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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三亚总督衙门内。
李辉接到两位司令的任务，让大家来一起观看军舰里面的设备里面关于晚清这段时期的历史。
因为他们现在正身处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必须要对这条河里面的一水一沙都要了如指掌。
军舰指挥室。
大屏幕上面放着历史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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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运动是发生于约1900年中国清朝末期，清朝甲午战败后，在西方列强划分在华势力范围、华北农村频繁发生教案、天灾频仍及宫廷权力争斗激化的情况下，山东直隶农民、中国基督宗教教徒及传教士和清军三方之间的武装冲突。1900年春季直隶，成千上万习练降神附体和刀枪不入的贫苦农民，号称为“义和团”，他们杀天主教徒并延及基督教徒、焚毁教堂和教徒房屋，并且迅速向北京和天津蔓延；6月，义和团在清廷许可下进入北京，随后展开了攻击教徒和焚烧教堂的暴力活动，义和团又先于清军进攻天津租界，最终引发八国联军远征。
大刀会，清代民间武术团体。又称金钟罩，光绪二十年（1894年）前后，大刀会兴起于山东曹县、单县一带。因此，它又被称为“曹、单大刀会”。
主要活动于鲁西南地区，以其成员练武时携带大刀而得名，练武时在场内横置大刀一口。主要习练排刀、排枪、排砖石等“金钟罩”硬气功。具有吞符念咒等迷信色彩，宣称可以神灵护卫，刀枪不入。
起初大刀会是除灭当地土匪，维护地方治安，受到官方的有条件的默许。但后来在民教冲突中，大刀会开始反对天主教会，与天主教会发生了一拨又一拨的冲突，劫掠了教民财产，烧毁多家教民的房子。在德国和法国公使的胁迫下，山东巡抚李秉衡决定对大刀会进行弹压。在1896年7月处死了大刀会的会首刘士瑞和曹得礼。大刀会的公开活动在刘士端和曹得礼被斩首后便沉寂下去[6][7]。
巨野教案与德国强占胶州湾、英国租借山东威海[编辑]
就在大刀会的事件已经风平浪静的时候，山东西南突然又发生了一件大教案。1897年11月1日，山东省曹州府巨野县（今菏泽市巨野县）张家庄天主教堂的两名德国圣言会神父能方济（FatherFranciscusNies）和韩理加略（FatherRichardHenle）在深夜被一群来历不明的人杀死，这也是历史上所称的“巨野教案”或“曹州教案”。由于此地的天主教圣言会受德国庇护，因此，在11月6日，德国以此冲突为借口出兵山东，并于11月14日强行占领中国山东省胶州湾（今青岛）[5]。李秉衡因而被革职，由张汝梅继任山东巡抚，到1899年3月卸任，由毓贤取代。
州湾事件之后，清廷官员开始采用一种格外谨慎的态度来与外国人和中国本土教民打交道。益加骄纵的天主教圣言会在山东传教的过程中，频频以干涉词讼作为拉人入教的手段，导致受清廷追捕的秘密宗教（如白莲教）成员和土匪以及逃避地主勒索的贫民都纷纷加入了天主教以寻得庇护。当时中国官员的抱怨和新教传教士的批评就是一个明证[6][8]。
1898年3月10日，御史胡孚宸奏折：
山东有德兵枪毙平人之案，经德官验明，仍未将洋人抵命，远近汹汹，民怀怨愤。传教士凌轹乡党，欺侮平民，睚眦之仇，辄寻报复。往往造言倾陷，或谓某人毁谤洋教，或指某人系大刀会匪，遽欲怵以兵威。不知教士之势愈张，则平民之愤愈甚。民气遏抑太久，川壅则溃，伤人必多。[9]
1899年3月15日，光绪帝下圣旨授予天主教传教士官衔：“分别教中品秩，如总教主或主教，其品位既与督抚相同，摄位司铎、大司铎，准其见司道，其余司铎，准其见府厅州县各官。自督抚、司道、府厅州县各官，亦要照品秩以礼相答。”[10]
在山东恩县庞庄的新教传教士明恩溥曾如此描述天主教的主教：
主教们作为全省的宗教统治者采用了中国巡抚的等级制度，并在他们的帽顶上缀上了一颗显示身份的顶珠。他们每次外出都乘坐与其身份相符的轿子，都有骑马侍从和步行随员前呼后拥，都有一把体现地位尊崇的大伞为前导，而且每次到达与出发时都鸣放一响礼炮。”
而事实上，教案不单单只在华北存在，而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在1895年有成都教案。永兴县令阎少白这样写道：
地方官类皆仰体时艰，借三尺之法辅助主教，以鱼肉华民，必满教民之欲而后已，主教遂愈觉得意，肆行无忌，遇事生风，地方官稍拂其意，即电报上海、京都，立即雷厉风行，得尺进尺，得寸进寸，究必勒赔巨款，久矣习以为当；无中生有，借端索诈。卑职仰鼻息于洋人，以犯众怒，内负吾学，内负吾民，已无以自立于天壤。但问民教，不能复问曲直，是非公道无存，尚复成何世界[12]。
1897年11月14日德军强占胶州湾以后，12月18日德皇威廉二世在欢送阿尔贝特·威廉·海因里希(普鲁士)率舰队来华的基尔演说中有对中国要“用铁拳打进去”的话。1900年6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前进报》的社论说：。毫无疑问，中国人民运动的爆发，是几年以前宣布的对中国的‘铁拳’政策所引起的。维也纳《时代报》上发表的一位熟悉中国情况人士的文章认为，义和团运动发生的时期应从德国强占胶州湾算起。德国发出侵占的信号，俄、英步其后尘，而这一切的自然结果，便是出现了一个民族自卫的团体。因此，中国也举起了它的铁拳，这就不足怪了。我们倒要来看看这两个铁拳究竟哪一个要利害些哩。[13]
赵三多和梅花拳[
1898年梅花拳拳师赵三多首次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注2][5][6][14]。1898年10月26日赵三多、阎书勤等在山东冠县梨园屯（今属河北威县）蒋家庄马场发动首次义和拳武装起义，率众攻打天主教教堂，杀死天主教教民。赵三多为避免牵连同门将梅花拳改名义和拳，但此时的他们并没有像后来的义和团那样纳入了“刀枪不入”、“降神附体”、“神拳”的做法，他们和席卷1900年的义和拳是两回事，两者虽然在名称、抗争口号上有类似之处，但不能将1900年的义和拳等同于赵三多的义和拳。
“义和”的提法并不是赵三多首创，在此之前，以“义和”命名的组织也曾零星地出现过，譬如1774年王伦叛乱中曾提及一个组织叫义和拳，1813年癸酉之变八卦教也有一个组织叫“义和门拳棒”。1860年代威县为了对付捻军，组建三支团练，其中就有一支名叫“义和团”[14][6]。据目前所知，“义和拳”一名首见于1779年1月12日直隶总督周元理的奏折中；该奏折说：“奉旨：山东冠县及直隶元城县有民人杨姓等起立义和拳邪教，聚集多人之处，其所称童姓，既有义和拳名色，为行路推车人之所知，断难掩众人之耳目。”[6]
英驻清公使窦纳乐在1900年1月向英国首相索斯伯利侯爵谈到这个名称的意义；他说：“Boxers（拳手）这个名称，最初不是传教士就是新闻报纸提出来的，但它没有表达出中文名称的意义。这个名称所包含的意思是：为了维护正义事业（“义”），该结社成员应团结起来（“和”），在必要时使用武力（“拳”）。”
戊戌政变的影响
1898年光绪帝的变法的激进做法在一般舆论看来就是“洋化”，引起了保守派人士和宗教人士（僧人、道士）的愤怒，他们发出了对新政的污蔑之词[5]，传言光绪帝加入了天主教，康有为在宫中设立礼拜堂；在北京还传说康有为设立洋鬼子衙门，录用洋鬼子办工[16]。通过传言的流通和再解释，光绪帝、康有为的行为就被联系到“天主教”、“洋鬼子”身上，他们被视为二鬼子。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结束了百日维新运动。慈禧的政变在普通民众中产生了一种印象，即太后不但反对光绪的新政，而且反对洋人。地方传闻慈禧要将洋人赶出中国“北京将西人逐出，各州县亦欲出示令人赶逐西士及教友”[17]。自1898年秋天开始，对天主教会、传教士、西洋人的敌意大大增加
山东当局对义和团的政策
在义和拳兴起之初，山东当局希望在一定程度上保护拳民的积极性，在主观上有利用拳民的力量与外来势力相抗衡的政治或外交目的[18]，为义和团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当局希望将这一民间自发的力量官方化，采取将拳民编入乡团的政策。拳会是民间私立的非法结社，与清政府官办的乡团自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组织，两者的关系在历史上基本上是势同水火。于是，山东巡抚张汝梅于1898年6月30日上奏清廷，建议清廷充分考虑“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的建议，将拳民编入乡团，得到了清廷的默许。1899年接替张汝梅的毓贤是个极端保守和排外的官员，上任伊始就上奏清廷，断言民教不和，是因“教民欺压平民”，“断无（平民）虐待教民之事”[。对于匪徒，他采取杀一儆百的手段来防止群体失控，但为了制约教会势力和列强，他乐意见到大众的反外国、反教会的自卫性拳会的存在，以对抗天主教势力，所以他采取了更为宽容的政策。他在给直隶总督裕禄的电报中明确地表示：“（拳民）凡安分者、自保身家，原不禁止；若真有捉人勒赎、抢掠无忌等情事，亦即派队查拿。”[22]1899年8月下旬，山东兖沂曹济道彭虞孙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说：“（拳会）阳谓自卫身家，实则寻教构衅。……时奉文举办团练，当轴（即巡抚）韪其义举，不加深察，一视同仁，意谓寓兵于农，正可备御侮之选。故有练习技勇保卫身家例所不禁之示。小人得逞其志，何所惮而不为。”[23]此外，毓贤还采取了“惩首解从”的政策，就是当拳民滋事之时查拿首要，而将随从人员解散。由于官府采取了这些特殊政策，在部分农民群众中造成官府支持、纵容反天主教斗争的错觉，有些民间拳会也机敏地利用了官府政策的软弱和群众的错觉，散布官府支持反教会斗争的言论，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反教会斗争的高涨。
从神拳到义和拳
在山东西南地区的大刀会和直隶山东交界的赵三多义和拳被镇压下去后，山东西北地区的茌平、平原、高唐、恩县、禹城、长清等县突然兴起了一种新的拳场，当地人称之为“神拳”。最开始的时候它也被人称为“金钟罩神拳”，其中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借用了鲁西南地区大刀会的金钟罩武术和“刀枪不入”的观念。神拳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降神附体”，仪式简易，人人可参与。大刀会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参加，入会需要交香火费。但神拳没有这方面的要求，谁都可以参加。另外，大刀会的金钟罩武术属于一种硬气功，需要较长时间的练习。但神拳不一样，他们不是通过练习达到，而是在各种拳术的基础上，通过“降神”来完成。
练习神拳的人中逐渐出现了两个著名的人，那就是朱红灯和心诚和尚。1899年，朱红灯已经获得了很大的名声，附近贫苦民众纷纷拜朱红灯为师学习神拳。后来，神拳也改名为义和拳[7]。但从大刀会到赵三多的义和拳，再到朱红灯的义和拳，之间并没有组织上的继承关系。朱红灯所领导的义和拳是真正意义上的义和拳，具备了1900年义和拳的所有特征。从大刀会中借用了金钟罩和“刀枪不入”的观念，从赵三多的义和拳借用了名称、扶清灭洋的口号等，然后加上了降神附体的巫术
己亥建储
戊戌政变后，光绪帝被慈禧幽禁在三面环水的南海瀛台。守旧派大臣恐光绪怨于将来，纷纷怂恿慈禧太后废掉光绪。慈禧太后遂依荣禄建议，于1900年1月24日，以光绪帝名义颁诏，称其不能诞育子嗣，乃立端郡王载漪之子，15岁的溥俊为大阿哥，史称己亥建储。
不过该诏书一出，随即令天下哗然，1900年1月27日，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领衔通电要求光绪皇帝“力疾临御，勿存退位之思”；签名者有叶瀚、马裕藻、章炳麟、汪贻年、丁惠康、沈荩，唐才常、经亨颐、蔡元培、黄炎培等1231人[25]；经元善等1231人同时发表《布告各省公启》，要求各省共同力争，“如朝廷不理，则请我诸工商通行罢市集议”[26]。各国公使认为立储事件影响中国形势稳定，随之提出警告，拒绝入贺。慈禧太后对列强怨恨甚深，载漪等人对西方列强及光绪帝更为仇恨[27]。
历史学家唐德刚支持宫廷权力斗争是义和团运动激化的其中一个原因的观点。唐德刚将惇亲王载濂、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庄亲王载勋四兄弟比作四人帮，将刚毅比作****，将义和团比喻为红卫兵。载字辈四兄弟、刚毅及其一帮扶助义和团的大臣如赵舒翘、毓贤、董福祥等，利用义和团的民间力量及慈禧太后对洋人又怕又恨的心态，排斥光绪帝等帝党和打击洋人势力。在多次御前会议上，他们当众羞辱光绪帝及主和大臣，溥俊甚至直斥光绪为二毛子。
晚清时翰林院编修恽毓鼎曾指出：“载漪又急欲其子得天位，计非藉兵力慑使臣，固难得志也。适义和拳起，诡言能避火器，以仇教为名，载漪等遂利用之，以发大难。故廷臣据理力争，谓邪术不足信，兵端未可开，皆隔靴搔痒之谈也。甲午之丧师，戊戌之变政，己亥之建储，庚子之义和团，名虽四事，实一贯相生，必知此而后可论十年之朝局。”[28]
直隶和山东的天灾。
义和团并未从山东扩展到河南、安徽等地，而蔓延到直隶，是与当地的频繁天灾有直接关系[7]。1898年，黄河发大水；但1898年洪灾之后，1899年、1900年山东、河北又连遭大旱；同时，山东又遭虫灾[29]。迷信的百姓遂迁怒教徒和教会，以为是他们得罪了老天爷，义和团的反教揭帖就说“天无雨、地焦干、全是教堂止住天”[14]。《天津政俗沿革记》中记载：“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正月，山东义和拳其术流入天津，初犹不敢滋事，惟习拳者日众。二月，无雨，谣言益多，痛诋洋人，仇杀教民之语日有所闻。习拳者益众。三月，仍无雨，瘟气流行。拳匪趁势造言，云：‘扫平洋人，自然得雨’。四月，仍无雨。各处拳匪渐有立坛者”[14]。当时某个传教士也说：“雨水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安全，正是由于久旱无雨，他们才在这里闹事，并不是因为义和团……他们本来都是安分守己的人，但他们现在被饥饿折磨得绝望了。”
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劝奉教，自信天，不敬神，忘祖先。男无伦，女行奸，鬼孩俱是子母产。如不信，仔细观，鬼子眼珠俱发蓝。天无雨，地焦干，全是教堂止住天。神发怒，仙发怨，一同下山把道传。非是邪，非白莲，念咒语，法真言。升黄表，敬香烟，请下各洞诸神仙。仙出洞，神下山，附着人体把拳传。兵法艺，都学全，要平鬼子不费难。拆铁道，拔线杆，紧急毁坏火轮船。大法国，心胆寒，英美俄德尽消然。洋鬼子，尽除完，大清一统靖江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