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据司马迁记载是子思所作。《史记》 中讲到，子思曾困于宋，曰：“文王拘于羑里，作《周易》； 尼父厄于陈蔡，作《春秋》，吾困于宋，可无作乎？” 于是，作《中庸》。《中庸》是继《大学》 的人生观确立后，告诉学生该如何在社会上处世立命，那就是要“中庸”，就是要“不偏不倚”，既不“过”，也不“不及”。
《论语》。语录体，记录了孔子与弟子间的问答。据考证，不是一时一人所作，是孔子的弟子或再传弟子的追记，经过几度编辑整理而成。全书共20篇。国内外注释《论语》 之书多达3000余种，为诸子之冠。《论语》 犹如儒家之“圣经”，它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以及儒家基本主张。
《孟子》。是孟轲的言行录和对话篇。它是由孟轲与其学生万章等合作而成。全书分为7篇261章，约35000字。内容广泛，涉及到仁义道德、政治经济、性命祸福等领域。它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孟子的思想。
《易》 即《周易》，为六经之首。《易经》 本是一本占卜算命的书，但后来因被诸子百家争相运用，故而成了中国文化的源头。
《书》 (《书经》 )亦称《尚书》。“尚” 同上，即上古之书，记载了上古时代(夏商周)的政治历史。《书》 也是我国最早的历代政治论文集，上起《尧典》，下讫《秦誓》。可分为《虞夏书》、《商书》 和《周书》。相传计有百篇，秦“焚书” 后仅有29篇。《诗》 (诗经)亦称《毛诗》。西周诗歌名篇选集，计有305篇。秦始皇“焚书” 后，至汉复传。复传本有四：毛亨之《毛诗》、齐国之《齐诗》、鲁国之《鲁诗》、燕国韩婴之《韩诗》。后来，后三者又失传，故今本诗经只剩《毛诗》。《诗经》 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 多采自民间，属于通俗音乐； “雅” 为正统诗歌，与风相对。雅又分大雅与小雅。大雅为贵族作品，属于史诗。小雅是贵族的享受的轻音乐，“颂” 为周天子宗庙祭祀用的庄丽诗篇。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反映了《诗》的主题是很纯洁，很有教养意义的。
《礼》 (义礼或士礼)。孔子在删订六经时，选取了士或儒(职业仪礼家)必须学习的礼制17篇，装订成《礼》。由于儒者最重要的工作是办丧礼，因此，《礼·丧服篇》 最为重要，封建制度的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的礼文也规定得最清楚、最具体。孔子之后，战国时代又出现了《周礼》； 到了西汉又出现了《礼记》 (又分为《大戴礼记》 和《小戴礼记》 )，大戴是指戴德，小戴是指戴圣。后人又把《仪礼》、《周礼》 和《礼记》合称为“三礼”。当然，后二者不属于六经系列，因孔子订六经时，它尚未出现。
《乐》 已失传。据考证，是儒家用来帮助宣传礼教的工具。正如孔子所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安土治民，莫善于礼”。《春秋》 主要记载鲁国的历史，是编年体。记载了上起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下至哀公14年(公元前481年)，共242年的事件。历史上的春秋时期，亦据此而得名。孔子修《春秋》 的目的是通过褒贬古人，教育当政者按照他的理想治国。
《史记》 记载：“孔子修《春秋》，绝笔于获麟。” 公元前481年，孔子正在修订《春秋》，忽有人来报，城外有人捉得一头怪兽。经过描述，孔子确认为是麒麟，孔子于是叹曰：麒麟只在太平盛世才出现，现在并非如此，看来要天下大乱了，灾祸就要来了。于是孔子便把获麟这事记在《春秋》 里便停笔了。从此，历史就进入了天下大乱的战国年代。两年后，即公元前479年，孔子也以73岁高龄逝世。
《春秋》 语简义晦，注解《春秋》 较为著名的典籍有三传：《左传》、《公羊传》、《谷粱传》。
从汉朝董仲舒“独尊儒术” 开始，把《诗》、《书》、《礼》、《易》、《春秋》 等奉为儒家经典。从此，儒学便是仅在“五经”中，“五经” 也成为选拔官员之必考科目。至南宋，朱熹又把《礼记》 中的《大学》 和《中庸》 单列出来，与《论语》 和《孟子》 合称“四书”，亦是儒家晋官之必考科目。至此，便有“四书”、“五经” 之说。
董仲舒之前，汉朝统治者就设立儒经博士，承认儒学的正统地位，但用来治政的还是道家和法家思想(黄老刑名之学)，儒学与之经常发生争执。董仲舒认为，孔子修《春秋》，把大一统当作首要的大事，并认为这是古今之道。现在异说纷呈，百家争执，朝廷无法统一，法制屡变，臣民不知所从，所以应将不属于“五经”、不合于孔子的学说，一概废弃不用，专用儒术。他把战国以来各家学说都统一到儒学中。董仲舒本人亦因此而成为秦汉大一统时代儒学集大成者，号称“群儒之首”，并成为两汉中央集权专制统治的理论奠基人。
董仲舒专治儒经《春秋公羊学》，曾以此获博士官。他的治学方法，是迎合朝廷需要，用阴阳五行的方法，取《春秋》 所记天变灾异广泛地予以附会穿凿，使公羊学彻底的阴阳五行化，儒学亦从此蒙上浓厚的迷信和神秘主义色彩。其他经师们纷纷效法，将阴阳五行加入到经学里来，借以取得朝廷的信任，经学阴阳五行化，成为西汉今文经学的特点。
朝廷把这种阴阳五行释五经的方法推广天下，并作为选官的重要手段，于是士人趋之若鹜。例如，有的经学大师竟用十多万字来解释“尧典” 二字，用三万字解释“曰若稽古” 四个字，有的大师一生只研究一本经书，甚至至死都没研究透。这种繁琐枯燥、空疏荒诞的今文经学扼杀了无数的优秀人才，浪费了大量的脑力资源。
经过董仲舒的一番神秘主义解释后，“四书五经” 与儒学一起，也就益发神秘莫测，其作用与影响也更见深广，并且可以说是妇孺皆知，深入人心。无形中，“四书五经” 成了社会指导思想，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行为规范，亦成了维系二千年封建统治的重要精神支柱。
2.三纲五常：只要义务，不要权利
董仲舒思想对后世影响巨大深远的，当数他提出的“三纲五常”。
所谓“三纲” 最初并不是董仲舒提出，最完整的提法见于《白虎通义·三纲六纪》：
三纲者，何谓也？ 谓君臣、父子、夫妇也。……故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纲原意指网的总绳，这里指君对臣、父对子、夫对妻具有支配、统治的地位和权利。而相反臣对君、子对父、妻对夫只有侍奉和顺从的义务。
“五常” 之说最早见于《尚书·泰誓下》 中“狎侮五常”，是古代伦理的五典。唐人孔颖达解释五常即五典，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董仲舒所提出的“五常” 出自《举贤良对策》中：“夫仁、谊(义)、礼、知(智)、信，五常之道。”“三纲” 强调了绝对的统治与服从的关系，而“五常” 则是调整这种关系的基本原则。
儒家文化的核心是礼教，即等级观念，这种等级观念被董仲舒无限拔高，加以绝对化，成为人们行为的普遍准则，即以伦理纲常的形式固定下来。董仲舒用他的哲学思想体系论证出这种道德伦理规范是“天” 的安排和阴阳五行的体现。所谓“道之大源出于天”，“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
日月运行，自有天道，男女交往，便有人伦。人伦是人间的天道。自然界是天尊地卑，人世间则是男尊女卑。正如孔子在《易》 之《序卦》 中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
这就是“天道”、“天命”，我们应该“尊天命”、“畏天命”。就是讲，“三纲” 即是天道，天道告诉我们“阳尊阴卑”，君、父、夫为阳，臣、子、妇为阴，天地的阴阳不可改变，故三纲也绝不会改变，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等级秩序，便由此奠定了理论基础。
儒家“三纲五常” 最集中的体现便是“忠孝” 二字，臣民爱君王为“忠”，子女爱父母为“孝”。忠孝是一切伦理准则的基础和核心，忠孝观念也成为中国人道德观念的核心内容。这是一种片面的道德义务，它只要求臣、子、妇“尽忠尽孝”，而对君、父、夫却没有任何道德约束。这显然是不平等的道德律令，是对弱者的人权侵犯。
“三纲五常” 首先确立的是一种家族制度，它是礼教或礼治的核心。因此，中国人格外的重“家”。
“家”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非常重的。易中天先生在《闲话中国人》 一书中称中国人几乎达到了“无人不家”、“无事不家”的程度：
公是 “公家”，国是 “国家”，皇帝是 “官家”，朝廷是 “王家”，王爷是 “孤家”，大臣是 “卿家”，老板是 “东家”，老婆是“浑家”，同姓是 “本家”，全体是 “大家”，他人是 “人家”，自己是 “自家”，连儿童也是 “家”：“小孩子家”、“女孩子家”、“闺女家”、“姑娘家”，真所谓人人是 “家”。又比如，务农的是“农家”，开店的是 “店家”，开厂的是 “厂家”，经商的是 “商家”，卖酒的是 “酒家”，医生是 “医家”，内行是 “行家”，学有专长是 “专家”，正所谓行行皆 “家”。
中国人的活动一切都以“家” 为中心。个人的努力并不在为社会服务，而在“光宗耀祖”，在“扬名显亲光耀门楣”。作为“家” 的象征，中国人的“姓” 是很重要的。古人常常用“生不改姓” 来表明自己的决心(女人除外，她们婚后必须改姓夫姓)。因为这个“姓” 正好能够证明他是“×家的人”，他不仅活着时要做“×家人”，即使死了也要做“×家的鬼”。不管是人还是“鬼”，“无家可归” 是天底下最悲惨不过的事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 就为我们讲了许多“孤魂野鬼” 的故事：通常它们都是些无“家” 可归的冤魂，到处游荡，好不凄楚悲切，而一旦这些“野鬼” 找到了自己的“家”，也就入“家” 为安，不再骚扰人间了。
中国人重家，家为“本位”，家为“中心”。家是构成中国社会的最小单位，既然是“最小单位”，家庭成员自然是“忽略不计” 的了。在家庭内部，家为大，我为小； 家为同，我为异。同为大而异为小，小服从大，异服从同。因此，中国人常讲“求大同而存小异”，但事实上，“异” 虽小往往也是不容许“存” 的。谁要想标新立异，忤逆传统，则会被视作“逆子” 而逐出家门。因此，更确切地讲，是求大同而“灭” 小异。
我们都知道，《红楼梦》 中的贾宝玉，就因为不愿意听从“家” 的安排，不愿意与薛宝钗结为“金玉良缘”，而是“标新立异”，追求与另一个表妹林黛玉的“木石姻缘”，结果，被认作是“大逆不道”，遭来合家上下的齐声痛斥。最后，这个“家” 逼死了林黛玉，逼走了贾宝玉。宝黛之爱演变成了封建家庭统治下的经典爱情悲剧。
家族制度或封建礼教是我们儒家文化的独创。据说，儒家创始人孔子是位没有父亲的“私生子” (一说是他很小的时候就死了父亲)，从小就生活在一个不完整的家庭里，对“家” 的渴望自然成了他终生的理念。因此，这位孔先生竟付出了毕生的精力来研究中国人的家庭，制定中国人的家族制度——礼教。“礼教” 或“礼治” 首先设置了家庭内部的等级关系，父亲是“一家之主”，是家庭的绝对权威，妻子和子女都必须无条件地绝对服从他的意志：“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夫要妻休妻不得不休。” 作为子女则要竭尽孝道，事奉长辈； 作为人妻则应恪守妇道，相夫教子。否则，会被视作“逆子” 或“荡妇”，出了“逆子” 或“荡妇”，自然是“家门不幸”，要受“家规” 的处置，所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
国与家是同构同理的，家即是小国，国即是大家。父亲是家里的“皇帝”，皇帝是国家的“父亲”。一国之内，皇帝的权力最大：“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犯上” 就是犯了“国法”，是“叛臣贼子”，不仅要被处死，而且还要在皇帝宣判他的“死刑”后，磕头谢恩，谢皇帝“赐死之恩”。
治国如同治家，事君如同事父。子事父为孝，臣事君为忠。能尽孝道者，一定能忠君爱国，这就是所谓的“孝门出忠臣”；能治家者一定能治国，即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对一个人的评价，不是看他有没有才干，而是看他对上是不是“恪尽孝道(修身)”，对下是不是“治家有方(齐家)”。一个人的本事若能做到“修身齐家”，便可以委以“治国平天下” 的重任。两千多年来，我们一直生活在这种以等级秩序为特征的封建宗法礼教下，遵循着“三纲五常” 的道德说教。具有绝对权威的君、父、夫代表着“家”、“国”，他们的意志、他们的利益便是“家”、“国” 的意志与利益，“家” “国” 的利益至上，任何个人都不允许有自己的个人意志或个人利益。
董仲舒说，人“非若鸟兽然，苟为生，苟为利而已”。把为权利奋斗者，比作鸟兽，相反，“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就是说，尽义务就是尽道义，不应再去计较个人的权利了。后来，这两句话竟然成了中国人的名言。
孔子不也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吗？ 要权利的都是小人，而君子只需尽义务就够了。呜呼，还有谁敢轻言“权利” 二字？
伪善的理学：“存天理，灭人欲”
中国历史发展到了宋朝，儒家为迎合统治者需要，认为“三纲五常” 还不足以约束人们的手脚，必须有更严厉的道德律令。于是把儒家的“三纲五常” 上升为天理，换言之，三纲五常是天理的具体体现。这就是以程(程颢、程颐)朱(朱熹)理学和陆(陆象山)王(王阳明)为代表的宋明理学，亦称“新儒学”。1．道德为宗教，百姓为教徒
二程是宋明理学的奠基人，“理” 或“天理” 观念的发明人。正如程颢所说：“吾学虽有所授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 那么什么是“天理” 呢？
