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后汉隐帝时，郭威平息了李守贞等人的叛乱。郭威查阅李守贞的公文书信，发现其中有朝廷权臣以及藩镇刺史与李守贞来往的书信，内容悖逆。郭威打算报告朝廷，秘书郎王溥劝道：“鬼魅趁着夜色争着出来，一看见太阳自己便会消失。请把所有公文书信都烧掉，以便安抚那些三心二意的人。”郭威听从了。（《资治通鉴》卷288）
适中为上
东汉初年，朝臣就当时法律的评价发生争论。太中大夫梁统上书光武帝刘秀说：“臣所奏请的，并非主张严刑峻法。《书经》说：‘治理百姓，刑法要适中。’所谓适中，就是既不轻也不重。从高祖到宣帝，海内被称为治平，到了元帝、哀帝，盗贼渐渐增多，都是由于刑罚不适中而愚昧无知者轻易触犯法律所致。由此看来，减轻刑罚的做法，反而酿成大祸。对奸诈不轨的人加以恩惠，就是伤害善良的人！（惠加奸轨，而害及良善也！）”（《资治通鉴》卷43）
唐太宗对大臣们说：“古语有这样的说法：‘宽赦是小人的幸事，却是君子的不幸。’（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还说：‘一年中实行两次大赦，让善良的人无言。’纵容恶草会损伤好谷子，宽赦罪犯会使善良的百姓遭殃，所以自从我即位以来，虽然有机会进行大赦但从不利用，就是因为担心小人有恃无恐，轻易触犯法律章程。”（《资治通鉴》卷192）
宽严的主观条件
东汉时，桓帝下诏征集民间人才。一个叫崔寔的人写了一篇名为《政论》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这样说：
“凡是治理天下的君主，如果不具备最好的品德，那么，采用严厉的手段，就能够进行治理；如果采用宽松的手段，国家就会陷入混乱。凭什么这样说？西汉宣帝，明白治理民众的道理，懂得为政的真谛，所以采用严刑峻法，使为非作歹的人心胆俱裂，结果海内清平，天下安静，总结他的政绩，高于文帝。等到元帝即位，在许多方面放宽了政令，终于致使朝政衰败，皇帝的威势和权力开始下降，西汉政权后来被王莽篡夺，实际上就是在他那里埋下祸根的。为政之道的得失，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二。从前孔子作《春秋》，褒奖齐桓公，夸奖晋文公，赞叹管仲，孔子难道不赞美周文王、周武王的为政之道吗？当然不是，孔子之所以这么做，实在是为了倡导通达权变、拯救时弊的道理。圣人能够与时俱进，而庸人则苦于墨守成规。（圣人能与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变。）”（《资治通鉴》卷53）
实施宽政的官吏
东汉桓帝时，朝廷征召刘宽担任尚书令。刘宽先后担任过三个郡的太守，他温和仁爱，为政宽松，即使事情再紧迫，也从来没有疾言厉色过。凡是官吏和人民犯了错误，只用蒲草做的鞭子抽打，目的是使他们在精神上感到羞辱，始终不肯进行肉体惩罚。每次见到地方父老，总是鼓励他们努力从事农耕。遇到年轻人，便劝勉他们孝敬父母，友爱兄弟。人们都很高兴地接受他的教化。（《资治通鉴》卷55）
东汉献帝时，杜畿治理河东郡，以宽大为主，广施恩惠。百姓来打官司，杜畿为他们讲解仁义道德，分析事理，让他们回去好好考虑。父老们都自相责备，不敢再去告状。杜畿劝勉百姓努力耕田，种桑养蚕，鼓励他们饲养牲畜，使得家家户户都富裕起来。之后兴建学堂，推举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的人；修造城防，制作武器，加强作战训练，地方很快安定下来。杜畿在河东郡任职16年，政绩常常被评为天下第一。（《资治通鉴》卷64）
三国时，蜀帝刘备去世，孟获等人煽动各地的夷族叛乱。由于遇上国丧，蜀相诸葛亮对叛众采取抚慰对策，没有派兵征讨。他的想法是等人民生活安定、粮食充足后再使用民力，为此他一心发展农业，种植粮食，坚守关隘，使百姓休养生息。条件具备后，诸葛亮征讨孟获。孟获深得当地汉人和夷族的信赖，诸葛亮决定生擒孟获。俘获孟获后，诸葛亮带他观看蜀军的军营战阵，问他：这样的军队如何？孟获答：过去不知道贵军虚实，结果遭到失败。
如今承蒙您允许我参观，如果贵军只是这样的军队，我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获胜。诸葛亮笑了笑，释放了孟获，约他再战。前后把孟获放回七次，又生擒七次，最后诸葛亮仍将孟获释放，孟获却不走了，对诸葛亮说：您有天威，南方人不会再反叛了！于是诸葛亮到达滇池。（《资治通鉴》卷70）
西晋时，王承任东海郡内史。有个小吏偷了池塘中的鱼，主簿要追查这件事。王承说：“周文王的园林，是与民众共同享用的。池塘中的几条鱼又有什么值得吝惜的！”（《世说新语·政事》）
南北朝时，南齐任命萧缅为雍州刺史。萧缅运用刑法很有一套，逮到小偷强盗，一律赦免释放，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如果第二次犯法，才给予严惩。百姓对他是既敬畏又爱戴。（《资治通鉴》卷137）
治军也要宽容
东汉末年，朝廷法令规定：被征招的士兵逃跑，要追究他们的妻子儿女。尽管法令严厉，但仍然不能消除士兵逃亡现象。曹操打算加重对逃兵的惩罚，将被追究的亲属扩展到士兵的父母兄弟身上。理曹掾高柔说：“士兵逃跑，固然可恶，但我私下听说，其中也常常有人后悔。我认为，应当宽恕他们的妻子儿女，这或许可以诱使他们回心转意。原有的法令已经断绝了他们返回的意愿，要是再加重刑罚，恐怕今后军队中只要出现一人逃跑，其他人唯恐自己将遭到株连，也会跟着逃跑，那时即使要杀人，也无人可杀了。可见，加重刑罚非但不能制止士兵逃亡，反而会促使更多的人逃亡。”曹操说：“很好！”停止了处死逃兵的刑罚。（《资治通鉴》卷67）
东晋谢安辅政时，士兵仆役时常逃亡，大多藏身于京城南塘一带的船中。有人提出同时搜查所有船只，谢安没有答应。说：“如果连包容这种人的胸怀都不具备，这里怎么能够称得上是京都呢？”（《世说新语》政事）
以实际需要为转移
三国时，诸葛亮辅佐刘备治理蜀地，很推崇严刑峻法，人们多有不满和怨恨。法正对诸葛亮说：“昔日汉高祖入函谷关，约法三章，秦地的百姓感恩戴德。希望您能放宽刑律和禁令，以顺应民望。”诸葛亮说：“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秦朝暴虐无道，政令苛刻，所以一介草民大呼一声，天下顷刻土崩瓦解，这就是汉高祖采取宽政从而获得很大成功的原因。但蜀中情况不同，前主政者刘璋糊涂软弱，从其父刘焉起，刘家的统治完全依赖典章和礼仪，德治不能弘扬，法治不能整肃，君臣之道，渐渐毁坏。我现在以法令树立威严，上下都遵守规矩，治国的要义，由此也就彰显出来了。”（《资治通鉴》卷67）
对己严待人宽
三国时，东吴大将吕蒙击败关羽。他到达江陵，释放了被关羽关押的魏将于禁，抚慰被俘获的关羽家人和将士家属，同时严令全军不得骚扰百姓，不得向百姓索取财物。
吕蒙帐下有一个亲兵，跟他是同乡，从百姓家中拿了一个斗笠遮盖军队的铠甲。铠甲虽然是公物，但吕蒙仍然认为他违犯了军令，不能因为是同乡的缘故而破坏军法，便流着眼泪下令将这个亲兵处斩，全军震惊。地方秩序迅速恢复，路不拾遗。吕蒙还在早晨和晚间派亲信去慰问和抚恤老人，询问他们的生活困难，给病人送医送药，给穷人送粮送衣。关羽库存的财物珍宝，全部封存，等候吴主孙权派人前来处理。（《资治通鉴》卷68）
司马氏为什么能够取代曹氏
三国时，魏国出兵伐蜀，吴国有人对张悌说：“魏国朝政大权落入司马氏以来，国内屡现乱象，民心尚未归服，如今又劳师远征，岂能取胜？”
张悌答：“不然。曹操虽然功盖中原，百姓们畏惧他的威严却不感念他的恩德。曹丕、曹睿继承他，刑罚苛繁、劳役沉重，驱使民众奔波，就没有安生过。司马懿父子累世立有大功，废除苛政，实行宽政，为百姓谋划着想，解救他们的疾苦，民心归顺司马氏已经很久了。尽管淮南出现三个叛逆，而腹心之地不受惊扰；魏帝曹髦被杀，也没有引起叛乱。再加上司马氏能够任用贤能，使他们各尽其能，所以司马氏的根基很牢固，计划都一一实现了。如今蜀国是宦官专权，国家没有政策法令，再加上穷兵黩武，民众劳顿兵士疲惫，竞争于外，疏忽于内。魏国实力本来就强于蜀国，智谋又胜出一筹，取胜大概不成问题。唉！魏国得志，下一步该轮到我们吴国遭殃了。”（《资治通鉴》卷78）
首恶必办，胁从不问
东晋时明帝，朝廷平息了王敦叛乱，诏令对王敦的重要党羽革职除名，其余僚属禁锢不用。温峤上书说：“王敦其人刚愎自用，不讲仁义，残暴杀戮，朝廷无法制约，亲朋不能劝止。他幕府中的人，畏其淫威，闭口不言，侧目而视，实在是因为贤人君子之道业已终结，时运乖背，只能静待其恶贯满盈而走向灭亡，这就是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其中陆玩、刘胤、郭璞这几个人经常与我交谈，所以我很清楚他们是怎么想的。如果这些人确实是助纣为虐或者诱导作乱，自然应当依据刑律严惩不贷；如果是迫不得已而身陷其中，我认为应该加以宽恕。现在我将陆玩等人的情况如实上奏，希望陛下依据仁圣之道裁决！”明帝最终听从了温峤的意见。（《资治通鉴》卷93）
南北朝时，北周将讨伐稽胡，商议要直捣他们的巢穴。齐王宇文宪说：“稽胡的部族很杂，大多居住在山谷险峻的地方，只靠军队的一次行动，不可能将他们全部消灭。应当除掉他们的首领，对众人加以慰劳安抚。”北周国主采纳了他的意见。（《资治通鉴》卷173）
唐肃宗时，安史之乱基本平息。有大臣建议，按照法律，那些投降过叛军的官吏应当处死。肃宗准备接受这一建议。礼部尚书李岘不同意，说：“当时天子避走南方，人们各自逃命。那些投向叛军的官吏不是陛下的亲戚就是功臣的子孙，现在如果一概以叛逆罪把他们处死，恐怕违背陛下的仁恕之道。况且黄河以北尚未最后平定，还有不少臣子留在叛军中，如果能够宽大处理，就为他们打开了一条自新之路；如果诛杀，就会坚定他们依附叛军的心意。《尚书》说：‘首恶必办，胁从不问。’（歼厥渠魁，胁从罔理。）希望陛下慎重考虑。”最后肃宗采纳了李岘的建议。（《资治通鉴》卷220）
平乱
南北朝时，南朝宋国明帝任命孙谦为巴东、建平二郡太守。孙谦赴任前，明帝让他招募1000人跟随前往。孙谦说：“蛮夷之所以不服，是由于官府对他们过于苛刻，何必兴师动众，耗费国家经费？”坚决不肯接受。孙谦到任后，开诚布公，推广恩德信义，蛮人、獠人全都敞开胸怀欢迎他，争相进献金银财宝。孙谦一律给以抚慰开导，拒绝了他们的馈赠。（《资治通鉴》卷132）
隋朝文帝时，居住在岭南地区的夷族、越族等族群多次起兵反叛，隋文帝任命令狐熙为桂州（治所在今桂林）总管十七州诸军事，允许他相机行事，授权他以朝廷的名义任免州刺史以下各级官吏。令狐熙到任后，大力推行宽政。夷族和越族酋长互相说：“从前各任总管总是以武力相威胁，今天的总管却以亲笔书信来开导，我们怎么能再违抗呢？”于是相继率部归降。俚族首领宁猛力已经占据南海（治所在今广州市），朝廷曾任命他为安州（治所在今广西钦州市）刺史。宁猛力依仗地形险要，桀骜不驯，从不参拜朝廷派来的总管。令狐熙待他以恩德信义，宁猛力大受感动，前来总管府拜见，表示服从。令狐熙奏报朝廷，把安州改称钦州。（《资治通鉴》卷178）
宽严关系兴亡
唐宪宗问宰相们：“为政的宽与严，哪个应当为首？”权德舆答道：“秦朝因为残酷苛刻而灭亡，汉朝因为宽和大度而兴盛。（秦以惨刻而亡，汉以宽大而兴。）我朝太宗皇帝观看《明堂图》，发现人的背部有许多重要穴位，便下令禁止抽打脊背。所以自从安禄山、史思明叛乱以来，尽管屡屡出现悖乱反叛之臣，但很短时间便都自取灭亡了。这是由于列祖列宗的仁政维系着人心，人们不能够忘怀过去的恩典啊。如此看来，为政的宽与严，孰先孰后，便一目了然了。”宪宗认为权德舆说得好。（《资治通鉴》卷238）
不能以夏桀代替夏桀
唐宪宗时，军阀李师道被铲除。李师道在败亡前的几个月，紧张多疑，听到风吹鸟飞，就怀疑有什么变故，于是以更加严厉的手段控制其盘踞的郓州，禁止人们在一起饮宴聚会，不许行人交头接耳，如有违犯，处以严刑。魏博节度使田弘正来到郓州后，下令废除这些严苛禁令，让百姓随意游乐，寒食节七昼夜不禁行人往来。有人劝田弘正说，郓州人追随李师道数年，与朝廷为敌，现虽已平定，人心尚未安稳，不可不防。田弘正答：“如今叛乱的首要已经铲除，应该实施宽政，如果仍以严刑治理地方，那就好比是以夏桀来代替夏桀，又有什么变化呢？”（《资治通鉴》卷241）
宽政的底线
唐武宗问宰相李德裕社会上的情况，李德裕说：“陛下您的严厉决断令人难以猜测，外面的人很是惊诧恐惧。过去强盗叛军残暴横行，固然应该以严厉的手段制服他们；如今天下已经平定，希望陛下能以宽政进行治理。使犯罪的人受到惩罚而没有怨言，使为善的人正常生活而没有惊恐，这样的为政就可以说是宽政了。（使得罪者无怨，为善者不惊，则为宽矣。）”（《资治通鉴》卷2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