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政是把信义贯彻于治政所形成的一种作风。信作为行为规范，主要解决的是说与做的关系，就是俗话讲的说到做到。现在常见于报端的“政府公信力”就属于信政范畴。与前面一样，信政也是仁政的延伸。学生子张请教什么是仁，孔子讲了五个方面，即“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信是仁爱的一个具体表现。
信的功用在于成事。孔子说过这样的话：“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论语·卫灵公》）意思是，君子以义为本质，通过礼的形式去实行，用谦虚的态度来表现，依靠信用来完成。就治政而言，可以这样说，所有举措最终都是通过信用来兑现的。
信政主要是两个方面：施政靠信用，成功靠信任。
（一）信用
要义
子贡问如何治理国家，孔子讲了三条：“足食，足兵，民信。”即保证充足的粮食，保持强大的军备，建立政权公信。子贡问，如果必须去掉一项的话，减去谁呢？孔子答：“去兵。”子贡又问，如果必须再去掉一项呢？孔子答：“去食。”然后总结道：“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是说，没有饭吃、没有兵来保卫，是会死人的；然而死人并不可怕，自古以来哪有不死人的？但绝不能丢失信用，一旦民众不再信任政权，统治者就会塌台。与粮食、军队相比，信用更根本。国家制定的政策、方针，发布的法令、政令，推行的决定、措施，是对民众的最大承诺，一定要恪守，给予兑现。古人主张不轻易更改法律和传统，一个考虑就是生怕动摇信用。如果由于种种原因承诺不能兑现，一定要解释清楚，取得谅解，绝不能不了了之。
政权跟人一样，也有一个立身问题，信誉是政权得以站得直立得稳的保证。
故事
诺言不可毁
齐桓公进攻鲁国。鲁国抵挡不住，请求通过结盟听命于齐国，齐桓公同意了。
鲁庄公带着曹刿（guì）登上盟会的高台。鲁庄公突然伸出左手制住齐桓公，右手握剑对准他说：“鲁国都城本来距离边境有几百里，现在只剩50里了，没法活了。这跟与你拼命而死是一样的，不拼命是死，拼命也是死，总之是一死，就让我死在您面前吧。”
齐国的管仲和鲍叔想冲上高台，曹刿按剑立在两个台阶之间，厉声说：“两位君主自然会另行安排，不许打扰他们！”
鲁庄公说：“齐鲁两国以汶水为界就可以了，否则我求一死。”管仲在台下叫道：“应该用领土来保卫国君，而不是用国君保卫领土，请您答应他吧！”
齐桓公只好同意，双方签订了盟约。
回来后，齐桓公就后悔了，不想把汶水以南的土地还给鲁国。管仲说：“不可以。鲁人最初只是想劫持您，订立盟约不过是个借口，您却没有看出来，这不能说是明智；危难之际，做不到自主，这不能说是勇敢；许下了诺言，却又反悔，这不能说是守信。不明智、不勇敢、不守信，有了这三条，是不可能建立功业的。把土地还给鲁国，虽然有所损失，但得到了信用。用400里土地去换取天下人的信任，您还是合算的。”
鲁庄公是仇人，曹刿是敌人，对仇敌都信守诺言，更何况对一般人呢？齐桓公能够多次与诸侯会盟，号令天下，就是由此产生出来的。（《吕氏春秋·贵信》）
信用的力量
晋文公征讨原国，只准备了3天的粮食，约定3天结束战斗。然而到了约定期限，并没有攻下原国，文公下令退兵。
这时，间谍从城里送出消息说：“原国人马上就要投降了。”
一个军吏听到了，对文公说：“请国君您等一等，原国人已经支持不下去了。”
文公说：“信用，乃是国家的珍宝，是民众生存的依靠（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如果我们不按照说过的话去做，只顾眼前不顾长远，虽然得到了原国民众还会依赖我们吗？得到原国而失信于民，这样的事情我不会做。”
于是晋军撤退。刚刚退出30里地，原国人投降了。（《左传·僖公二十五年》）
卫国人听到了这件事，说：“晋国的国君如此信守诺言，我们怎么能不归从呢？”也跟着投降了。
孔子记下了这件事，说：“进攻原国得到卫国，是因为恪守信用啊。”（《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无所畏惧
春秋时期，晋国与楚国争霸，战火连连，殃及其他国家。大家都受不了了，于是各国大夫在宋国聚会，决定休战。楚国参加结盟的代表是令尹（相）子木，晋国的代表是执政大夫赵武。子木贼心不死，动了歪主意，想趁晋军放松戒备之机偷袭对手。子木对楚国大夫们说：“此时一击就可以歼灭晋军并且杀掉赵武，这样晋国就会一蹶不振。”
赵武获得了这个消息，心中非常不安，找大夫叔向商量。
叔向瞧了他一眼，说：“您慌什么？没什么可担心的。暴力压不住忠诚，谎言压不住信用。如果一个人心怀忠诚，守持信用，说明他的德行很深厚，他做人的根基很牢固，对这样的人，外界任何力量都撼动不了。如今，我们用忠诚对待诸侯，又用信义来证明我们的赤诚；而楚国也信誓旦旦，所以我们根本用不着担心。要是楚国真的袭击我们，就是践踏自己的诺言，背叛自己的忠诚。自食其言的人不会再被人相信，背叛忠诚的人不会再有朋友，这样的人怎么能够伤害晋国？即使楚国偷袭得手，诸侯以后也不会跟它走。事情明明白白地摆在这儿，您怎么就这样顾及个人安危呢？您要是真的死在这儿，晋国的盟主地位就巩固了，您还有什么好怕的呢？”
于是，晋军更加松懈，白天无人瞭望，夜晚也不设岗哨。楚国令尹子木心里发虚，终究没敢行动。（《国语·晋语八》）
言如鼎重
齐国攻打鲁国，索要一只鼎。这只鼎是鲁国的国宝，它的形状像一座小山，所以取名岑鼎。鲁国的国君找了一只替代品，装上车派人送到齐国。齐国的国君围着这只鼎绕了一圈，怎么看怎么别扭，怀疑它是冒牌货，把它退了回去。让人带话说：“要是贵国的柳下季说这只鼎是岑鼎，我就接受它。”柳下季也被称为柳下惠，是鲁国的大夫，品德高尚，声名远扬。
鲁国国君赶紧找来柳下季，让他出面证明。
柳下季说：“您向齐国国君行贿，是想用岑鼎免除国家的灾难。然而——”柳下季话锋一转，“我也有自己的‘国家’，这就是我的信誉。以败坏我的‘国家’来保住您的国家，这是我非常为难的。”
终于，真的岑鼎装上车送到齐国。柳下季不仅维护了自己的信誉，也保存了鲁国。（《吕氏春秋·审己》）
令在于守
孙武以他撰写的兵法十三篇进见吴王阖闾，孙武每陈述一篇，吴王便不由赞叹“好”。听完后，吴王非常高兴，问：“先生的兵法是否可以稍稍演示一下呢？”孙武说可以，并说不出后宫即可演习，由宫女担任角色。吴王将宫女交给孙武。
孙武将几百个宫女分成两队，任命吴王的两个宠妃当队长，吩咐她俩每人率领一队。然后让宫女披上铠甲，戴上头盔，手持利剑和盾牌站好。接着，孙武宣布军法，告诉她们必须服从军令，给她们讲解如何随着鼓声前进和后退、向左和向右移动、立定和旋转。孙武最后强调：“听到第一次鼓声，大家都要振作起来；听到第二次鼓声，大家都要呐喊前进；听到第三次鼓声，大家排成作战阵形。”宫女们觉得好玩，捂着嘴吃吃地笑。
孙武没有理睬，拿起鼓槌敲响了鼓。没有人当回事，只听到笑声。孙武一连说了几遍，反复声明，宫女们就是笑个不停。
孙武突然怒火冲天，双目圆睁，头发一根根立起来，声如虎吼，命令执法官：“取斧头和砧板来！”刑具摆好后，孙武说：“军法不明确，军令不守信，罪在将军；禁令已经发布，三令五申之后，士兵置若罔闻，罪在队长。军法官！”孙武大声叫道。“在！”军法官应了一声。“按照军法，该当何罪？”孙武问。“斩首。”军法官回答。
孙武下令杀掉两个宠妃队长。吴王在阅兵台上看到这一情况，立即派人奔驰而至，说：“我已经知道将军能够用兵了。请您手下留情，我如果没有这两个妃子，吃东西都觉得没有味道，希望不要杀她们。”孙武说：“臣已经受命为将，将军在军队中执法，即使接到君王的命令，也不会照办。”于是，两个妃子被砍了头。
孙武重新拿起鼓槌，擂响战鼓，队伍闻声而动，井然有序，宫女们个个聚精会神，连眼皮都不敢眨一下。孙武向吴王报告，军队已经做好准备，请他检阅。
吴王摆摆手说：“我已经看到了，请将军下令解散吧。”（《吴越春秋·卷第四·阖闾内传》）
赵孟的说明
吴王夫差被越王勾践包围，吴国危在旦夕。
晋国执政大夫赵孟（赵襄子）把自己的饮食又降了一等，比他在为父亲赵鞅服丧期间的规格还要低。家臣楚隆问：“三年守丧是表示亲情的极致，而今您再次降级，请问这是为了什么？”
赵孟说：“从前吴王与先父有过盟誓——‘共荣共辱’。现在越国围困吴国，作为继承人，我应该率军前往救援；然而以目前晋国的力量，根本做不到。所以我只好通过降低饮食规格来表达心中的内疚。”
楚隆说：“为什么不让吴王知道您的难处呢？”一句话点醒了赵孟，便派楚隆前往吴国进行解释。
楚隆见到夫差，说：“受敝君赵孟派遣，小臣楚隆前来谢罪。大王与先君赵鞅订立‘共荣共辱’的盟约，如今大王陷于危难，敝君赵孟虽然不敢害怕劳苦，但是晋国实力不济，所以无法前来援救，小臣特来禀报。”
吴王夫差跪下叩头表示感谢，说：“我才能不够，未能制服越国，由此给您的主君造成忧虑，谨以此答谢他的关怀。”说罢拿出一小篮珍珠，请楚隆转交给赵孟。（《左传·哀公二十年》）
齐家和治国
吴起拿起一条丝带给妻子看，吩咐道：“你再给我织一条丝带，要跟这条带子一样。”妻子织好了带子，双手奉上。这条丝带织得比原来的那条带子好。不料吴起脸一沉，问：“我吩咐得明明白白，命你按照那条带子来织，而今你却织得这样漂亮，为什么不按照我说的去做？”妻子辩解说：“用的材料跟那条带子一样，只不过特别下了工夫，所以更好看一些。”吴起说：“这不是我所要求的。”
于是吴起叫她穿好衣服，打发她回家。就这样，吴起把妻子休掉了。妻子的父亲来找吴起，请求他让女儿回到吴家。吴起说：
“我家从来没有空话。”（《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吴起为魏文侯镇守西河郡，秦国在边境上建了一个岗亭。这个岗亭实在讨厌，对魏国农人威胁很大，弄得人心惶惶，而攻打它又不值得征调军队。于是，吴起把一根车辕倚在北门外，发布命令说：“谁能够把这根车辕搬到南门外，赐给他上等田地和上等住宅。”哪有这样的好事？开始根本没人响应。终于有一个人按照命令做了，吴起便赏给他上等田地和上等住宅。过了一会儿，吴起又在东门外放了一石赤豆，命令道：“谁能够把这石赤豆搬到西门外，可以得到同样赏赐。”人人都抢着去搬运豆子，生怕错过了机会。接着吴起发布命令：“明天将进攻那座岗亭，能够第一个登上亭子的人，奖给国大夫的爵位，并赏赐上等田地和住宅。”
人们争先响应。吴起下令进攻，只用了一个早晨，岗亭就被拔除了。（《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
大法宝
战国时期，公孙鞅（商鞅）在秦国主持变法。法令已经准备好了，还没有公布。公孙鞅担心民众不相信，便在都城的集市南门立起一根三丈长的木杆，说谁能把它移往北门，便奖赏10金。大家觉得蹊跷，无人响应。公孙鞅又把赏金加到50金。终于一个人上前，将木杆移到了北门，当即便获得了50金的奖赏。于是公孙鞅下令颁布变法的命令。
司马光评论道：“信用，是君主的大法宝（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家依靠人民来保证，民众根据信誉来行动（国保于民，民保于信）；不讲信用不能使用民众，不能使用民众便不能维护国家。所以在古代，成就王业的君主不欺骗天下，建立霸业的君主不欺骗邻国，善于治国的君主不欺骗民众，善于齐家的长者不欺骗亲人。恶劣的人反其道而行之，他们欺骗邻国，欺骗百姓，甚至欺骗兄弟，欺骗父母和子女。处于上位的人对处于下位的人不讲信用，那么处于下位的人也就不相信处于上位的人，上下离心离德，一定走向败亡。到了这一步，即使获得的利益再大，也不能医治国家的创伤；所得到的东西再多，也不能补偿国家的损失，岂不悲哀！从前齐桓公不背离曹沫经手的与鲁国的盟约，晋文公不违背讨伐原国时与大夫们的约定，魏文侯不背弃与园林官员的打猎约会，秦孝公不废除对移动木杆者的奖赏。这四位君王都不是纯粹尊奉道义的人，而公孙鞅尤以刻薄寡恩而著称，更何况当时处于战乱年代，天下时兴欺诈和暴力，然而仍旧不敢忘掉信用以收服他们的百姓，就不要说四海太平时代的为政者了！”（《资治通鉴》卷2）
演习变实战
西门豹治理魏国的邺县（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粮仓里没有存粮，钱库里没有金钱，兵库里没有武器，更糟的是官府里竟连账本都没有。于是有人把状告到魏国君主魏文侯那里。
魏文侯亲自到邺县视察，情况果然跟听到的一样，便皱起眉头对西门豹说：“你怎么把好好的一个地方搞得乱七八糟？要是能够改变做法，那就算了；要是不能，就治你的罪。”
西门豹说：“我听说追求王业的君主使民众富裕，从事霸业的君主使武士众多，走向亡国的君主使府库充足。您是王霸之业的君主，所以我实行的是储备于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