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4世纪以前的东亚
古代东亚世界有一个漫长的形成与演进的过程。
如果以中国统一王朝西晋的崩溃作为一个阶段的标志，那么，4世纪以前的东亚基本上处于中国统一王朝的强烈影响之下，各族接受汉文化的同时，逐渐成长。
古朝鲜是秦汉流民卫满所建。往前追溯，有箕子朝鲜，《后汉书·东夷传》记载：昔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箕子教以礼义田蚕，又制八条之教。其人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其妇人贞信，饮食以笾豆。其后四十余世，至朝鲜侯准，自称王。汉初大乱，燕、齐、赵人往避地者数万口，而燕人卫满击破准而王朝鲜，传国至孙右渠。
初，朝鲜王准为卫满所破，乃将其余众数千人走入海，攻马韩，破之，自立为韩王。从西周到汉初的历史，只有概括性的记述。朝鲜保存箕子遗址若干处，著名的如平壤府朝鲜郡有：箕子墓，在府城北兔山上。
箕子宫，遗基在正阳门外。箕子朝鲜末代国王箕准自朝鲜南逃入马韩，当地也有遗迹留存，例如原属于百济的益山郡咸平县有：箕准城，在龙华山上，俗传箕准所筑，故名焉。石筑周三千九百尺，高八尺，有溪有泉井。以上引文见《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卷五十一，卷三十三，日本东京，朝鲜史学会，1930年。朝鲜各地保存的箕氏遗迹与《后汉书》的记载一致。朝鲜有文字以来直至近代的史籍也都承认箕氏朝鲜，朝鲜最初的史书《三国史记》卷二十二，作者金富轼论曰：玄菟、乐浪，本朝鲜之地，箕子所封。箕子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设禁八条。是以其民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饮食以笾豆，此仁贤之化也。从朝鲜古史到个人文集，关于箕子的记述不胜枚举。根据这些记载，可知箕子最早将西周文明传入朝鲜。
西汉初，原燕人卫满依靠新来流民的力量，取代箕准称王，建立卫氏朝鲜。卫氏朝鲜同西汉的关系，《汉书·朝鲜传》记载稍详，但关于其社会形态、风俗民情，仍付阙如。
汉武帝时，出兵征伐朝鲜，卫氏灭亡，置乐浪、玄菟、临屯和真番四郡，为汉朝直辖地。此后由于周边部族的侵扰，玄菟、临屯和真番三郡内迁并省，保存乐浪郡，将三郡部分领县并入，乐浪遂领有二十五县，成为中央朝廷控制东方的重镇。东汉末年，公孙度祖孙三代割据辽东，从乐浪郡分出带方郡，管辖朝鲜半岛南部，兼领日本列岛事务。魏景初二年(238），司马懿平辽东，收复乐浪、带方二郡，此局面一直维持到西晋末年。
从箕子朝鲜到汉晋乐浪郡，朝鲜半岛北部处于汉文化的直接影响之下。附近的高句丽、貊、三韩等部族在吸收汉文明的过程中逐渐强大。北部的高句丽族“汉时赐鼓吹技人，常从玄菟郡受朝服衣帻，高句丽令主其名籍。后稍骄恣，不复诣郡”《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东夷传》，第843页。，迅速成长起来。公元313年，高句丽借五胡进入中原之机，攻破乐浪郡，随后再破带方郡，西晋失去了对朝鲜半岛的控制。南部的三韩也在动乱中崛起。
从汉武帝平朝鲜直至4世纪初，朝鲜为汉晋王朝的直辖郡县，不成为东亚世界的组成部分。然而，在汉文化的强有力影响下，半岛各族逐渐强盛，到中国动乱的4世纪，开始踏上建国之路。
和朝鲜半岛一海之隔的日本列岛，有更大的独立性。在汉代，日本列岛上的部落国家已经开始同汉朝交往。《汉书·地理志》记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但是，具体形态不详。到东汉，双方交往更多。《后汉书·东夷传》对日本列岛有比较详细的记述。然而，此记载主要根据晋人陈寿《三国志·魏书·倭人传》而作，而陈寿则大量采用魏晋时人的撰述。因此，此时期日本列岛的情况，应该采用后者的记述。
根据《三国志·倭人传》，当时日本列岛是仍处于部落国家的阶段，“旧百余国，汉时有朝见者，今使译所通三十余国”。这些部落国家都积极争取同汉魏王朝交往。就东汉的情况而言，“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安帝永初元年，倭国王师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 《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倭传》，第2821页。。见于史籍记载的就有“倭奴国”和“倭国”，后者颇可怀疑，因为当时日本尚未形成统一的“倭国”。根据《北宋版通典·边防一》记载：“永初元年，倭面土国王师升等献生口。”韩昇译订《北宋版通典》第八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2页。参阅韩昇《海东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可知此处的“倭国”实为“倭面土国”。
东汉对于日本列岛部落国家的朝贡，采取积极交往的政策，给予册封和赏赐，将他们纳入东汉国际体系中来。汉光武帝册封倭奴国王，授予金印。1784年，日本福冈县志贺岛上一位挖水沟的农民甚兵卫无意中发掘出一枚金印来，其印文为“汉委奴国王”，金质、蛇钮，边长2.3厘米，高2.2厘米，重108.7克，同1956年中国云南省晋宁石寨山滇王墓（六号墓）出土的“滇王之印”形制基本相同，可证它应该就是汉光武帝所赐金印。
曹魏继承东汉的对外政策，在平定辽东公孙氏之后，积极开展对倭交往。此时，日本列岛上出现了女王统治的大国“倭国”，以邪马台国为中心，其下统属数十国，《三国志·倭人传》列出国名的就有三十一国，汉光武帝曾经封赐的奴国亦在其中。景初三年（239）六月，倭女王卑弥呼派遣使者难升米、次使都市牛利到带方郡，献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要求朝贡，带方郡太守刘夏派人将他们送往京都。十二月，魏国册封倭王为“亲魏倭王”，授予紫绶金印，给予丰厚的回赐：绛地交龙锦五匹、绛地绉粟罽十张、蒨绛五十匹、绀青五十匹，答汝所献贡直。又特赐汝绀地句文锦三匹、细班华罽五张、白绢五十匹、金八两、五尺刀二口、铜镜百枚、真珠铅丹各五十斤，皆装封付难升米、牛利还到录受。悉可以示汝国中人，使知国家哀汝，故郑重赐汝好物也。《三国志》卷三十《魏书·倭人传》，第857页。不难看出，双方都采取了积极的态度。魏朝厚赏倭国，应该同东亚的政治形势有关。东北局势颇不安定，先是公孙氏割据辽东，建安十年（205），曹操借追击袁绍残部袁尚兄弟之机，进军东北，大破乌丸，但已成强弩之末，不得不班师《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引《曹瞒传》记载：“时寒且旱，二百里无复水，军又乏食，杀马数千匹以为粮，凿地入三十余丈乃得水。既还，科问前谏者，众莫知其故，人人皆惧。公皆厚赏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徼幸，虽得之，天所佐也，故不可以为常。诸君之谏，万安之计，是以相赏，后勿难言之。’”足以为证。，用计令公孙康斩袁尚兄弟。此后，公孙氏一直是魏朝的一块心病。东吴也洞悉到这一点，故派遣使者到东北联络公孙氏甚至高句丽，图谋从背后攻击辽东，钳制魏朝。《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记载：（魏青龙元年）十二月，公孙渊斩送孙权所遣使张弥、许晏首，以渊为大司马、乐浪公。
（魏青龙四年）秋七月，高句骊王宫斩送孙权使胡卫等首，诣幽州。从东北大局来看，魏明帝厚封倭王卑弥呼，应有稳定东北的战略考虑。同时，也积极争取将东北亚国家纳入魏朝国际关系体制中。
从倭国的角度而言，和魏建立关系，获得册封，至关重要。
首先，日本列岛上部落国家林立，远未统一。获得魏朝的承认和支持，就可以在同敌对国家竞争中取得优势的政治地位。而且，如果得到魏的实质性支持，更可以获得军事优势。实际上，魏也确实在多方面给予大力支持。《三国志·倭人传》记载：正始元年，太守弓遵遣建忠校尉梯儁等奉诏书印绶诣倭国，拜假倭王，并赍诏赐金、帛、锦罽、刀、镜、采物，倭王因使上表答谢恩诏。
其六年，诏赐倭难升米黄幢，付郡假授。其八年，太守王颀到官。倭女王卑弥呼与狗奴国男王卑弥弓呼素不和，遣倭载斯、乌越等诣郡说相攻击状。遣塞曹掾史张政等因赍诏书、黄幢，拜假难升米为檄告喻之。魏朝赐物中，黄幢、锦、罽等，可令倭王与周邻部落显著区别开来，展现出王的威仪。而且，打着魏的黄幢，明确向敌方显示魏的支持，亦是一种震慑。更重要的是，魏带方郡派往日本列岛的使者都是军官，一方面“檄告”敌国服从，另一方面则直接充当军事顾问。
其次，当时倭王“名曰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年已长大，无夫婿，有男弟佐治国。自为王以来，少有见者。以婢千人自侍，唯有男子一人给饮食，传辞出入。居处宫室楼观，城栅严设，常有人持兵守卫”《三国志》卷三十《魏书·倭人传》，第856页。。女王作为神的代言人，通过“男弟”治理国家，其国家政治形态还相当原始。原来各自立国的诸王服属于邪马台国女王之后，成为世袭的中央贵族或者地方豪族，分割国家权力，自上而下的尊卑等级秩序尚未建立。故倭王希望通过魏朝册封其下属，来逐步确立等级秩序。前述景初三年魏册封倭王的同时，还封难升米为率善中郎将、都市牛利为率善校尉，授青绶银印；正始四年（243），魏又封倭使“掖邪狗等壹拜率善中郎将印绶” 《三国志》卷三十《魏书·倭人传》，第857页。，都是明显的例证。这类册封出自倭国内部的政治需要，维持了相当长的时期，一直到南朝刘宋时代，还见到倭王珍“表求除正，诏除安东将军、倭国王。珍又求除正倭隋等十三人平西、征虏、冠军、辅国将军号，诏并听”。元嘉二十八年（451），宋朝再次“除所上二十三人军、郡” 《宋书》卷九十七《倭国传》，第2395页。。
倭国要借助外部权威来提高王权，魏朝也深明此点，故特地厚赐倭王，并在诏书中不忘写上：“悉可以示汝国中人，使知国家哀汝，故郑重赐汝好物也。”魏朝对倭王的扶植煞费苦心。当然，倭王也心领神会，把魏朝的赏赐品下赐部属，显示王权有强有力的靠山，从而建立权威。
魏朝的政治支持，在倭国内部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三国志·倭人传》记载，倭女王卑弥呼死后，曾经立过男王，但“国中不服，更相诛杀，当时杀千余人”。亦即从神权政治向世俗政治的过渡中夭折，只好“复立卑弥呼宗女壹与，年十三为王，国中遂定”。值得注意的，是在此过程中，魏国军事使者张政始终在场，恐怕壹与的继立与张政颇有关系，故一旦王位之争尘埃落定，“政等以檄告喻壹与，壹与遣倭大夫率善中郎将掖邪狗等二十人送政等还，因诣台，献上男女生口三十人，贡白珠五千，孔青大句珠二枚，异文杂锦二十匹”。
综上所述，在4世纪以前，汉、魏、晋文明已经有了高度发展，周邻民族与国家深受影响，并在吸收汉晋文化的同时，逐步成长起来。汉、魏、晋三朝也积极介入东方民族与国家事务，如帮助倭国提高王权等，致力于构建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因此，此时期的民族及国家关系，以政治关系为主导。
第二节 高句丽与南北朝关系的演变
西晋末年爆发了“八王之乱”，这场没有道义的内讧，引来了五胡大举进入中原，长安和洛阳两京先后陷落，洛阳更被匈奴族刘曜的一把大火吞没，数百年文明化作灰烬。中国古代王朝失去了对国际局势的驾驭能力。在东方，高句丽族趁势而起，公元313年攻陷乐浪郡，接着再破带方郡，汉武帝以来掌控东方的重镇失陷，东亚进入了激烈动荡的时代。
高句丽族分布于中国东北吉林、辽宁以及朝鲜半岛北部地区，汉晋时代，属于乐浪郡辖下，中国发生动乱，高句丽就乘机进攻乐浪，但每次都遭到痛击，伤亡惨重。曹魏以来，高句丽因为向西扩张而遭讨伐、都城被攻破的事例，就有魏正始七年（246）魏将毌丘俭破丸都，逼使高句丽迁都平壤城；东晋咸康七年（341），高句丽故国原王回迁丸都，图谋西进，遭鲜卑慕容皝痛击，破丸都，烧宫室，扣留高句丽王母，逼使其迁都平壤东黄城。规模小于此的战斗不胜枚举。
故国原王母亲被鲜卑扣为人质，不得不向燕称臣，同时还向东晋派出使节《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六》“故国原王十三年（343）”条记载：“春二月，王遣其弟，称臣入朝于燕，贡珍异以千数。燕王皩乃还其父尸，犹留其母为质。秋七月，移居平壤东黄城，城在今西京东木觅山中。遣使如晋朝贡。”。此背景决定了高句丽同南朝的交往具有相互借重的政治目的。高句丽希望联合南朝抗衡北朝，南朝也希望高句丽从背后牵制北朝。这种政治关系在以下交往中显现得十分清楚。晋安帝义熙九年，高丽王高琏遣长史高翼奉表，献赭白马，晋以琏为使持节、都督营州诸军事、征东将军、高丽王、乐浪公。 《南史》卷七十九《高句丽传》，第1970页。
（宋元嘉）十六年，太祖欲北伐，诏琏送马，琏献马八百匹。
大明三年，又献肃慎氏楛矢石砮。 《宋书》卷九十七《高句丽传》，第2393页。马匹是南朝对北作战的紧缺装备，肃慎弓箭闻名当时，双方对相互交往甚为重视，其政治军事色彩相当浓厚。因此，高句丽在南朝对外关系中，自然居于东亚诸国之首。
这种具有南北呼应、相互支持的关系，因形势的变化而改变。引起重大变化的事件，首先是北燕的灭亡。
五胡十六国后期，北魏崛起，逐渐统一华北，进而向鲜卑族根据地东北进军。延和元年（432），太武帝拓跋焘开始征北燕，遭遇抵抗，战事迁延多年。太延二年（436）二月，北魏“遣使者十余辈诣高丽、东夷诸国，诏谕之” 《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第86页。。显然，北魏感觉到区区北燕历年不下，其背后有高句丽及东夷的支持，故遣使诏谕。对于高句丽而言，衰弱的北燕是其与北魏的缓冲，利益所在，岂是北魏一纸诏谕所能劝阻的。三月，北魏再次发动强大攻势，北燕冯弘不敌，向高句丽求救。高句丽遂派步骑两万人，将冯弘君臣及大批人员军资财宝接入高句丽。
北魏完整夺取北燕的计划落空了，遂向高句丽索要冯弘一行。然而，冯弘带来的兵员物资，正是高句丽所急需的。在高句丽的发展史上，冯弘一行的作用相当显著，接收冯弘一行后，高句丽骤然强大许多，取得了对夙敌百济的优势。因此，高句丽不惜与北魏对抗，也不肯交出冯弘一行，北魏同高句丽关系骤然紧张，北魏甚至开始讨论征伐高句丽。
北魏拿下北燕，用了五年的时间，师老兵疲，已是强弩之末，高句丽看清了这一点，敢于同北魏对抗。然而，高句丽也明白，如果真的和北魏结仇，待北魏休整过来后，其压力不堪承受。因此，高句丽采取了要实利但给足北魏面子的对策，频频向北魏派出使者，朝贡游说，极力缓和局势。高句丽长寿王（琏）时代，同北魏的往来多达四十二次，其中大部分是围绕北燕冯弘问题及其善后处理所进行的交涉，可见当日形势之紧张。
高句丽缓和局势的外交努力取得了部分成果，北魏中止了征伐高句丽的讨论。高句丽乘机杀掉冯弘，既消除同北魏交往的障碍，又彻底吞并其人员资财，壮大自己。北魏不能无条件让步，故提出高句丽长寿王之女作为献文帝嫔妃的要求，实际上就是要高句丽纳质称臣。长寿王推三阻四，一再更换人选，提出：“若天子恕其前愆，谨当奉诏。”在双方交涉过程中，因为献文帝去世，北魏只好作罢。
北魏孝文帝掌握大权，高句丽顺势改善同北魏的关系，《魏书·高句丽传》记载：“至高祖时，琏贡献倍前，其报赐亦稍加焉。”然而，高句丽同时也和南朝交往，孝文帝初期还因为捕获高句丽派往齐朝的使者而切责之。显然，一直到此时，高句丽仍对南北朝采取双面外交政策。
这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改变了东亚外交格局，促进了高句丽与北魏的关系。延兴二年（472），百济盖卤王突然派使者到北魏控诉高句丽称霸东方，勾结南北敌国共图北魏等。北魏同百济素少交往，突然接到百济请其征伐高句丽的上表，当然不会轻易接受。高句丽获悉此事，深感忧虑，意识到北魏同其敌国结盟的严重危险，遂断然采取措施，一方面全力改善同北魏的关系，稳住强邻；另一方面则在三年之后大举南下，破百济都城，诛其国王，彻底粉碎百济与北魏结盟的图谋。百济盖卤王的盲动，反而促使高句丽加强同北魏的关系，放弃了以往对南北朝两面外交的政策，投向北朝。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五年（491），高句丽长寿王去世，北魏孝文帝为他“举哀于东郊，遣谒者仆射李安上策赠车骑大将军、太傅、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谥曰康。又遣大鸿胪拜琏孙云使持节、都督辽海诸军事、征东将军、领护东夷中郎将、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赐衣冠服物车旗之饰”《魏书》卷一百《高句丽传》，第2216页。。高句丽接受册封，向北魏称臣，以此为标志，之后北魏和高句丽虽然也有矛盾，但关系基本良好，形成北魏与高句丽为一方的东亚外交阵营。
孝文帝中期积极发展同高句丽的关系，有其深刻的国内因素在起作用。孝文帝时代，北魏积极进行改革，太和九年（485）实行均田制，翌年设立党长、里长和邻长三长，编制户籍，全面整顿动乱时代被大族控制的乡村。到太和中，进一步改革政治体制已经势在必行。为此，孝文帝在心中筹划将首都从拓跋族权贵控制的平城迁到洛阳。此举不但在国内会遭到权贵们的反对，而且，首都南迁，势必对北方边防造成重大影响。故孝文帝隆重追谥高句丽长寿王，同时厚封新继位的文咨王（云），意在借重东亚强国高句丽以确保东北边疆的安全。
孝文帝对高句丽的政策被下一代所继承，正始年中，高句丽使节来到北魏，当面向宣武帝禀告：高丽系诚天极，累叶纯诚，地产土毛，无愆王贡。但黄金出自夫馀，珂则涉罗所产。今夫馀为勿吉所逐，涉罗为百济所并，国王臣云惟继绝之义，悉迁于境内。二品所以不登王府，实两贼是为。高句丽以贡物为借口，控告勿吉和百济，这恐怕是高句丽长期的图谋。因为从《魏书·勿吉传》可以看到，勿吉原称肃慎，在高句丽北面，太和初年派遣使者乙力支到北魏，“自云其国先破高句丽十落，密共百济谋，从水道并力取高句丽，遣乙力支奉使大国，请其可否”。可知高句丽和勿吉、百济为敌，谋图对方。如前所述，孝文帝此时专注于国内改革，尽力稳定国际局势，故约束三国不得相侵，“诏敕三国同是藩附，宜共和顺，勿相侵扰”。宣武帝正始年间，朝政日渐腐败，南北交相征伐，魏帝亲任高句丽人高肇，疏离宗室。此时高句丽使者控告勿吉和百济，实际上是暗示要求采取军事行动。宣武帝竟回诏称：高丽世荷上将，专制海外，九夷黠虏，实得征之。瓶罄罍耻，谁之咎也？昔方贡之愆，责在连率。卿宜宣朕旨于卿主，务尽威怀之略，揃披害群，辑宁东裔，使二邑还复旧墟，土毛无失常贡也。将本应属于天子专有的征伐权力授予高句丽。这大概是高肇的主意。然而，不能不说北魏宣武帝不谙国际事务及其基本原则，采取机会主义路线，违背了孝文帝乃至前代以来一直遵循不改的对外关系政策。
北魏听任高句丽称霸东亚，获得了短暂的利益，同高句丽结成亲密的关系，保证东北边疆的安全。然而从长远来看，却造成了相当深刻的祸害。宣武帝以后，北朝对东亚的权威失落、隋唐同高句丽的尖锐矛盾，以及高句丽一再卷入东北地区与中央朝廷的对抗，与此有着不可推脱的干系。
高句丽同北魏的友好关系一直保持到北朝末年，高句丽历代新王继立，北魏都给予册封，一般都授予车骑大将军、领护东夷校尉、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地位尊贤。
纵观北魏同高句丽的关系，地缘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因素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三节 百济与南北朝关系的演变
同北方的北魏—高句丽紧密关系相比，南方却出现不同的景象。百济很早就向东晋朝贡，《宋书·百济传》记载，义熙十二年（416），东晋册封百济王为 “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镇东将军、百济王”。也就是说，乐浪郡陷落后不久，东晋就承认了百济，册封为外臣。
刘宋建立之后，百济依旧不断朝贡，刘宋也晋升百济王为镇东大将军。元嘉二年（425），宋文帝专门下诏褒奖百济“累叶忠顺”，派遣“遣兼谒者闾丘恩子、兼副谒者丁敬子等宣旨慰劳称朕意”《宋书》卷九十七《百济传》，第2394页。。此后，双方关系日益密切。值得注意的是双方的关系中文化因素甚重，如元嘉二十七年（450），百济毗有王上书献方物，“表求《易林》、《式占》、腰弩，太祖并与之”。百济积极输入南朝文化，当与其视南朝为正统有关。宋孝武帝大明二年（458），百济遣使请求宋封其部属十一人官职，宋满足其要求 《宋书》卷九十七《百济传》。。百济在政治上视南朝为正统，文化上倚重南朝，《周书·百济传》说：俗重骑射，兼爱坟史。其秀异者，颇解属文。又解阴阳五行。用宋《元嘉历》，以建寅月为岁首。亦解医药卜筮占相之术。有投壶、樗蒲等杂戏，然尤尚奕棋。僧尼寺塔甚多，而无道士。可见南朝文化技术对其影响至深，这同刘宋与高句丽的关系侧重于政治和军事方面颇为不同。
随着中国国内形势的转变，刘宋曾经想恢复中原的雄心壮志在北伐失败后渐渐消失，同外国的关系也更加注重向文化传播的方向转变。军事上的竞争败于北朝，文化上的正统之争就成为南朝的主要战场。南朝大量向海东输出文化，意义在此。
在这种形势下，百济同南朝悠久的文化联系就显出优势，国际关系的变化也在促使双方日趋紧密。这时期发生的两件事情值得高度重视。
首先是公元472年（北魏延兴二年），百济突然向北魏派出使节，上表控诉：“高丽不义，逆诈非一，外慕隗嚣藩卑之辞，内怀凶祸豕突之行。或南通刘氏，或北约蠕蠕，共相唇齿，谋陵王略”，请求北魏出兵征伐高句丽。如上节所述，北魏没有接受百济的请求，回诏给百济王：卿与高丽不穆，屡致陵犯，苟能顺义，守之以仁，亦何忧于寇雠也。
高丽称藩先朝，供职日久，于彼虽有自昔之衅，于国未有犯令之愆。卿使命始通，便求致伐，寻讨事会，理亦未周。以上引文俱见《魏书》卷一百《百济传》，第2218—2219页。从北魏回诏来看，大概对于百济同南朝的亲密关系早已知晓，故趁势要求百济顺义守仁，同时告知北魏与高句丽关系已久，拒绝百济所请。当然，北魏也给自己留下余地，称将来高句丽不奉诏时再同百济一起讨伐高句丽。北魏一方面争取百济投向己方，一方面考虑让百济从背后牵制高句丽。所以，专门派遣使者邵安前往百济慰喻。邵安一行取道高句丽前往百济，北魏特地诏令高句丽护送。这一举动不啻向高句丽通告北魏与百济的关系，恐怕隐含震慑高句丽的用意。果然，高句丽大为惊恐，坚决阻挡北魏使者南下，令其折回。北魏对此只是“下诏切责之”，高句丽确定北魏不会为百济兴师后，挥军南下，攻破百济。百济遭受沉重打击的同时，也对同北魏建立联盟的幻想断念。
其次，接下来发生的北魏同百济的武装冲突事件，使得东亚格局更清楚地区分为两个交往圈，亦即北魏和高句丽等为一方，南朝和百济、倭国等为另一方。
关于北魏征伐百济的事件，留下来的史料极为有限，且十分模糊。
《三国史记·百济本纪第四》“东城王十年（488）”条记载：“魏遣兵来伐，为我所败。”联系前后各年的记载，这一事件显得十分孤立与突然，看不出有什么前因后果。
考诸中国史籍，北朝方面全无记载，似乎没有任何事件发生；但在南朝史书里，可以找到了有关的记述。《南齐书·百济传》记载：是岁，魏虏又发骑数十万攻百济，入其界，牟大遣将沙法名、赞首流、解礼昆、木干那率众袭击虏军，大破之。“是岁”为何年，由于《百济传》散佚不全，不得而知。文中记载百济王名牟大，考诸上引《三国史记·百济本纪第四》：“东城王，讳牟大”，可知乃东城王时事。《南齐书》载上述记载之后，紧接着引录了牟大于建武二年（495）的上表：去庚午年，猃狁弗悛，举兵深逼。臣遣沙法名等领军逆讨，宵袭霆击，匈梨张惶，崩若海荡。乘奔追斩，僵尸丹野。由是摧其锐气，鲸暴韬凶。……这是牟大请求论功册封其下官员的表文。在册封名单里，见到沙法名、赞首流、解礼昆、木干那四人，恰好与上引《南齐书》记载一致。由此可知，《南齐书》是根据百济王的表文记载的，二者为同源史料。
在《建康实录》卷十六《魏虏传》“百济”条里，也发现了一条关于此事件的记载： 永明二年（484），魏虏征之，大破百济王牟都。“牟都”，未见于《三国史记》。以年代考索，永明二年在位之百济王为东城王牟大，则“牟都”为“牟大”之误。另外，《册府元龟·外臣部·封册一》记载：南齐建元二年（480）三月，“百济王牟都遣使贡献”。是年之百济王亦为东城王牟大，益证“牟都”即牟大。《广雅》说：“都，大也”，故“都”可能是“大”字的混用。但上引《册府元龟》又载：永明八年（490），南齐“策命太（大）袭亡祖父牟都为百济王”。东城王的祖父为盖卤王，名庆司，不叫“牟都”。所以，南齐册封诏书中的“牟都”系误记。《建康实录》作者许嵩，大约为唐肃宗时人，其书多采遗文，颇补六朝正史之遗漏。上引这条材料，颇异于《三国史记》和《南齐书》，显然另有所据，估计很可能出自北朝的记录。
这样，关于魏伐百济事件，可以找到三条不同的记载。《三国史记》和《南齐书》的记载大概都出自百济的称述，可视为同一系统的材料，而《建康实录》则为另一系统的材料，可能源于北魏的记录。这三条记载内容并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
首先，关于事件发生的时间，有484年、488年和“庚午年”三说。离建武二年最近的庚午年为490年，即南齐永明八年，北魏太和十四年。是年，北魏太皇太后冯氏崩，国丧期间，北魏不可能大举讨伐百济。由此亦可看出，百济的上表，颇有不实之词。至于484和488年二说，在没有其他旁证的情况下，颇难确定。就国际关系来说，两个国家之间发展到爆发战争程度的紧张关系，势必对整个地区产生影响。值得注意的是488年前后，和百济对立的高句丽不同寻常地频繁遣使赴魏。兹将中国与朝鲜古代史籍可以稽查的朝鲜三国同南北朝的交往统计列示如下表。
※ 由于中国史籍在对外交往的记载方面遗漏不少，所以上述统计只能视作最低的数据。通观5世纪80年代，在480—483年的四年间，未见高句丽入魏朝贡；到484年有一次；485年有两次；486和487年各有一次。由此看来，在平常年间，数年一次或一年一、二次朝贡属于正常情况。但在488年二、四、六月，却见高句丽三次入朝；翌年二、六、十月亦多达三次《魏书》卷七《高祖纪》；《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六》“长寿王”。。如此频繁的交往暗示东亚发生了异常的情况，双方有必要增加磋商，此其一。上引《册府元龟》记载，永明八年（490），南齐遣使册立百济王牟大。实际上，牟大早于南齐高帝建元元年（479）即位，翌年即遣使入齐朝贡，获得册封。而武帝永明八年又再予以册封，实难理解。但若与魏伐百济一事相联系，则此疑问便豁然明朗。即百济遣使向南齐报告抗击魏军的事迹，而南齐则通过再度册封以示支持与褒奖，此其二。综合以上对国际关系的分析，魏伐百济很可能发生在488年，即《三国史记》的年代记载比较准确。
其次，战争的地点与规模。根据《南齐书》的记述，魏军为数十万骑兵，战场在百济境内，但具体地点不明。《建康实录》和《三国史记》则无北魏军种数量的记载，只反映战场在百济。众所周知，北魏和百济之间隔着高句丽，因此，若无高句丽的允许，魏军是不可能越境作战的。而这方面的记载，中韩史籍均无所见。此时期，高句丽和北魏虽然密切，但如后所述，关系十分微妙复杂，绝不可能允许数十万魏军过境。那么，另一种可能性就是通过海路进攻百济了。毋庸赘述，北魏的水军是很弱的，完全不具备大规模越海作战的能力，在国内战争时，水上作战的主动权完全控制在南朝手中。运送数十万大军，即使在强大的隋唐时期亦不可能做到，更遑论北魏。因此，北魏与百济的冲突，只能是小规模的。更重要的是，北魏高祖时期，其政治的着眼点在于国内的改革，如实行均田制、迁都洛阳、汉化运动等等。在对外关系方面，则力求维持和平局面。因此根本不可能在没有彻底臣服周邻民族的情况下，舍近求远，大规模征伐百济。《南齐书》和《建康实录》的记载源于作战双方的战报，可信程度都不高，所以后人金富轼在编撰《三国史记》时，采取了比较慎重的态度。
朝鲜三国同南朝均有往来，而北魏对此颇为警惕，在光州海面巡逻防范，力图阻断其交往。高祖时就曾在光州海中截获高句丽前往南齐的使节《魏书》卷一百《高句丽传》。。所以，北魏和百济的冲突很可能也是由此引起的。即北魏拦截并追击百济前往南齐的使船，战斗蔓延至百济境内。
这样一次低层次的冲突，为什么百济要大肆渲染，并向南朝吹嘘报告呢？
北魏拒绝百济提出共同讨伐高句丽的请求，让百济求助于北魏缓解高句丽军事压力的政策转换落空。而高句丽获悉此事后大规模入侵百济，使得百济反而遭到更加沉重的打击。这时候，发生同北魏的冲突，哪怕再小的冲突，也足以令百济对北魏绝望，彻底倒向南朝。故整个北魏时代，文献上可以稽考的百济同北魏的交往仅此一次。相反，百济对南朝的交往却日趋紧密，如表1和表2所示，东晋一百零三年间百济平均十七年派遣一次使者，到宋代显著增多，平均不到五年就派遣一次；齐代平均不到六年；梁代不到八年；陈代八年。显然，百济的友好邻邦乃至强大后援国是南朝。
百济彻底倒向南朝，遂出现南朝—百济的亲密交往关系，同北魏—高句丽外交关系相抗衡。这就给南朝对东亚国家的定位带来深刻的变化。原来，由于高句丽同中国接壤，接触频繁，故南北朝均以高句丽为东亚首要国家 《南史·夷貊传下》说道：“东夷之国，朝鲜为大。”《梁书·诸夷传》也有相同的说法。“朝鲜”一词，在南北朝时代常常用来指高句丽。以上二书均为唐朝史馆编修的正史，其所述当反映了南朝及唐人对朝鲜三国的一般认识。由此上溯，《魏书》卷一百传论说：“高丽岁修贡职，东藩之冠”，同样说明在北朝人眼里，高句丽位居东亚诸国之首。。就南朝而言，其对东亚国家的册封反映了南朝的东亚国际关系秩序。兹将南朝对高句丽、百济和倭的册封情况（新罗因为与南朝建立关系较迟，所以未见册封），列示如表3.
根据表3可知，在南朝的东亚国际关系秩序中，高句丽比百济高一级。到宋代，因为同北魏作战，有求于高句丽，故高句丽的地位进一步升高。宋后期开始，南朝对高句丽的政治、军事利用已经不重要了，故高句丽的实际地位开始下降，到梁代表面化，地位从车骑大将军一路下降为宁东将军。同期，百济的地位节节攀升，从镇东大将军升至征东大将军，反超高句丽，以后一直保持东亚国家的最高地位。亦即南朝的东亚国家间关系秩序，由原来的高句丽→百济→倭，转变为百济→高句丽→倭。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
第四节 倭国与南朝关系的演变
5世纪的倭国，国内外形势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在国内，以奈良为中心的倭朝廷统一了日本列岛大部，除了本州岛东北地区和北海道以外，地方势力被编入倭朝廷的政治序列之中，成为大小不一的国造及豪族，影响一方。在中央，势力强大的若干贵族世袭掌握朝廷的各个职能部门。所以，倭朝廷的统一是相当表面化的，倭王是地方和中央各大氏族的共主，维持中央朝廷内部各大贵族以及中央和地方势力的平衡，不具备中国皇帝的最高政治权力及威望。
因此，借助中国王朝的威望来增强倭王的政治地位，仍是倭国同中国王朝交往的一个重要方面。《宋书·倭国传》记载，“讃”、“珍”、“济”、“兴”和“武”五位倭王先后向刘宋朝贡 关于这五位分别对应于日本史上的哪几位倭王，日本学术界自古以来争论很大，其中争论最大的是前两位“讃”和“珍”应对应于“应神”、“仁德”王，或者“仁德”、“反正”王等，最后三位“济”、“兴”和“武”，一般认定为“允恭”、“安康”和“雄略”王。具体的研究史回顾，参阅笠井倭人《研究史·倭五王》，日本东京，吉川弘文馆，1973年。：讚死，弟珍立，遣使贡献。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表求除正，诏除安东将军、倭国王。珍又求除正倭隋等十三人平西、征虏、冠军、辅国将军号，诏并听。“珍”不但要求刘宋册封他，还提出了“倭隋”等十三人的名单，请求任命。这显然是借重刘宋以助其提高国内政治权威，用中国的职官序列来逐渐建立倭国的职位等级。这一政策上承邪马台国，并被后一代倭王“济”所沿袭，故《宋书·倭国传》记载：（元嘉）二十八年，加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将军如故。并除所上二十三人军、郡。值得注意的变化有两个方面，一是倭国对于借助外部政治权威来加强中央朝廷地位的政治需要，比起邪马台国已经大为减弱，所以，提请宋朝册封部属仅见此二例。这表明倭朝廷的中心地位已经基本确立了。
二是倭国要求册封的职位，已经不限于倭国，而发展到要求授予其对朝鲜半岛南部的统治权。此要求首先见于“珍”，其自称的官职包括新罗、百济、任那，涵盖整个朝鲜半岛南部。至于所谓的“秦韩”、“慕韩”则是历史上的国名，亦即倭国要求宋承认其对朝鲜南部自古以来的统治权。这表明倭国统一国内大部之后，亟欲获取通往大陆的跳板，故而向曾经统治朝鲜半岛约四百年的中国王朝提出对朝鲜半岛南部的统治要求。换言之，倭国视中国为朝鲜三国的宗主国，所以要求转让宗主权。
自乐浪郡被占领之后，中国的汉族政权对朝鲜半岛失去控制，北方为“五胡”建立的政权，东晋在南方艰难立足，面对强大的胡族军事压迫，无暇太多顾及海外。然而在朝鲜半岛，南朝同百济有着深厚的关系。所以，宋文帝除了册封倭国王和任命其国内官员外，没有同意倭国的请求。
于是，下一代倭王“济”在元嘉二十年（443）继续遣使上表，要求统治朝鲜南部国家。元嘉二十八年（451），宋文帝部分同意了倭王的要求，加封其为“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亦即从倭王的请求中剔除与宋朝关系亲密的百济，加入加罗，凑成六国，满足倭王的请求。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元嘉二十七年（450），宋文帝发动了北伐战役，结果惨败，北魏太武帝亲自率大军南下，直逼江防，南方震动，“内外戒严”。翌年正月，宋文帝“以寇逼不朝会” 《宋书》卷五《文帝》，第99页。。宋朝就是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完全改变以往所坚持的外交政策，用取悦倭国的手段来争取国际友邦，同意其对新罗、任那、加罗的统辖，乱了方寸。这同上述北魏宣武帝因内政吃紧而允许高句丽称霸东亚有相似之处。虽然宋朝与新罗、任那、加罗没有外交关系，看似无关痛痒，然而，将本应属于中央帝国专有的权利出让，显然违背了以往的对外关系原则，属于短视的政策。
宋文帝的继承者孝武帝显然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大明六年（462）借倭王“济死，世子兴遣使贡献”之机，下诏称：倭王世子兴，奕世载忠，作藩外海，禀化宁境，恭修贡职。新嗣边业，宜授爵号，可安东将军、倭国王。《宋书》卷九十七《倭国传》，第2395页。这道诏书看似褒奖，实际上收回了对倭国统辖新罗、任那、加罗的任命。尽管这种任命都是名义上的，却具有相当的政治意义。孝武帝迅速地纠正了文帝晚年的外交失误。
倭国显然不满孝武帝的诏书，故倭王“兴”一死，其继承者“武”便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七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不但坚持倭国以前提出的领有六国的请求，而且还把宋文帝封予的“加罗”也加上，成为七国。宋顺帝升明二年（478），“武”遣使朝贡，上表称：臣虽下愚，忝胤先绪，驱率所统，归崇天极，道遥百济，装治船舫，而句丽无道，图欲见吞，掠抄边隶，虔刘不已，每致稽滞，以失良风。虽曰进路，或通或不。……至今欲练甲治兵，申父兄之志，义士虎贲，文武效功，白刃交前，亦所不顾。若以帝德覆载，摧此强敌，克靖方难，无替前功。窃自假开府仪同三司，其余咸各假授，以劝忠节。 《宋书》卷九十七《倭国传》，第2395页。倭王武控诉高句丽阻断其朝贡之路，要求出兵朝鲜和宋朝册封。这时，宋顺帝已经控制不了国内局势，翌年就被齐所取代，在内外交困的时候，重蹈宋文帝晚年覆辙，册封倭王武为“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王”。
然而，武没有获得历代倭王梦寐以求的“百济”，要求出兵朝鲜也未见获得支持，遂中断了同南朝的外交。倭与中国历代的交往，因此中断了一百多年，直到隋开皇二十年（600）才告恢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