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出巡，到达显仁宫。官吏因为准备的物资不够用，受到处分和降职。魏徵劝道：“陛下以存储不足为理由，处罚官吏，我担心类似的风气互相助长，终有一日造成民不聊生，这绝不是陛下巡幸各地的本意。从前隋炀帝暗示郡县进献食品，以献品的多寡作为赏罚依据，造成天下百姓的叛离。这是陛下亲眼所见，为什么打算效法呢！”太宗震惊地说：“没有你，我听不到这类话。”于是对长孙无忌等人说：“我从前也曾路过这里，那时买饭进食，租房住宿，如今供奉如此，怎么就嫌做得不够呢！”
太宗问谏议大夫褚遂良：“舜帝制造漆器，进行劝谏的竟达十多人。我真不明白，这有什么好进谏的？”褚遂良回答：“穷奢极欲，是导致危亡的根源。漆器不能满足了，便会进一步使用金玉。忠臣敬爱君主，一定要防微杜渐，如果祸乱已经形成，就用不着再去劝说了。”太宗说：“是这样的。你一旦察觉我有什么过失，也应当劝谏于发轫之时。我观察前代不听劝告的帝王，不是说‘已经那样做了’，就是说‘已经答应过了’，就是不能改悔。照这样下去，想要避免危亡，做得到吗？”（《资治通鉴》卷191～194、196）
少封爵
唐朝建立之初，高祖李渊想通过加强宗室力量的途径巩固江山，从而大封宗族。凡是与皇帝同曾祖、同高祖的远房堂兄弟以及他们的儿子，即使是童孺幼子，一概封王，多达数十人。
太宗李世民当政后，为此征求群臣意见，问“遍封皇族子弟为王，对天下有利吗？”封德彝回答：“前朝只有皇帝的儿子及兄弟才能封王，其他宗亲如果对国家没有大功，便不封王。太上皇（指李渊）厚待皇亲国戚，如此大肆分封宗室，自汉朝以来都不曾见过。封给的爵位既高，就必须多赐给劳役仆从，这恐怕不能向天下人显示自己的大公无私吧！”太宗说：“有道理。我做天子，就是为了养护百姓，怎么可以劳顿百姓来养护自己的宗族呢！”于是将宗室郡王降格为县公，只有少数几位功勋卓著的保持不动。（《资治通鉴》卷192）
让民众休养生息
唐太宗贞观十一年，魏征建议唐太宗广泛听取意见，太宗接受了。
侍御史马周上奏疏，说：“自古以来，国家的兴亡，不在于积蓄的多少，而在于百姓的苦乐。仅就近世考察，隋朝洛口仓的储备落入其敌李密之手，东都洛阳积存的布帛落入其敌王世充之手，这些东西都成为他们打击隋朝的资本。同样的，隋朝西京长安的府库也为我大唐所用，直到今天还没有用完。储备固然不可缺少，但要以民众有剩余为前提，然后才可以收取上来，切不可强行聚敛，以免激出反叛从而成为资敌之物。倡导节俭而使人民得到休养，陛下在贞观初年已经亲身履行了，而今再度实行，并非难事。陛下一定在为长治久安进行谋划，其实不必向遥远的古代寻求办法，只要像贞观初年那样，天下就非常幸运了。”太宗看到奏疏后，称赞了很久。（《资治通鉴》卷195）
椽子和瓦片
唐太宗指着殿宇对侍臣说：“治理天下如同建造这座屋子，营造的结构确定下来，就不要多次改变移动（营构既成，勿数改移），哪怕是一根椽子，一块瓦片。更换椽子势必动摇顶棚，翻动瓦片就要踩踏屋顶。如果为了追求新奇功业，改变法度，不固守治国之道，那么就会给天下造成劳苦和搅扰。”（《资治通鉴》卷196）
唐睿宗召见天台山道士司马承祯，请教阴阳术数方面的问题。司马承祯说：“追求‘道’的人，走的是减少又减少一直减少到无所作为的路（道者，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怎么肯耗费心力去研究阴阳术数呢！”睿宗又问：“治理身体，贯彻无为的宗旨是至高境界，那么治理国家的宗旨又是什么呢？”司马承祯答：“国家与身体是一样的，顺其自然去做，心里没有自我的东西，天下就治理好了。”睿宗叹息道：“古代真人广成子所说的话，没有人可以超越。”（《资治通鉴》卷210）
省其征役而已
唐高宗对大臣们说：我思考养育民众的办法，不得要领，请诸位谈一谈。
来济回答：从前齐桓公出游，遇到一位老人，老人对他说，只要国君您不侵害农桑之事，民众就能得到温饱。“所以，”来济强调，“君主养育民众，不过在于节省征召劳役罢了。（故人君之养人，在省其征役而已。）希望陛下考虑所需役丁数量，除必需之外，其余一律免除。”高宗答应了。
由于营造宫室，再加上频繁的征讨，马厩中饲养的马超过万匹，致使国库逐渐空虚。东台舍人张文瓘（guàn）劝谏道：“隋朝的鉴戒并不远， 希望不要让百姓产生怨恨。”高宗接受他的意见，减少马匹数千。（《资治通鉴》卷200～201）
唐朝时佛教盛行，武则天想建造一尊大佛像，为筹集资金，打算让全国的和尚尼姑每人每天捐出一文钱。狄仁杰上书劝阻，认为如今的寺院在规模上已经超过皇家宫殿，营建这些寺院无法借助鬼神之功，只能依靠百姓出力；所需物资也不会从天而降，只能来自田地，由百姓负担。狄仁杰以前朝为教训，说：“梁武帝、简文帝父子对佛寺的施舍无限，等到三淮、五岭叛乱迭起的时候，尽管寺院佛塔满街，却无法挽救国灭人亡之祸；尽管和尚尼姑遍地，又哪里能充当勤王救主之师！”
接着，狄仁杰谈到这尊大佛像工程，认为即使全国和尚尼姑捐的钱都收齐了，也不够建造佛像所需费用的百分之一。再说佛像不能露居旷野，这么大的佛像必须配备百层高的殿堂，再加上附属建筑，工程极为浩大，要耗费无数物资和人力。如来创立佛教，以大慈大悲为宗旨，如此劳民伤财，岂不与佛教宗旨相背离？
最后狄仁杰说：“近年来水旱灾害时有发生，边境又不安宁，如果为修建大佛像而耗费国库资财，又用尽民力，那么万一哪个地方有灾难，拿什么去救援呢？”
武则天回答：“你劝导我行善，我怎么能违背你的意愿呢？”于是停止了大佛像工程。（《资治通鉴》卷207）
精简兵员之功
五代时，禁军官兵世代相袭，毫无斗志，每遇强敌，不是逃跑就是投降。后周世宗郭荣通过高平一战，亲身体会到它的弊病。他对身边大臣说：“兵不在多而在精，如今一百个农夫也未必能够供养一名披甲的士兵，怎么能榨取民脂民膏，去养活这帮没用的东西（奈何浚民之膏泽，养此无用之物乎）！勇健与懦弱不加区分，拿什么去激励士众！”
于是世宗对各军进行精简。命令赵匡胤挑选精锐组成殿前部队，其余骑兵、步兵各军，分别由将帅挑选组成，终于实现了兵强马壮，是近代以来不可比拟的。这支军队征讨四方，所向披靡，捷报频传，这就是精简兵员的功效啊！（《资治通鉴》卷292）
小结
这里有两点特别应该引起我们的思索。一点是爱物与惜民的关系。前面说过，治政者容易忽略财物后面的人，见物不见人。比如今天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有些不一定是民生所需，民众意见很大。之所以发生这类事情，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把物与人相脱离，满足于工程摆在那里，根本不去想一想其中耗费了多少民力。再往大里说，片面追求物质生产也属于这种思维，为了发展而发展，为了数据而数据，为了GDP而GDP。如果从惜民出发而不是从财富出发，官员的决策就会慎重得多，有人情味得多，会得到民众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另一点是精简，党史上的精兵简政，就是这方面的一次模范实践。精兵简政是抗战形势下的1941年1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开始推行的施政方针，精兵主要是提高部队战斗力，简政主要是以精干的行政机构和正规的工作制度提高办事效率。这项政策的提出有一个小插曲：这一年6月的一天，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工作和农民负担问题。下午风雨骤至，一个炸雷击断了礼堂的一根木柱，坐在旁边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触电身亡。同天一位农民的毛驴也被雷电击死。这位农民逢人就说：老天爷不开眼，响雷把县长劈死了，咋就不劈死******？当时军政人员过多，陕北地穷人稀，粮税负担十分沉重，老百姓受不了。这告诉我们，即使政权代表人民，即使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民族和国家，也必须体恤民力，否则就会被民众视为陌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