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了北京，公司让老丁搞得一塌糊涂，好几个老客户让他得罪了个透，还帮人洗钱，会计不知就里，账做得驴唇不对马嘴，又被税务查了个底儿掉，罚了不少钱，要不是老丁又使出不少银子，我想见他，也只有囹圄之中了。从他的表情与举止发现，他像是感觉有愧于我。他也真是，公司是他的，跟我又有多大关系？他说他不想开公司了，想开也不能够了。不开就不开吧，我早也不想干了。他又提他的遗书，还是那话，什么时候写完了什么时候完。我问：“你父母怎么办？”
“我的父母？别提了，从来就没支持过我作为一个诗人的梦想。你可以认为我要是死，便是对我父母的抛弃，可我父母对我呢？他们抛弃了我这么多年，我怨过他们一句吗？不用担心我，或许我就这么写着写着，又会发现一个诗人。”
我给江童打电话，她没接。礼拜天，我去她家，也就是她姥姥家，敲门，门开了，是她。她变得有些我认不出来了，没洗脸没刷牙吗？没洗脸没刷牙的样子我不是没见过，不是这个样子啊！见到我，有一点点高兴，那是曾经惯有的，只可惜一闪而过，迅速板起了面孔，看得人心凉了半截。我说：“和你说几句话，说完就走。”她爱答不理得说：“那就进来吧！”茶几上摆着啤酒瓶，还有烟缸，我问：“还有别人吗？”
“就我自己。”
“你喝的？”
“不行？”
“还抽烟了？”
“你想管我？”
我很惭愧，她从未如此对我，我说：“我知道是我不对，是我害得你……”
“你是谁啊？你拿什么害我？你害得着我吗？”让她说得我连站哪儿都不知道了，她又说：“坐吧，吃饭了吗？”她还没吃饭，我去给她做饭。她边吃边说我做的饭比她做得好吃，她老这么说，实情也确是如此。吃完了饭她却说：“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咱俩没可能了，你不也这么说的吗？”
“还想去贵州或者甘肃吗？”
“不想去了，也去不了。”
“为什么不能呢？你想去，我陪你。不是说过的吗？天涯海角。”
“没用的。有用吗？你苦苦地挣扎了这么多年，你逃掉了吗？你连个为什么都不知道，有用吗？你认为你能逃掉吗？你认为你能找到答案吗？”
冷眼向过去稍稍四顾，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这才知道我全部的努力尚不能完成普通生活。
我开始写我的小说，除了小说，什么也不做，偶尔给老丁打个电话，知道他还活着，就行了。偶尔也给江童写封信，只要她知道，不管她看与不看我的信，我的信就是海上的瓶，我的心就是瓶中的信，无论路途多么漫长，就算海风随意西东，海上的瓶，瓶中的信，总是向着她的方向。
我真的去了贵州，背个包，装着笔记本。去了城市，去了农村，走过山里，走过水里。一路走一路写。两个多月的时间，我想我爱上了这里，若是留下来，一辈子也不妨，当个老师，或干点别的，都一样。只是现在，我要回去，好久没有看到心上人了，就算她已不爱我，又怎样？她已不会再那样的爱人和被爱了，我怎舍得诅咒？是实情。
她是说过不想再见我，可她所说的又什么时候算数过？我带着从贵州买来的特产去她家，家里没人，打电话也没人接。我又给老丁打了电话，也没人接，我还以为是他的遗书写完了，赶紧去了他家。我有他家钥匙，敲门没人应，开门进去，一片狼藉，桌上还摆着冰壶。老丁升级了。
在他家转了一圈，什么也没动。在阳台看见女人的内裤，黑色的，也是她喜欢的。感觉有些不对，又打开衣柜，竟发现了一条围巾，是蓝色的，太熟悉了，连纹路都一模一样的，味道就不必说了。我不声不响地走了。后来我发现，他俩在一起，很亲密，亲密得疯狂。我还是找到了她，我问她：“你是不是也在吸毒？”没想到她竟回答是，还回答得满不在乎。我又问：“冰毒？”她又说是。我头晕目眩，如噩梦中醒来又回到噩梦中一般。我又问：“是老丁？”她没回答，已无需回答了。
我找到老丁，老丁却说：“帮我想个结尾吧！”
我想起一首诗，也不知记得是非完整，就边想边背了出来：“我没有作恶，没有逼迫人挨饿，没有使人流下痛苦的泪，没有下令杀女人。我没有从死者手中窃取食物，没有假造量器，没有偷窃牧场的牲口，没有把别人的水引到自己的田里。我没有逼人给我做分外的工作，没有使我的奴隶挨饿，我不是使人成为乞丐的罪人。”
他笑了，说：“《亡灵书》。恰当！说的不就是我吗？”
“干吗要害别人？”
“她来找你，可偏巧，我正在吸毒，真的，就这么巧。我知道我该死，感谢你送我的结尾，挺好的，非常感谢。”
“你还是自己来吧，我可没有这个权利。”
“你没这个权利，我又没这个本事。总也结不了，怎么办？”
“那你就活着吧！”
“不想活了。本想诗意地结束生命，没承想，就连这也做不到。”
“有没有想过，你的行为是可耻的？”
“我完成不了鬼魂的任务，却又自诩哈姆雷特。这就是我的悲剧，真诚地希望不会在你身上上演。”
“放心吧，我从未自诩哈姆雷特，可命中挑落的永远是国王。”
从老丁家出来，越想越不对，从老丁身上又想到江童身上，赶紧打了辆车，给她打电话，电话关掉了，到了她家，房门紧锁，怎么敲也不开。万般无奈，我打了110，感觉不对，又打了119，解释了好半天。我也想我是错的，也许她的手机只是没了电，此时正在楼下的超市里购物，一会儿就回来，看着一大帮人在撬她的门会大吃一惊，撬门的人中还有我。可是，等他们来了，撬开了门，她也没有出现，直至我们冲进了卧室，才发现，她静静地躺在床上，穿一条蓝色的裙子，白色的半袖衬，黑色的带襻的布鞋，脖子上还围着一条蓝色的围巾。地上是一摊血，从粉砌的玉腕上滴下。
急救的大夫看了她的瞳仁，摸了她脖子，摇了摇头，说了句“多漂亮的姑娘！”
奇迹没有发生。她被抬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本来是想带她去贵州的，既然她去不了了，那我也不去了。我又开始写我的小说，不以真实的生活为基础，只以真实的情感做准绳。努力地回想着每一个在我的生命中曾经出现的人，一个个我忽视了的世界，多想走进他们的内心，听听他们的心事，再说给你--我亲爱的读者--听。就这样，一天天活在回忆里，想起遗忘了好多年的好多人。一年级时有个女生，只和我们同了不到一年的学，就转走了，名字中有个莲，个子小小的，高年级的孩子看她背个书包上学，会说：“这么小的小孩也上学？”她学习不太好，老师没提问她就举手，老师问什么事，她说墙上有个臭虫。还有一次她举手，老师不耐烦地放下课本，问道：“说吧，又有什么事？”她怯生生地说：“老师，我尿裤子了。”她转走之后再也没有见过她，像是搬了家，或是去了另一个城市。还有一个和我同了一年半学的小男生，关于他的名字，我一个字也不记得了。他个子也不高，家里挺穷的，好像户口还不是本地的。同学们都瞧不起他，因为他穷，因为他脏兮兮的，还说他头上有虱子。可他跟我挺好，我还去过他家，同学们不让我跟他玩，我跟他在前边走，他们就在后面奚落他，他们所说的我也觉得挺好笑。后来他也转走，再也没见过。还有一个男生，个子高高的，只和我们处了一、两个月，脑子有点不太好，愣愣磕磕的，是我们体育老师的儿子，很能打，有把子力气，也有股子狠劲，闹着玩下死手，没人爱理他……我还想起我在六年级时，从背后窝心一脚踢倒的那孩子，他姓什么？不知道。难道是他？
郑海燕给我寄来一本笔记本，封皮是蓝色塑料的，上写“世界风光”四字，扉页中印有“大同小学一九八九年运动会四百米六年级第一名”的红字，半圆形的，熟悉的，也是淡忘的，却崭新的如同刚从商店买来。是郑海生的日记，日记中提到了我，却无一丝怀恨的意思。提到刘长年，提到魏志平、赵国华、林聪、杨程，充满悔意。为什么我早不知道呢？虽说写作是在我打了他之后。日记还提到了我从背后当胸一脚踢倒的小男生，他说他没想到我是那样的人。
我想，十有八九就是他了。我又回去，大同小学已搬走，原来的操场和教室已荡然无存，只有在偶尔的回忆才重现片刻，取而代之的是儿时课本里的小洋楼，还有尖尖地顶，仿的是哥特式。林聪姐姐的孩子就在这所学校里。我找到蔡老师，退休了，相貌没有太大的变化，看到她，就像是又回到了十多年前，那时的我还不及现在的一半大，稍稍懂些事，不再皮打皮闹，正在装着像个大人，独自一人时也曾哼唱过齐秦的情歌，眼中的蓝一如天的蓝。她居然记起了我，还记得曾罚过我站。我把我和郑海生的故事说给她听，她也有耳闻，还有她未曾耳闻的，也说给她听，她听得瞠目结舌。我问她是否还记得我上六年级时，五年级一班班主任是谁，她没想起来，她问为什么要找那老师，我说：“她班上有个姓黄的，是个男生，我要找的就是他。”她却说：“我记得那个班后来是我教的，姓黄的，没印象。”她又找出那个班的毕业照，我顿时兴奋了起来，可惜，我没有找到，她也没有想起来。也许，我的推断是错的，那个班里根本就没有姓黄的，就算有，也不是那个人的哥哥。
蔡老师还是很帮我的，几天之后，给我打来电话，说她班上有个姓黄的，挺老实一孩子，老实得都令人想不起来。初中去了顺德，跟小学的同学几乎再无来往。他还有个弟弟，也在大同小学上过学，四年级的暑假掉河里淹死了。
我去看了郑海生，也看了刘长年，他俩离得不算远。和缓的山坡上，野草慢慢地长，野花静静地开。我没有带来纸也没有带来花，只想和他们说说话。我说：“海生啊，在那边，别再欺负长年了，啊！你要再欺负长年，我还打你。”泪水簌簌，不能自抑。待我哭得没了力气，把眼泪和鼻涕都擦在他身上，我说：“海生啊，我写了本小说，你知道吗？这里头啊，有你有长年也有我，还有一个姓黄的小家伙，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也在这片山坡上，要是你见着他，你就跟他说……算了，还是我跟他说吧，也许，用不了多久，我就能见着他了。”
我也去看了江童，在包头，也看了大草原，第一次看到大草原，她说过多次要带我看的大草原。墓碑上有她的照片，留着短发，微笑着，隐约还能看到她的项链，项链上挂着戒指，我送她的。我掏出郭小川的身份证，烧掉了。
我想，我的小说可以结尾了。
我还要去一趟阜外医院。无论成功与否，死亡不可怕，生命值得热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