰和“意识”中的信仰是两回事——西方人的基督教是他们“潜意识”里的基督教，中国人刚信的基督教则是“意识”里的基督教。自然的信仰是一种幸福，经过“意识”选择出来的信仰，却是一种与原有的“潜意识”中的信仰相冲突的磨难。所以，“改宗”是一种莫大的痛楚。如果说中国人的“现世实利主义”是在基因里定了格的，那么意识里的东西则很难不被潜意识过滤掉，再怎么想“纯粹”也“纯粹”不起来。
“只有多党民主才能治中国的社会风气”则是一个更大的谬论。多党民主治不了中国的社会风气，相反，中国的社会风气反倒很可能会把多党民主给“治了”。为什么？因为多党民主不是制度设计和制度确立的问题，它是制度运行的问题，而制度运行是实践者和操作者体现其文化特性和行为特征的问题。民国初年的“民主”我们都看到了，让“犯规成性”的中国人“运作”多党民主，就等于让自由散漫的人操作一个“自由界限敏感”的制度，结果只会使民主公地悲剧问题更加严重。
有人说，同是中国人的台湾人搞多党民主，社会风气就比大陆好。这是一个更为严重的错误。台湾地区的社会风气本来就比大陆好，蒋介石的大陆“官文化”已经把原本的社会风气搞坏了，现在的多党民主又进一步把它搞坏了。这也就是说，多党民主的“公地逻辑”，会让在“犯规文化”里泡大的某些中国人有了更大的“犯规成性”的自由空间。“约束型的意识形态”制不住中国人，“反约束型的意识形态”只会让社会风气更加不堪。
中国不管是搞“多党民主”还是“一党民主”我都不反对，我反对的是“以为有法治了，民主就能运行起来”的观点。这么说，中国人的一些不良社会风气没治了？当然不是。下面我会谈到改变进化稳定策略的希望在哪里。
三、道德与启蒙
一般而言，信任和牺牲无法突破中国人的小圈子，政府和宗教也管不住中国人的灵魂。表面上看，是某些中国人以刚学到的西方个人主义，在道貌岸然地反对“政府强制”，实际上是某些中国人潜意识里的“小圈子道德”在抵制一种“大一统道德”。所以，这种道貌岸然地反对政府强制的结果，就不可能是突破小圈子的公民道德的出现。因为，那些刚学到西方个人主义的自以为是的“启蒙者”，往往身不由己地陷入了一种未必自知的矛盾：他们的精神是西方的，他们的情感却是中国的；他们的思维是西化的，他们的行为却是中国的；他们反对文革，可他们借以反对的方式本身却是文革的方式；他们苦争自由，他们的心智却是“不容忍、无敬畏”；他们在思想中天真地以为自己最配获得自由，可他们的行为却表明他们最不配获得自由。“大一统道德”和“公民道德”双双失禁，“范跑跑道德”就打着个人主义的幌子露头了。
我说过，反对政府强制这种“个人容易懂的事”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启蒙，“个人容易懂却不容易做的事”才需要启蒙。启蒙不是“思想行为”，启蒙是“涅磐行为”，启蒙是改变进化稳定策略，启蒙是突破文化锁定。
近现代“西方化”以来，中国知识界的最大错误，就是一直以为启蒙是一种思想行为，所以才有“谁启蒙谁”的问题。而我们中国人的蒙昧心智早就被理性之光照亮了，谁不知道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抵制“颂圣文化”、摆脱“明君情结”？这些早就是老生常谈了。可问题是，在行为规则上突破“认识到但却被决定”，这才是真正的启蒙。大家早就都认识到，却都因为行为规则上“被决定”而无法动弹，“论者”还一个劲地谈一般认识问题而不是行为规则问题，这算什么启蒙？
全部的问题只在于：时至今日，中国的知识分子依然满怀担当“道统”之心。中国人喜欢做表面文章的心智，在知识分子这里表现得最淋漓尽致。人们经常提出一些自己根本无法做到的事情，而极具讽刺的是，这根本不是因为他们表里不一、口是心非，而仅仅是因为西方化了的中国人，他们的精神世界和情感倾向原本就是分离不对称的“双轨制”。他们一个个在书面上和口头上都可以是“精神巨人”，但这改变不了他们是从“小圈子道德”熏陶出来的“行为侏儒”。
也就是说，当我们已经知道自由存在“外部性”，但还是有人坚持只说“自由是目的”，我们就把自己打入了需要“被启蒙”的行列。当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的精神世界和情感倾向是分裂的，“小圈子道德”和“共同体道德”的双重性使我们成为“精神巨人”和“行为侏儒”，但还是有人坚持只说“民主是手段”，我们就再一次把自己打入了需要“被启蒙”的行列。当我们已经知道我们是“人性+民族性+个性”的综合，但还是有人坚持只说“人性是普适的”，我们就又把自己打入了需要“被启蒙”的行列。当我们已经知道“制度运行”更加重要，但还是有人坚持只说“制度决定一切”，我们又把自己打入了需要“被启蒙”的行列。
“社会风气”肯定是比任何“人民群众最关心的事”都要重大，为什么它就是无法得到重视和改变？因为，道德像空气一样，它是一种无形的投入品。空气污染已经很难管制，因为空气是作为一种伴随性和免费的投入品而存在的。“道德污染”更难管制。管理学上讲，“人管人、制度管人、自己管自己”是管理的三个境界。任何制度都不可能穷尽一切可能性，任何制度的运行都不可能滴水不漏。“自己管自己”永远是必要的。
某些中国人的道德观就是在这里出的问题：他们认为道德是管别人的，至少对“圈外人”是这样。所以，社会风气出问题自然是说别人出了问题，不是自己出了问题。所以，“贪污腐败”和“司法不公”会成为“两会热点”，因为问题永远是政府和别人的“贪污腐败”，问题永远是政府和别人的“司法不公”，而自己永远是对的，自己永远是受害者，自己永远是弱势群体。这种“我例外”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一种最大的丑陋和腐败，中国人永远不知道一切说的“正是阁下自己的事情”。
按道理来说，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可能成为社会风气的受害者，但是，某些中国人管不了了，他们把一切受害问题都推给法律，让道德问题全部成为司法问题，所以司法问题就堆成了“司法不公”问题。
个人道德是个免费的无形投入品，所以整个社会要在事后以社会风气的损失作为付出的极大代价，这就是那个囚徒困境的逻辑。政府干预的逻辑是“强制”，可道德的逻辑偏偏是“自律”而不是“他律”。“强制”可以出“虚伪”，却出不了道德。当政府还不懂得“问题不在于改变人，而在于改变人的费用结构”时，政府干预只会把问题搞得更糟。
那么现在，回答我提出的问题——怎么来改变不良社会风气？
“改变人的费用结构”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唯一希望所在。“改变人的费用结构”，说白了就是形成“先出善招”的“新进化稳定策略”。只有费用结构的渐进调整，囚徒困境的进化稳定策略才能开始从局部改变。
由于这种集体行动有着很强的外部性，大家都想“我例外”和“搭便车”，所以政府的责任就体现在这。问题还在于，现在的政府还在受到“西方民主”和“内部矛盾”的双重威胁，威胁越大，就越需要加大投入进行“维稳”，社会风气的改变就会变得越次要，社会风气的改变也就越发没有希望。
总之，中国人的问题不是向西方国家学什么，而是如何通过“改变人的费用结构”去打破我们中国人的囚徒困境，不要老是等到“出了大事”才见社会风气好上几天。
（作者系芝加哥“制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导读：
这是一篇长达三万多字的文章，编者屡屡想删减却终觉不舍。作者将美国真是最精巧（却也最雄心勃勃）的“巧实力”——网络空间战略完整展现，并抽丝剥茧，解读丝丝入扣。在至关重要的意识形态之维，看看美国是怎样待我们的。
我们若要走自己的路，必然不仅仅是“让别人说去吧”那么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